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熊彼特以来，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被认为是催生企业家精神的摇篮，对于促成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至关重要。中国的另类之处在于经济成功是在金融部门的长期压抑中实现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主导了中国的金融体系，证券市场积弱不振。在银行部门，80%的银行信贷贷给了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而国有部门所创造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金融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呢？

　　答案是否定的。日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布了《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研究报告，再次把人们拉回到了关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讨论中。在这份报告中，有两个特点表征了资本自由度与经济增长活力之间的正向关联。其一，资本自由度总体水平得到持续提高：全国(西藏除外)平均资本自由化程度总评分由1999年的4.46提高到2004年的6.53。其二，地区差距显著，且呈放大趋势：东部资本自由度大大领先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平均为7.65分，中部为5.86分，西部为5.72分)，而浙江从2002年以来稳居资本自由化的头把交椅。

　　容易发现，资本自由度的这些时序和地区变动模式与经济增长特征如出一辙。除此之外，在我看来，编制这份资本自由化指数的用意本身就是值得玩味的。我相信，很少有一个发达国家会想到要对国内地区的金融自由化进行一个排名。因为，资本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流动和配置是不言自明的，而在中国，却成了一个需要极大的政策魄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同时，中国地区资本自由化落差之大本身就表明其整体的自由度不高。实际上，中国地区间资本的流动性甚至比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性还要低。

　　中国资本自由度不够是整个改革风险在金融部门积累的结果。长期以来，国有银行承担着为国有企业改革的脱贫解困进行融资的责任，这导致了大量不良资产的形成。而伴随着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金融部门充当第二财政的角色在财政分权以后更加重要，地方政府对银行指手画脚。中国的金融部门的确承担了过多的政策性负担，在这些负担得以解除之前，金融部门改革就很难推进，资本也就难以真正自由。这意味着，从整个改革的大局出发可以对资本自由度有一个更透彻的认识。

　　另外，浙江稳居资本自由度之首多少具有一些讽刺意义。时下里，关于京津沪金融中心之争如火如荼，然而，在这份资本自由度排行榜上，这三大“准金融中心”均位居浙江之后。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中国缔造金融中心的理念仍更多地体现为对国家倾斜性政策的依赖。这背离了金融中心自发演进形成的本源。金融中心本质上是资本自由之都，否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解释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至今尚难撼动呢？

　　在中国，正规金融部门的困境凸显了民间金融的威力。在浙江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是各地纷纷效仿的榜样。这其中活跃的民间融资在助推传统金融部门的转型中功不可没。因而，草根金融的发达会倒推整个资本自由度的提升。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倡导人类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而闻名于世，他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在中国也风靡一时。然而，我们仍对他的自由观有所保留。因为，自由是发展的目标，自由也是发展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我们给资本自由度赋予多深的蕴意也不为过。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