从大酒店到路边的小饭馆,笔者在美国屡屡被礼貌地请了出去,因为那里“有房顶的地方就不能抽烟”；在超市,笔者想买包烟却又羞涩地给人放了回去,同样的价钱,在国内够买一条红塔山了——除了物价原因,那里的香烟据说要被课以接近100%的重税。

    还是在中国幸福。我高中就抽红塔山,之后GDP猛增了10多年,红塔山的价格反比那时便宜了点；烟草广告里虽不能直接喷云吐雾,但全是“山高人为峰”的品牌豪迈。

    面对中国三点五亿烟民,香港大学林大庆教授昨天有点忧虑,他呼吁用税收手段迫使烟草涨价,让低收入群体被迫戒烟。这个建议当然有点粗鲁：两极分化趋势本就严重,再让穷人连烟都买不起,社会“和谐”气氛岂非全无；而只批准富人有慢性自杀的特权,富人听了也不待见。

    但林教授至少说对了问题的一半。烟草业在中国是暴利行业,除了垄断因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税率偏低。中国取消农业税后却唯独对烟草征税,然而政府还是心软了,国外多数国家的烟草税率都维持在75％以上,我国却仅仅是40％多。最重要的是,国外烟草公司每年动辄亿万美元地乐善好施,中国同行却经常只是装装样子。

    因此,加税肯定是解决烟草弊政的开始,先加个30%“与国际接轨”,让烟企别只关心自己的员工福利,也被动地为社会谋个福利。之后还得应来点系统工程。泰国烟上经常印个大骷髅,一看都恶心。美国、欧洲的公共场所把烟民轰来轰去,这种“种族歧视”很容易激发烟民的戒烟欲望。也许还能来点创意,有评论说,应给戒烟者一周假期奖励——烟民都知道,想控制吸烟的冲动,闷头大睡是最好的无痛方式。

    可惜的是,别说系统工程了,我们连加税这个初级阶段都还没有开始。虽说烟草业是很多省份的经济支柱,但从利国利民的长远角度看,让这个支柱逐渐变成“豆腐渣工程”,肯定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