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讯 11月7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和《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研究院联合主办的“WTO：五年得失及未来对策”主题论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楼三层国际会议厅举行。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在论坛上就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竞争力不会持续太久，中国企业要对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进行转型，而政府需要为企业的转型和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看待WTO的视角应从“仰视”的改为“平视”

　　梅新育：我简单点说，今天大家谈到的话题由头是“五周年”，但我想谈到入世，我们首先要讲对于世贸组织，对于入世这件事情，采取什么样的视角看待。我们要正确评价分析这件事情，应该从原来的仰视转成平视。我们在入世炒得最热烈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武汉大学读书，那时候对入世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但现在时过境迁，我们看是否把入世炒得太过头了？是否仰视得太过头了。

　　我们不妨把世贸组织和国际足联比一比，这两个部门谁管的事情多？谁管的事情大？国际足联不是就管的就是二十几个壮汉和他们一起抢得一个皮球吧，世贸组织管的是全世界四五十亿人，整个经贸会议组，毫无疑问是世贸组织管得事情多、事情大、事情更重要。可是世贸组织的预算还不如国际足联多，这样的一个组织，就是我们抬举他，他有那个能力，建立了强有力的国际经贸规则，并且使所有的国家都遵守。特别是让一些大国遵守。

　　我想，我们入世五年来的感受，经过入世五年来的亲身体会，也应该对世贸组织从仰视的角度改为平视。在去年多哈回合香港会议开幕前夕，龙永图(龙永图新闻,龙永图说吧)先生曾经感慨，中国人对世贸组织丧失了热情。我觉得是这么回事，我不认为世贸组织对我们没有用，世贸组织对我们非常有用，我们非常需要。但是那种降温有一部分可能是对前些年炒得过火向理性的回归，也有一部分是前些年炒得过火有一些反弹。

　　中国企业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难以长久

　　第二，对中国入世这五年来中国企业和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我想，应该是打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无论是出口增长还是加工贸易的比例，甚至从贸易争端都可以看出来，我们贸易伙伴认为你有能耐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才和你争端的。原来和我们争端的是什么产品？什么形式？只有反倾销，非常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但现在争端的是，从工具到整个经济体系的情况发生争端，从劳动密集型商品到技术含量相当高的电子产品。我相信日后不会太久，我们也会看到Robert Poole先生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企业向我们汽车商发起这样或那样的争端。从贸易争端的发展情况也可以看出企业这五年的发展，可以打一个较高的分数。

　　但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它原来成长，任何企业、任何国家的成长都不是线性的，原来的问题会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暴露出来。以前是我们成功点，在日后变成的形势和环境下，可能会恰恰成为我们失败的因素。在这里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变化呢？我们高度依赖的可增长方式是否可持续？全球经济的形势已经作出了解答。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原来的答案很简单，就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为了保护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我们一些政府豁出了他们的名声和形象。但现在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我们是否能够持久？可能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农村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它的形成来源于农村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但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还有多少？农业部给出的数字是1.5亿，但这个数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他使用劳动力是非常挥霍，非常浪费，只用18岁—40岁的人，达到40岁就成为一个废人，真正可用的劳动力有多少。

　　前段时间财政部把我们这些人召集起来，为宏观调控的情况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上发展中心农村部的部长韩俊(韩俊新闻,韩俊说吧)发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报告，他说了一句话，给我们在座的人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走遍全国村庄，给人的感觉，这些村庄人口的结构就像经历了战争一样，见不到20岁的年轻男性和年轻女性。

　　我们还是要把核心竞争力定在廉价劳动力上的话，第一从劳动力的供求上就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要从经济模式转型，不过分依赖出口，而是从过分依靠内需来说，这种廉价的劳动力模式是压缩内需的，也是自相矛盾的。转向技术方面我们的人力资本积累是非常惭愧的，不仅是没有增长，在某些方面反而是倒退。

　　我原来是学机械出身的，早在80、90年代的时候，国家劳工组织的亚太区的主席说了一句话，中国不乏优秀的技术人员，但缺乏优秀的技工。现在这个情况还是非常严重。

　　江苏是我们国家名列前茅的发达省份，但江苏做了一个统计，全体就业工人里，技工技术水平比较高的达到了多少呢？技工占全体工人的10%，技师占千分之8.7，高级技师占万分之8.7。而如果想要把它改变，把核心竞争力从廉价劳动力转移到技术进步上面来看，不仅是要技术人员，而且是要优秀的技工，而这些优秀的技术人员和技工，他们想要有能力培育自己的人力资本，这需要相应的报酬水平。

　　企业要对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进行转型，政府要为企业的转型和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在这个情况下，在企业的成长当中，企业要对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进行转型，而我们的政府需要为企业的转型和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在这里就涉及到了各国之间，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关系，我不否认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国民待遇原则。但是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任何独立主权国家，它制定经济政策隐含的出发点必然是内资本国和本国国民优先的。

　　在这样的隐含前提下，为了让世界各国对外资企业、对外国国民的待遇有一个起码的待遇标准。这才有了制定世贸组织的规则。如果我们把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制定在外资、中国的国民、中资企业的待遇是一样的，把这个作为一切利润的出发点的话，那我想我们完全错了。

　　我不认为我们是世界大同，我只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现在民族国家是世界经济竞争的基本单元。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毫无疑问，要以国家利益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当然，我并不主张在外资企业准入方面搞保护措施，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通过开放，给国内的企业增加压力，施加压力让人进步。但第一条施加压力，压力促使人进步，这样的做法不能仅仅适用于中国，我们的贸易伙伴，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伙伴，他们也需要采用这样的策略。

　　在这点上，我很遗憾地看到，像美国、欧洲一些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表现，我们早在改革开放“N年”以前提出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口号。可是在很多美国和欧美的产业当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不找市场、找市长、找州长、甚至找总统。如果是这样的话，要通过国际竞争的压力来迫使自己调整，这样的原则不能仅仅适用于中国，我们的贸易伙伴也应当适用。

　　第二，在这种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带来的竞争必须是平等、公平的竞争。我不否认，比如说像美国，他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相当宽。很简单，在美国的金融业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具有竞争力。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的金融业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吗？是全世界竞争力最强的吗？不是。就好象我们中国的纺织业和制鞋业，就像我们不会限制外国的服装、鞋子进口一样，但我们的金融机构不是世界上最强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考虑。

　　通过外来压力促进内资企业的发展，增加我们内资企业的活力，它不等于要让我们的内资企业不平等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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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