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诟病民主制度的低效率，因为只要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事情就不可能开展。比如建设一条道路，只要有一位屋主不愿意出让他的祖屋，路就修不成了，或者只好拐个弯搞成弯路。与之相对应的高效做法，是宣布此人为钉子户，不识大体，限期之内不搬出就强行拆毁，哪管你守护的是无价的古民居，所以马路拉得又直又宽从来都不是什么难事。许多国家对城市里的贫民区无计可施，对混口饭吃的小商贩也办法不多，只能让城市脏一些、乱一些。相对他们来说，我们的城管队伍可能战斗力更强大，对无证摊贩的铁腕手段在媒体上时有所闻，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亲眼见到的机会也多的是，甚至城管部门还出现了牺牲在小贩刀下的烈士。

　　就算是城管愿意付出血的代价，无证摊贩的顽强存在似乎正在挫败管理者高效的企图。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市民愿意与这些小贩做生意，甚至离开了这些小贩，许多市民的生活就会碰到相当大的困难。他们并不感谢把小贩的担子掀翻在地的城管队员。城管的存在就像进了风箱，两头受气。在这种背景下，据《中国青年报》11月2日报道，在近日举行的“城市治理与和谐社会研讨会”上，贺卫方、郑也夫、李楯、周汉华等法学家和社会学家呼吁重新审视中国的城市管理方式，必须考虑“那些被清扫出市场的下岗职工、失地农民的出路在哪里”，不能盲目追求城市的洁净与整齐。

　　这则报道还援引了国务院的规定，说明“城管执法有法可据”，并不是许多偏激者认为的是非法机构，而且工作很辛苦。“北京城管拥有的行政处罚权共有285项”，这也说明城管是权力很大的部门，随便在街上把一个人拦下来，把这285项一条条对照，都可能找到证据罚人一点钱。

　　城管以“罚出一片新天地”为诉求的执法方式，专家与公众都不领情，可以说是与民意背道而驰。多数人是愿意自己生活方便，同时也给穷人一个谋生机会的。中国是一个还有很多穷人的国家，就算每个城市都复制一个外滩，只要花一小时来到城乡接合部，你就会知道中国的实情。可能只有少数人没去过城乡接合部吧？为什么不敢说所有人都去过城乡接合部呢？因为前段时间，重庆规定副处级以上干部得轮流坐公交车上班，以体验民情。官员们体验后说：“老百姓坐公交车上下班，真是不容易！”这些副处级以上官员，不仅没有到过城乡接合部，可能连高峰期运载着挤得变形的小百姓的公交车都没见过。如果城管仅仅只以“副处级官员以上”的眼光来管理城市，当然觉得城市不需要小贩，就会把他们当成恶意破坏者来嫌恶。如果城管明白自己也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及城市贫民的城管，那可能会生出一些怜悯之心，知道“老百姓靠做点小生意混饭吃，真是不容易”，那样血光之灾可能会少一点。

　　当一个城管在执法时要考虑贩夫走卒的利益，开不了口骂，下不了手打，只能和颜悦色，那么效率肯定会大打折扣，一夜之间城市就变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来迎接检查团的高效率就很难追求了。但是，敲碎别人饭碗、逼人走向极端情绪的效率越低，这个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城市才不是画皮一样虚假的城市。从这点来看，公务员们的工资不宜太高，多挤挤公交车，多光顾一些便宜摊点，对社会和谐是有好处的。

　　(作者系知名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