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讲，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的迅速攀升，乃是当今国际金融制度（“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重新确立）的必然结果。

　　当今 “国际本位货币竞争市场”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短暂的1980年代的美元、日元、马克所谓的三足鼎立“寡头垄断市场”的稳定，美元的垄断程度剧增，国际金融制度事实上又回到了以国别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对此，麦金农据将这种国际金融秩序概括为“美元本位”。

　　美元现在是世界性储备货币，又是全球绝大多数大宗商品交易的计价货币。不断增长的全球贸易、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不断增长的对国际储备资产的需求，客观上都需要美元及美元定值资产的供应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要储备美元。储备美元就意味着多卖少买或贸易顺差，要不就是向美国或他国借储备货币，但最终唯一的还得靠贸易顺差来偿还。

　　将美国作为一方，世界其他国家作为另一方，美国必定是贸易收支逆差或国际收支逆差。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持续地产生贸易逆差，成为当下全球经济正常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全球经济的稳定几乎完全依赖于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故此，美元汇率高估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只有通过美元高估，新兴国家才能获得国际收支顺差和美元储备，才能稳定经济。当然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美元的高估自然也造就了美国的低储蓄率和“双赤字”的经济格局。

　　因为对那些拥有对美贸易巨额顺差的国家来说，如果它们的中央银行把这些美元换成本国货币拿回国内，势必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它们不得不把这些庞大的外汇储备反过来用以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股票或房地产。如此，美元发行的背后根本无需黄金的支持，而美国政府债券的背后也根本无需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倚仗美元作为各国外汇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任何先储蓄后消费或先生产后消费的负担，完全靠政府和私人的举债来消费。美元本位制使美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并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逆差，而联储完全可以凭空造出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

　　当然，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元提供了一个无限供给机制，那么世界必须要产生一个相应的经济体来吸收过剩美元流动性的冲击，才能使这个游戏得以持续，而不至于以金融危机的方式破灭。欧日经历了90年代的景气低迷，已经无法或者不愿吸收这一冲击。如此，无论从经济规模、增长速度，更主要是因为正经历市场化转型时期，中国无疑成为了这个吸纳国际收支调节冲击的最为合适的角色。

　　一方面，中国资本流动管制壁垒的解除，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低要素成本地区转移。而另一方面，在转型期的中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依然起不到基础性的作用，政府仍然保持着对许多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很低。所以，在中国，投资的高额盈利性很大程度上能够得益于要素价格的扭曲所产生的“经济租”。

　　故此，许多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甚至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了中国，让中国逐渐为许多产品的制造商。而与国际金融制度相伴生的必然是日益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宏观上表现为，世界的消费和投资越来越分别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内。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以及“双赤”的累积与中国的高储蓄、低消费以及顺差和储备激增，两国（地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转型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客观上成为了“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90年代得以重新确立的重要契机。

　　可以预知的是，在“美元本位”这一格局下，这种的产业分工和转移还将持续的深化，在消费类产业（轻工业）转移完成之后，起自2003年的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高潮，已经带有明显的重化工业特征。有学者预测，当进入到重化工业转移的时代，中国年度贸易顺差将会超过3000亿美元，而每年所接纳的国外直接投资也会超过目前六七百亿美元的水平，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如果国际轻工产业转移可以持续20年以上，由于发达国家的重工产业规模是轻工产业的2～3倍，未来重工产业转移持续的时间将可能超过20年。故此，中国未来25年内仅贸易顺差与吸收外资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就将达到10万亿美元。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