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文摘》

　　药企也无奈治个普通感冒要花上四五百甚至上千元，哈尔滨出现500多万元的天价医药费。人们在感叹“吃不起药”、“药价虚高”的同时，指责医药企业的“暴利性”自也顺理成章。然而，事实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国务院研究室与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的联合调研显示：医药行业占GDP的比重从10年前的2%剧增到现在的4%，利润却逐年下滑，在全国12大工业行业中名列倒数第2位。2006年第二季度，国内药品生产企业亏损面为26.64%，累计亏损额为21.74亿元，就连被业内誉为“四大家族”的华北制药、石家庄制药、哈药集团和山东鲁抗也陷入困境。这多少有些让人吃惊，作为医药流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医药企业为何没有分得高药价的一杯羹？

　　新药变脸极低的进入门槛，使中国95亿美元的医药生产市场挤进大大小小6700多家企业，几乎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都能看到药厂的踪迹。而大多数企业并不具备研发能力，97%以上都依靠生产仿制药生存。本想达到“优胜劣汰”效果的GMP认证，在当地政府的力保之下，也没能淘汰多少制药企业出局，大家只好继续在好几家甚至上千家企业同时生产同一种药品的非理性竞争环境下，把价格拼杀到最底线。在越来越多的医药企业在稀薄的利润空间里感到将要窒息时，他们找到了新的氧气，那就是新药。新药，就意味着另外一种定价方式，国家发改委对新药的定价主要依据药企上报的成本。“药厂报多少都可以，什么研发啊、设备更新费用啊，所有费用你都能往里面算，发改委根本没法去核对。”一位药企人士这样告诉《财经文摘》。新药政策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利润空间。一时间市场上新药满天飞，价格更是贵得惊人。需要耗费巨大时间和资金投入的新药，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推出？这位药企人士说，“其实哪有那么多新药，很多只是换了下剂型和包装的老药。”有资料称，目前中国每年开发新药800多项，能申请专利的仅有20项左右。如此多换汤不换药的新药能够频频面世，便可知这背后一定是黑幕重重。此前已有报道揭露在国家药监局附近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药品批文地下产业，各种专门的公司帮药企搞新药批文，收费从百万到千万不等。然而，不计代价求得的新药“准生证”也只能让药企享受短暂的狂欢。有人把中国的药品市场形象地比作手机市场，手机价格一直在降，但总有高价新品推出。一种新药推出后，众厂家一窝蜂跟进，把利润做低，厂家又会马上推出另一种新药。被动的推动者不管新药老药，药品从出厂最后到患者手中，价格已是翻了好几番。根据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对2004年中国16个城市258家样本医院用药金额前40位药品的调查，多数药品的出厂价格和最终零售价的差距在2.5至10倍之间。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的罗仲伟长期关注医药行业，他向《财经文摘》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参与药品交易的隐性交易者至少包括：10多万名医药代表，30多万个医院药房和210万名有处方权的医生，上万家招标代理机构，一些医院院长、药房主任和采购员，非法药品集贸市场上大量现金交易的个体药商等等。近年政府积极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图解决药品采购中的回扣问题，在操作中却反而增加了新的流通环节，出现了依赖招标生存的新分食者。据药企人士介绍，在招标制度下，一个药品的“门槛费”从一万到五六万不等，从院长、药剂科、科室主任到医生，上上下下都需要打点。有些药企与医院某些科室结成了很好的关系，这些科室的会议、课题、添置医疗设备，这些企业都会主动帮助买单。给药企直接带来利益的是医生的处方权，而因此便有大量医药代表与医生接触，以回扣形式，“激励”医生开具他们的药品。在国家财政扶持不到位的情况下，医院和医生的公益定位开始扭曲为牟利性质。一位经常穿梭于北京各大医院的医药代表告诉《财经文摘》，北京某医院一年的总利润在1.2亿元人民币，药品利润就占到7500万元。这位医药代表甚至打了这样一个比喻：“科室主任就相当于大商场某个摊位的老板，每年固定向医院上交租金。医生就是他手底下的售货员。说白了，医生看病就是为了卖药。”

　　医院与药企的利益联盟也让医生与医药代表的关系完全公开化。这位医药代表说，医药代表跟医生接触非常公开，完全不避讳医院，只避讳病人。他还透露了这样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有的科室还经常请化验室的人吃饭联络感情，就是为了让他们出示假的化验结果来欺骗消费者，以达到多开药的目的。同时，药价越高，回扣越多，医生自然倾向于开出价格高昂的药品，从而形成了“药品越贵越好卖”的反常现象，像青霉素这样的便宜药反而被挤出城市医院。劣币驱逐良币。贵药现象也进一步刺激药企使出浑身解数以求得一纸新药批文，以抬高药价，拓宽利润空间。批文和医院正是掐住药企头尾的两大力量，两大力量的绝对强势和其间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迫使药企使用大量非常规手段疏通头尾，以争得在医药价值链中的一席之地。因此，药企在药品流通链中的位置非常尴尬，虽然是高药价的直接推动者，但却是被动的推动者。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患者在药品的选择上完全处在医生的掌控之下，而在医院“医药一体”的体制下，医院俨然是药品的准消费者，其用药量占到药品总销售量的八成，这就促使药企必须拱手让出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利润，以便使药品能够进入医院的药房。降价之痛

　　2006年8月28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对青霉素、头孢拉定等99种抗微生物药品进行大幅降价，这已是两年来中国连续第19次药品降价。在一轮又一轮的降价之后，医药企业处境愈显尴尬。因为所谓的降价规定，虽然指明是销售环节的降价，但实际上只能由生产环节的药企来买单。一位药企人士例举一个例子，“假如一零售价为100元的药品降为80元，这个差价医院是绝对不愿意承担的，最后药品虽然是按照80元卖的，但是，我们药厂还是要把这20元返给医院。”

　　罗仲伟也对降价的效果表示质疑：“其结果无非是企业想方设法改换包装、改变剂型、调整规格，改头换面重新审批、重新报价、重新上市，或者就是降低质量，或者无利可图干脆放弃生产，最后这样的药品因无利润已经无人生产，因而消费者还是无法享受药品降价的实惠，甚至会存在无法得到原先价廉效高的普通药品的危险。”

　　并且，按照医院“药越贵越好卖”的规则，罗仲伟推测，“降价药品将导致制药企业在药品营销上更加困难，营销费用会大幅上升，进一步侵蚀利润，使一部分企业难以为继，形成深度负债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今后一段时期有可能出现化学药企业的购并或重组浪潮。”

　　国家进行药品降价的初衷固然不容怀疑，但众所周知，药价虚高的根源还是在价值链的末端即药品的流通领域——医院。这位药企人士希望，正在酝酿中的第20次药品降价下刀的地方会有所不同。本刊记者/樊兰

　　杨政文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