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不无忧虑地分析了美国房市“大范围降温”的抑制性影响。在一系列短期数据普遍向好的当时，这个悲观性判断看上去有些危言耸听。但10月27日公布的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数字证明，美国经济并没有像大多数持“软着陆”信念的乐观主义者预测的那般稳健有力。

　　据美国商务部初步估算，经季节因素调整后，7~9月美国GDP增长率1.6%，不仅远逊于第一季度的5.6%和第二季度的2.6%，甚至创下了2003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历史低点。

　　更令人惊诧的是，与惨淡GDP增长如影随形的竟是强劲消费动力，第三季度美国消费增长3.1%，大大高于第二季度的2.6%。事实证明，虽然美国经济增长动力70%来自于消费，但“只要有一个支点，撬动地球也并非难事”，房市趋冷直接造成三季度GDP增长1.12个百分点的损失，这一惊人杀伤创下25年来新高。

　　有趣的是，市场主体的视野范围有一种“情绪依赖”的特性，在情绪乐观之时，并不关心经济远景，只有在情绪悲观时，才会耐心审视中长期的走势变幻。在最新数据的当头棒喝之下，美国人开始变得更加深谋远虑起来。遗憾的是，种种期待从中长期分析中寻觅“信心救赎”的努力，只能让预期更加悲观。

　　往往乏人问津的最新学术研究表明，今后几年美国经济潜在中长期增长数字可能仅为2.5%，这可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抛却市场变化、货币干扰、政策刺激等经济因素的中长期波动性影响，潜在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有效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从这两方面考量，美国经济复苏依旧不容乐观。

　　一方面，四重掣肘因素的存在限制了美国有效劳动力对潜在经济增长的支撑。首先，从年龄结构看，“老龄化”问题困扰劳动力市场，“婴儿潮”时期诞生的美国人正在进入老年，美国55至64岁的人口比例从1995年的10.5%上升至2005年的13.3%，这一年龄阶段的劳动者开始逐渐离开工作岗位。

　　其次，从市场进入看，美国年轻人更加注重人力资本投资，推迟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16至19岁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的50%左右下降至现在的40%左右。

　　再次，从性别结构看，美国女性的工作冲动正在下降，从业女性比例从上世纪末60%左右的巅峰水平开始逐年下降。

　　最后，从人口流动结构看，反恐压力的与日俱增减少了劳动力的外来流入，外国流动人口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门槛正在逐渐提高。

　　另一方面，两个原因的存在让美国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推动力受到质疑。首先，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出些许“油价联动性”波动特征，这使得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稳定性潜在下降，最新数据显示，三季度美国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6%，高于二季度的4.4%，此间差别正好与同期油价先涨后跌的起伏波动相映成趣。

　　其次，IT产业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逐渐减小，哈佛大学数位经济学家最新的相关学术研究表明，这一贡献率可能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60%左右下降至新世纪以来的30%左右，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甚至暗示，是减税而不是IT创新推动了潜在经济增长。事实上，市场大多认为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现在约为2.5%，这一水平与上世纪末不可同日而语。

　　也许，在三季度GDP数据的一声惊雷震慑美国人之余，逐渐受到重视的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分析，会让市场更加恐惧，拿什么拯救你，美国经济？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博士）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