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主席语录

　　□记者 宁南

　　水皮猛夸尚福林

　　“尚福林的工作的确干得漂亮。”

　　《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水皮，这位一贯对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层锋芒毕露的“牛虻”，近日在网络变成了“喜鹊”。

“这一届管理层可以说是最务实的，是操作性的管理者，有效推进了股改这个重大的制度建设。”他甚至不吝辞色称尚福林为“最佳证监会主席”。

　　水皮赞音未落，沪综指10月20日盘中突破千八整数关口，创2001年9月25日跌破此关口以来5年新高，迄今为止，沪综指从去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1161点攀升至此，上涨超过50%。与此同时，全球资本市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IPO——191亿美元的中国工商银行(3.4,0.02,0.59%)A＋H上市发行价格日确定，分别在沪港创纪录地冻结6503亿元人民币和4250亿港币资金。

　　如此交相辉映、波澜壮阔的市场景象，不仅水皮，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将之与尚福林联系到了一起。

　　“中国股市历来发大盘新股就会大跌一场。”长期驻扎上海的私募基金经理尤旗告诉《商务周刊》，“远的1997年一周发5只新股，市场从1500点砸到1000点，近的今年8月国航回归A股，股市跌了242点。这次超级大盘股工行A＋H股同发，市场不但没有下跌，周边等待两月多的丰裕资金、想趁大盘下跌买便宜二手股的巨资，由于怕踏空反而在发行前一天提前进场了。”

　　股市“边发边涨”直冲1800点的气势，让这位一年前曾向记者流露“金盆洗手”意思的股市“老八路”，在采访中开始High言High语起来。“政局要靠胡主席，股市最服尚福林。”他反复强调，“这可不是一家之言，这是我们圈子里的共识。”

　　甚至连以“炮轰证监会”为己任的市场评论人叶檀，在批评市场该缓唱股改赞歌的同时也坦承：“要说目前管理层最春风得意的，恐怕非证监会莫属。他们以破釜沉舟的勇气，用一年多的时间取得了股改的成功，本轮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因此被认为是‘最成功的证监会主席’。虽然对于股改是否成功的争议仍在继续，后股改时代的难题也层出不穷，但这无损于尚福林既定的成功者形象。”

　　赞赏还来自政府部门。年中在一次会议间隙的闲聊中，与尚氏多次打交道的发改委财政金融司一位官员告诉《商务周刊》，“没有海外学习背景，也不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但他清楚自己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最厉害的是他知道这事怎么干才能成。2003年刚开始和他打交道，我就感觉他行，但短短三年多能在乱得一塌糊涂的证券市场干得这么漂亮，没想到。”

　　近日，《商务周刊》走访了一位尚氏曾经的老上级，期望了解其对尚福林主政证监会以来的评价。老先生在书案上练书法，笑眯眯就是不答，表示说多了“会影响他们开展工作”。为了不让记者空手而归，他送了一句毛主席语录——“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股改成功，关键是用对了人。”他说。

　　“救火队长”

　　10月13日，首都经贸大学召开成立50周年庆典。1978年，27岁的尚福林考入了首都经贸大学的前身北京财贸学院财政金融系金融班。作为优秀校友，尚福林并没有出现在母校华诞的公开庆典上。

　　“很希望能在这个场合见到老班长，但我们也知道他现在是身不由己。”一位尚福林的同班同学采访中向《商务周刊》介绍，在大学期间，尚福林一直担任金融专业班的班长，“他为人忠厚正直，心胸开阔，稳重务实。话不多，但看问题很准，大家有事都愿意找他。按照当时的话，属于那种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好干部”。她告诉记者，尚福林从不摆架子，几乎每年的大学同学聚会他都参加，“老班长的性格没怎么变，挺难得的”。

　　这种“难得”更在于，如果算上退伍转业人民银行北京市樱桃园分理处的经历，尚福林27年的金融工作经历，从央行综合计划司副处长、处长，到计划资金司副司长、司长，直至央行行长助理和央行副行长，未越级、未滞任，一步不落走过了每个台阶，且一路畅通，最后升任副行长仅45岁。

　　“这说明他在工作中是名致所归、不负众望。”老上级对尚福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论是为人还是工作，很难找到弱点，“因为待人真诚，公私分明，不贪功，不守俗，面对复杂问题，能够迅速打开局面，是个难得的帅才”。他介绍说，正因为如此，“福林做处长时就开始充当‘救火队长’，市场流传基总理处理‘三角债’时对其‘飞来的尚福林’的夸赞，既是明证，也是对其人才难得的流露”。

　　性格决定命运。尚福林早年的这些精神特质，深刻影响了其主政证监会的事功。

　　按照水皮的说法，中国证监会主席坐得就是“火山口”。“证监会主席这个位置，在部级干部中应该说是最伤心劳神的。只要股市一开盘，就有涨有跌，涨多了怕狂热，跌多了怕稳定，这根神经不由自主地就给抻得紧紧的。”水皮说，最要命的是，“每天面对的还是6000万时刻紧盯着这个市场涨跌的投资者，就是你不想给他们有交代，他们的千言万语也不得不令你提心吊胆。”也许因此，前四任证监会主席的任期都不过二年多。“呆的时间长了，保不住就会神经衰弱。”水皮开玩笑说。

　　最棘手的是，当时的股市几乎是一幅“病入膏肓”的乱世像，监管层进退失据：一边强调监管，一边又让通海高科借尸还魂；一边强调投资者利益保护，一边又坐视市值缩水40%而无能为力；一边高呼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一边又看着包装上市股票进场圈钱；一边叫停国有股减持，一边又开始在三板讨论全流通；一边主板问题层出不穷，一边又在大谈创业板；一边要和国际接轨，一边又提出新兴市场的观点……尤其是监管层提出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口号，搞得连自己也找不着“北”，闹出了政策市中政策调控不了市场的失态。

　　水皮描述当时上上下下的心态是：“我们想接轨，但是又没有应对转轨和接轨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市场风险的化解能力，行政手段失灵了，市场手段又跟不上，有形的手麻痹了，无形的手又看不见。”

　　发改委财政金融司那位官员也清楚的记得：“当时流传许多能人都不愿意接手这个职位，干好了当然是奇功一件，干不好付出的却是一世英名，想想股市里折了多少英雄好汉，重振股市当时几乎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据说最后中央领导亲自登门拜访了一位出身央行的证券界元老，该元老开口就点了尚福林，理由有三：其一，背景简单，利益关系干净；其二，善于处理复杂关系和复杂问题；其三，懂银行，金融业务能力过硬。

　　2002年12月27日，公众知之甚少的尚福林从中国农业银行“飞”到中国证监会。

　　“治大国，若烹小鲜”

　　2003年元旦刚过，尚福林就悄悄地赶赴上海和深圳调研。当时还在某证券公司供职的尤旗第一次见到了调研中的尚福林。“除了听大家说，就是记笔记，很少说话。即使有人发点牢骚，说个怪话，他也就笑笑。”他回忆说，曾经有人比较激烈地提出政策环境变化过快、监管缺乏弹性等意见，尚福林也只是一句话，“证监会作为监管机构，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四两拨千斤地就回了过去。

　　“大家感觉这个主席与众不同，认真踏实，但都担心他是否有足够的魄力，拿住猴劲十足的中国股市。”尤旗告诉记者，当时证券界人士都期望有一个大刀阔斧式的人物，能够三下五除二把大家解救出来。但没想到尚福林就这么调研了整整一年。

　　这期间，尚福林只是在2003年1月24至26日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长达70分钟的讲话。他坦承以往证券监管工作存在一些“拍脑袋”的随意性失误，强调今后监管工作必须坚持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要服务和服从于国民经济的全局，坚持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证券期货市场规范与发展的统一，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与市场承受程度的统一，坚持监管职能和监管方式要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

　　面对驱役疲敝的证券市场，尚福林以“五个坚持”向市场表明了一种态度：结束过去，休养生息，安抚民心，“清静以正天下”。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尚福林绝少煽情的演讲，更无“造市”、“托市”的表态。甚至随着时间市场各路人士的态度从热望变为观望、从观望变为失望、批评，尚福林依然惜言如金，稳坐幕后。

　　“尚福林深谙《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一直专注于与资本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研究的招商证券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沈小平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仔细解读了这个时期尚氏主政思路，“中国证券市场因为最初定位设计的失当，股市没能成为财富‘播种机’，反而变成一块被各种利益不断瓜分的‘肥肉’。改革的关键是改变游戏规则，把拿刀子的掠夺者变成扛锄头的耕种者。”所以，无论是周正庆时代提出要恢复市场功能，还是周小川时代的“市场化”、“国际化”，在沈小平看来，方向无疑都是正确的。

　　但问题是操作的方式和思路。“改变游戏规则实际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和重造，搞不好，改革者会被改革对象吃掉。所以，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所说的‘分清敌友’，而后才能团结最广大的同盟军，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沈小平认为，尚福林一年多的守拙，一方面是休养生息、稳定市场情绪，更重要的是摸清“敌友”，寻找改革同盟军。

　　“这个过程中，尚福林统帅素质最令人折服之处就是，泰山崩于眼而不改色。”沈小平说，2003年6月，上证综指跌穿1500点关口，破位下行；2005年6月，上证指数更跌破千点……因此而伴随的“中国股市边缘化”、“以债市替股市”的舆论搞得投资者一日三惊，“尚福林没有向指数折腰，甚至没有为此公开讲一次话”。

　　但是，当各方面条件成熟股权分置改革启动后，中国证监会以“雷霆万钧”的气势，力促股改以一日千里的速度“闯关”。2005年6月1日，证监会宣布将开始进行第二批股改试点。此后两天大盘下跌40多点。6月6日上午，上证指数击穿千点，最低探至998.23点，创下了8年多的市场新低。千点被击穿让投资者信心备受打击，但监管层并未中止试点，相反，尚福林公开表态，股改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这时间，尚福林高调频繁出现在公开场合，奔走于各部委之间“游说”，通过国家通讯社发表长篇改革释义，2005年6月27日出席了国务院新闻办为其专门举办的一场股改新闻发布会，开了证监会新闻发布方面的先河。

　　在发布会上，尚福林公开表决心：要在一至两年内化解证券业风险，强调解决中国证券市场深层危机的五大关键问题，以“五个手指头”比喻证券市场监督力量，即投资者、上市公司、证券中介机构、监管者和媒体，“这五个手指头捏在一起，才更有力”。说这番话时，尚福林挥动的拳头令人记忆深刻。

　　短短一年有余，截至目前，股权分置改革支付对价已近市值之94%，沪深两市达到1177家。被誉为资本市场第二次革命的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为中国股市健康发展扫除了制度性障碍。对此水皮充满了惊叹：“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过去认为需要5-6年甚至1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期间市场保持了相对平稳，尚福林的工作的确干得漂亮。”

　　“协调大师”

　　美国汉学大师费正清在其自传中，对中国政治观察的经验是，在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一个能成就事功的优秀官僚，“关键不在于其资历、身份背景甚至学识，而在于他是否具备对各种利益关系的高超协调能力”。《商务周刊》采访中发现，这句话的最佳注解就是尚福林。其在证监会三年多的经历表明，这位阅历丰富的财经要员，不仅能审时度势，而且是利益关系的“协调大师”。

　　一般人看到的景象是，2003年整整一年，尚福林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埋头搞调研。但事实上，这期间他还完成了一项令人吃惊的大事。中国证券市场自成立以来，尽管各种面目的政策层出不穷，但如此重要的金融市场甚至不如钢铁、化肥，竟然没有一份事关长期发展定位和战略规划的国务院级指导性文件。其实，本世纪初，国务院领导也曾希望证监会拿出一个草稿来，但证券界意见一直难以统一，一度不了了之。

　　一位熟悉证监会运作的人士向《商务周刊》透露，履新不久的尚福林，私下拜访了许多仍然活跃在政坛的金融系统元老，听取意见的同时，动员老领导、老上级发挥余热支持新一届证监会的工作，其中一项重点就是抓紧为证券市场的发展搞出一个最高层和民众均能认可的“宪法”来。

　　俗话说，“家有一老，胜过一宝”。老人们多年积累的政治智慧和工作经验就是一笔宝贵财富，虽然已不在其位，但“门生遍天下”的优势、深厚的资历和旁观者清的智慧，能让他们无所顾忌地就一些难题起到一般人难以替代的“穿针引线”作用。尤其是尚福林礼贤下士、“执弟子礼”的态度，让不少已经被一些人认为“应该请进养老院”的证券界元老“主动请缨”。

　　这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前证监会主席、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周正庆。尚福林和周正庆渊源深厚。1990年代初，尚福林是国务院全国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成员，当时组长是朱基，副组长正是周正庆。而且两人都有很深的央行资历，都是一步一个台阶走上来的实战派，又都从央行副行长跨入证监会主席一职，共同语言可想而知。

　　据上述人士介绍，2003年，周正庆在证监会的支持下，以人大财经委的名义联合一些证券界资深人士进行大量调研，经过在证券界内部广泛接触，一方面帮助协调原本关系紧张的券商、机构与证监会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市场处于低谷的情形下，沟通疏导，取得各方面在发展和规范问题上的统一意见，实现了证券界内部多年来未曾实现的思想统一。“在这个基础上，短短半年多，完成了《国务院关于推进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九条》)的起草。”该人士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份文件起草完成，提供给中央领导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工作局面已经控制，思想基本统一，可以往前走了”。

　　“2004年2月2日《国九条》出台的作用，一直没有被业界充分认识。为什么能引起胡锦涛主席这样高层的中央领导重视，原因就在于它好比红军长征中的‘遵义会议’，是证券市场生死存亡的转折点。”沈小平说，尚福林仅仅依靠证监会，不可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影响中央对证券市场高度支持，“能为股市成就这件大事，周正庆这些元老功不可没，当然，这也不能不佩服尚氏智慧。”事实上，在《国九条》草稿征求意见过程中，在一些部门、尤其是央行，曾遇到了很大阻力，也是依靠老同志们的经验和关系，一一疏通了发改委、财政部和国资委等部门的意见。

　　“《国九条》对于履任苦职的尚福林来说太重要了。”沈小平解释，“有了它，不但可以把高层领导对其和证监会工作的支持变成白纸黑字，而且手中就有了一把‘尚方宝剑’，就可以以‘正义之师’名正言顺地大力推进自己的改革计划，这对一个没有特殊政治背景的官僚来说，至为关键。”

　　尚氏协调能力还表现在与国资委的关系协调上。2003年11月12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国有股减持，所有投资者一视同仁。市场一时一片慌乱，对此举措，投资者愤怒不已。但此举对也是履新不久的李荣融而言实属无奈。在国资保值增值的压力下，国务院又对此没有明确说明，国有股减持少一分钱，对李荣融来说都是渎职。显然，尚福林扭转股市复兴的破题之作——股权分置改革，遇到了强势部门的利益冲突。

　　《商务周刊》了解到，尚福林不仅与李荣融进行了沟通，而且动员各种力量在国务院层面协调。最后，不但通过国务院领导就股权分置改革国有股处置问题给出了明确解释，而且一些国务院领导还主动帮助做通了国资委的工作。最后，证监会和国资委坐到一起，2005年5月31日联合发布《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股权分置改革。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两个原本个性很强的部门，在一场利益冲突非常激烈的争议中却变成了“朋友”。事实上，国资委在此后大型央企上市工作中得到了不少证监会的支持，也托了此次“冲突”的福。

　　尚福林非凡的协调能力不仅体现在与外部打交道上，而且内部协调也做得丰富精彩。周小川调离后，证监会里的“海归派”代表高西庆(高西庆新闻,高西庆说吧)和史美伦先后离去，随后离开的还包括主管期货的主席助理汪建熙、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张新、基金部主任张景华、机构部副主任宣昌能……但尚福林还是挽留下了规划委主任李青原、基金部监管部副主任祁斌(祁斌新闻,祁斌说吧)和发行监管部主任姚刚等重要人物。

　　尤其是“海归派”的核心人物李青原，一直受到尚福林的器重。由于李广泛的人脉资源，一度是尚氏协调利益关系的先锋和肱骨重臣。特别在最紧张的股改启动前后，李青原帮助协调市场舆论，功不可没。也因此，三年多的证监会，声音统一，甚少嘈杂。

　　对于尚福林“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就表示过赞赏：“证监会里需要有一部分人了解国外情况，我觉得国外情况不能照搬，但是完全不了解国外情况来搞我们自己的股市也有问题。证监会里需要有一些海归派，但是海归派不能太多，特别是那种不了解中国而照搬西方政策的情况。所以海归派不能一概否定，但确实要了解中国的现实。”

　　“潜力股”尚福林

　　“尚福林在与各路诸侯协调利益的过程中，最艰苦的可能要算央行。”一位相关人士告诉《商务周刊》，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离开央行的支持是非常困难的，“原因简单，新兴市场就是长个头、长规模的市场，先天就是资金推动型，尤其在中国直接融资仅占4%-5%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渠道把银行资金引入资本市场，将是一个长期的方向。”他认为，也正因如此，“懂银行”成了尚福林入选证监会主席的重要条件之一。

　　但是，尚福林主政以来，证券市场遇到了央行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资金控制。《商务周刊》在采访中，有不少观点认为，2004年年初《国九条》出台后市场日渐日低，“央行态度不积极”是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在处理证券机构过程中，央行“只给买棺材的钱”的声音，在威吓违规者的同时，也加剧了投资者对市场前景的失望。尤其是在股市“边缘化”争议最激烈的时候，“学习德国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和“以大力发展债市振兴资本市场”等观点出笼，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投资者对股市判断的混乱。

　　不过，对证券市场的重视不够，也让央行感受到了被动。2003年以来，随着新一轮投资快速增长，银行贷款成了最大的资金“水龙头”，银行改制后，在赢利诉求之下又产生了强烈的借贷冲动，信贷风险高涨。这时的央行眼睁睁看着也办法不多，因为不断攀升的外汇储备已经让其手忙脚乱。最痛苦的是，央行对冲外汇储备不断扩大货币供应量，更加助长了银行信贷这个“大水喉”的汹涌澎湃。

　　2005年年底以来，央行领导层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流露出对“发展直接融资、改善金融资产结构”的支持，表明央行对证券市场的看法开始有所改变。最值得关注的是，在近期《财经》杂志的专访中，一向强调金融改革应尽快向国际规则靠拢的周小川，已经被描述成了“金融渐进改革主义”者。

　　“回顾2003年的央行，给市场人士的感觉是，在金融部委中已经不是‘老大哥’的身份了，尤其是在分离出银监会、新设置协调银证保三大市场的金融稳定局的时候，甚至有一股‘上级’的派头。”但沈小平认为，尽管此后央行时有“汇金公司”这样的“神来之笔”和汇改启动，建、中、工行顺利上市这样的成绩，“但大部分却都属于战术或战役级胜利”。

　　“与之对照的证监会，平稳完成股改，不仅完成了证券市场发展局面的战略性转折，同时短时间内重新使股市聚集起了久违的人气和信心。”虽然与央行成绩的重量级别无法相比，但在他看来，特别是后一点表现出来的“收拾人心”的驾驭技术，“是时下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各项改革推进最需要的政治智慧”。

　　9月12日，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第三届国际金融论坛年会上高调透露，“我国正在尝试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无论此事如何实现，隐含的信号却是明确的：央行总揽金融大局架构的有效性，已经受到了高层领导的疑问。

　　特别是即将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要布局新一届领导层的金融发展方略，十七大前金融干部的重新布防也将拉开序幕，个性坚毅沉稳的山东人尚福林，将会被赋予何等大任，值得市场期待。

(责任编辑：李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