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育琨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工人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20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16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这一段文字，不注明出处，会让人对中国的现实浮想联翩。那是夏衍20世纪30年代写就的《包身工》。20世纪30年代，包身工制度在纺织业中出现。这些包身工们，拿着微薄的工资，一天要干12小时。而在今时今日，我只是把这段话中的“包身工”换成了“工人”，就产生了令人排解不开的现实情结。

　　这也难怪。喧嚣一时的富士康事件，以《第一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日报》与富士康发表联合声明、相互致歉而告终。戏剧性的事件拉上大幕之后，媒体的视线也从富士康身上转移；而事件的主角，富士康的20万工人，依然每周工作80个小时，拿着当地的最低工资每月500-600元。与国内媒体高高挂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际劳工组织继续质疑苹果公司的调查和结论，认为它可能偏袒制造商，正在呼吁第三方客观公正地调查。西方有评论家更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道德底线”！

　　令人心痛的是，夏衍70年前写的那一幕，似乎还继续在我们21世纪的工厂中重演。然而，一国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不是任何冠冕堂皇的集体口号，而应该是切实增进人民的福利。100年前的亨利·福特就疾呼：“不能提高人民福利层次的工业体制是失败的！如此失败的工业体制对社会又会有何利益呢？”

　　福特是一位平民出身的资本家。与时下那些声称“只为富人造房子”的中国开发商相反，支撑福特的是一个简单信念：制造一种为普通人设计的、买得起而又可靠的汽车。1914年1月5日，福特汽车公司董事会郑重宣布：“本公司将实现5美元工作日！任何合格的福特汽车厂的工人不论年龄，不分工种，都能领到他自己的一份。”同时，公司废除了每天工作9小时制度，而代之以8小时三班倒制度。员工日薪5美元，是当时整个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一做法极大地触动了既得利益群体。许多工厂主甚至福特汽车的股东，都说他是为了赚钱在宣传自己，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商业的天条（少发工资才能多给资本和国家带来利润）。然而福特认为，企业的发展只有立足于增进工人福利，才能够创造未来，低工资高工作量的企业注定短命。

　　在福特看来，工人是为国家作贡献的公民，或许他还是一个成家的人，又也许他们已经有了孩子。将孩子培养成人的责任，必然要靠他所赚到的金钱。福特的野心和自尊心是，付给工人的报酬应该比其他同行业的雇主要多。如此就会培养起工人的归属感和野心，他们会把自己当作工厂的一部分，个人和公司发展都要靠他们努力工作。这样，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这就是福特工资制的真相。

　　福特所代表的资本的责任与良知，是需要中国企业主恶补的一课。而在中国，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数量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一股力量正在把中国经济拉向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严酷的现实又让我想到了《包身工》的结尾：“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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