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贾林男赵剑波

　　上篇

　　近距离观察江苏民营经济，你会发现其中的很多现象难以理解：民营企业户数连续4年排名全国第一，顶尖企业的数量和实力却难以和广东、江苏抗衡；喊了多年发展民营经济，而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迟迟不如外资；苏南与苏北的经济落差，犹如中国的东部与西部；更让人想不明白的是，江苏老板中间竟然产生不了一个有着公认影响力的企业领袖……这片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在每年超过全国平均3个百分点以上增长速度的繁华下，总是感觉缺少些什么，对此江苏人也是心知肚明，但体制和文化上的根深蒂固让改变进行得并不容易。

　　11月初，我们驱车从南京出发，一路东进，走过无锡、苏州，再乘坐汽渡到达长江对岸的南通，然后从江北一路经过泰州、扬州，再回到南京。一周的采访，我们试图解开上述困惑，也注意捕捉一些新意的东西。舟车所历，言谈所感，我们发现，“政府环境”、“区域割裂”、“创业心态”以及“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这些江苏民营经济发展所面对的问题，在国内大多数省份中具有普遍性。正如采访中很多专家认可的，“江苏的问题不能归结为江苏，江苏的问题全国都有”。在这一点上，研究江苏似乎比研究民营经济的标杆———浙江更有意义。

　　民间活力的苍白与复苏

　　说到江苏的经济，它曾一次次领国内风气之先，很多模式化的印象也深深地留存在我们的脑海里。“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张家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在我们上小学时就进入了思想政治课本；后来以乡镇企业闻名全国的“苏南模式”以及后来苏州令人咋舌的超过老大哥上海、成为全国吸引外资的冠军，更是在国内引起过全民的大讨论。可以说，江苏经济一直以“树立典型”、“典型引路”为特色。

　　“典型出政绩，政绩出干部。”正如一位江苏学者所说，为了树典型、争典型，很可能出现好大喜功，甚至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象，瞒天过海亦在所不惜。可以这样说，江苏过去留给我们的更多是传统体制下的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容易走极端，有悖于市场经济的自由、多元的本质。

　　尤其是当拿江苏和它的邻居浙江做比较的时候，江苏历来被指责为民营经济不发达、民间活力不足。

　　其实，要论顶尖民营企业的阵容，江苏肯定不比浙江、广东，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里有着全国最为庞大的私营企业数量。在江苏省工商局登记注册成公司制私营企业的数量，2005年已经突破50万，连续4年在全国居首，今年注册资本预计可以突破1万亿元。

　　然而这个“第一”连江苏人自己都骄傲不起来，只因这个“第一”很大程度上得惠于当年名震全国的江苏乡镇企业。上世纪90年代，江苏以乡镇、村两级政府控制的乡镇企业最辉煌时，就业人数达到1000万，占到GDP全省1／3，工业产值的2／3，农村经济总量的4／5，县域经济总量的90％以上。世纪之交乡镇企业改制的开始，同时又是民营经济大批涌现的开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桃花开。如今，翻看江苏前100强私营企业名单，超过半数都是由乡镇企业转制而来，位列前几名的华西集团、阳光、红豆更是清一色过去的“红帽子企业”。“没有过去的乡镇企业，就没有今天的江苏民营经济”。江苏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周毅彪坦言。

　　由于乡镇企业采用的是传统体制下的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因乡镇企业蜕变而成的江苏民营经济，继承的不仅仅是巨大的“家产”，还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染上了惰性。

　　谈及此，就不能绕开“苏南模式”为代表的江苏经济与“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经济之间的比较，这一比较几乎贯穿整个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直到最近两年才渐渐平息。在相对更长的时间内，江苏经济仗着自己块头大，一度领全国风气之先，而浙江人一直不声不响，以草根式的民间创业默默应对。

　　其争论的核心，无非是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的较量。孔子说吴人“狷而不狂”，也就是有所不为的意思，而江苏的政府可从来都是热情高涨。过去“村村办厂”的乡镇企业，政府是惟一的出资主体，垄断了经济发展的资源。而后来乡镇企业纷纷改制以后，政府便把热情投入到招商引资上。在江苏很多地方，招商成了不少党政一把手最主要的工作。后来这种模式的弊端被人形象地比喻为“只长骨头不长肉”———社会财富分配过分向资本、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倾斜，而普通民众难以分享。

　　后来，江苏人最终发现浙江人其实过得更实惠。他们从那场弥漫着口水硝烟的争论中醒来，他们普遍认为现在是“全民创业”的时代了，“不要再争论了”。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任懿奇的话值得玩味：“‘苏南模式’终结的同时，又孕育着新的经济形态的新生，而这种新生的经济形态已经很难用一种框框去定义了。”

　　如今走在江苏大地上，的确发现各地可以说是各走各的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论是漫步在十朝古都南京感受新苏商精神的觉醒，还是徜徉在无锡利安达集团感受江阴人的富庶和惬意，无论是在南通叠石桥家纺城为当地草根式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叫好，还是面对外资拉动式的苏州工业园的一丝担忧，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当地特有的经济张力，历久弥新。

　　尤其让人嗅到一丝新意的是南通。和南京、苏州、无锡相比，南通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城市，沿江的吊车、遍布全市的厂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的珠三角、90年代的浦东。而真正让记者兴奋的是这里形成了浓厚的，以民间自发创业为主的“块状经济”。在中国最大的家纺产品中心海门叠石桥家纺城，来自温州、河南等地的家纺生产、加工商都汇聚于此，商铺林立，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很容易让人感受到浙江民间草根式的活力。南通曾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先行地，早在100年前，中国民营经济的先驱张謇就创办了近代最早、最大的民营企业大生集团，创造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辉煌。如今，南通市人民政府又提出了打造江苏“民营经济第一大市”的口号。

　　有意思的是，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曾在谈话中对南通官员暗示“南通要做江苏的温州”，对此，南通市政府民营经济发展办公室赵有发处长明确地告诉记者，“南通的目标，就是温州”。

　　三足鼎立下的民营经济：呼唤公平

　　每个外乡人从南京大桥上经过时，都会被分布在长江两岸的扬子石化、金陵石化等超大型国有企业的磅礴气势所震撼，它们彰显了江苏国有企业的精壮筋骨。目前，江苏仍然是一个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2005年国有集体经济比重占全省经济总量的42．2％，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在1／4以上。

　　究其原因，历史上的江苏就有强势政府的背景。自古以来，江苏就是一片富庶之地，江南才子唐伯虎就曾形容这里“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由于身为皇家粮仓、鱼米之乡，这里历来统治严、压迫深，赋税长期十分苛重，这形成了江苏特别浓厚的官场文化，商人对于政府的依附特别强。新中国成立以后，江苏自然不再作为统治阶级剥削的工具，而良好的工业基础还是使很多目前国资委直属的大型央企设立在江苏省。数量众多的国企员工，使得江苏人今天谈起国有企业来，还是有一种情结。

　　而外资经济在江苏也同样风光。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成为国际资本在中国最为青睐的地区。根据最新的统计，2005年江苏FDI（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6．48％，高出全国比例近一倍。外资对于全省经济的贡献，也经常在三种资本中高居第一，如2005年江苏省经济总量增长14．5个百分点，而外资就贡献了其中6个百分点，高于公有制的3．6和个体私营经济的4．9（如下表）。普遍令江苏民营企业感到不满的是外资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公平已经是压力挑战，何况现在向外资倾斜的优惠那么多？”

　　10月30日出版的《江苏经济学通讯》上，刊登了《提高江苏经济国际化水平研究》的专题，这一得到省长梁保华批示交办的研究课题，主要内容是建议江苏省借鉴发达国家，尤其是韩国经济国际化的启示，提高江苏省的出口层次。文中写到，从面积、人口、经济发展模式及外向度上观察，江苏和韩国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江苏的出口能力和规模只达到韩国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而且还没有达到当时韩国的产业竞争力水平。

　　将韩国与江苏进行对比，而韩国是一个外向程度很高，并且政府推动力很强的经济模式，这是否意味着江苏省政府对外资的“偏爱”将一如既往？会对民营企业产生新的挤压？江苏省经济学会秘书长吴先满表示，这只是学术观点，不能代表政府的态度，倒是韩国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应该学习，江苏需要通过新型工业化道路来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提升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水平，从制造业基地变成先进的制造业基地。“民营企业应该寻找江苏产业升级过程中带来的机会，而不是一味简单地重走草根式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吴先满表示。

　　与强劲国有经济和来势汹汹的外资经济之间反复的交融，有形的和无形的撞击，磨砺出如今的江苏民营经济。应该说它所面临的竞争压力是比较大的，起码留给江苏省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可能像浙江那样可以任意纵横捭阖。江苏人自己对此也有客观的看待。弊端不言自明，从短期看这对民营经济形成了挤压和抑制；若是置于一个较长的时期看，客观上也拉动了江苏民营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外资企业进入以后，形成了很多新的产业链，这给民营企业带来很大的活动空间，这帮助很多企业完成了其原始积累的过程。

　　回顾近十年江苏民营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扶植力度不可谓不大。

　　———1997年中共十五大是江苏民营经济开始起飞的里程碑，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焕友提出了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股份制，一大批集体乡镇企业开始改制为民营企业；

　　———2000－2003年主政江苏的回良玉书记专门召开民营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包括“放胆”、“放活”在内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六放”，并为“六放”制定了具体措施；

　　———2003年李源潮书记上台至今，提出了一系列“富民优先”的方针，其中有一个内涵就是提倡大力发展富民经济、民营经济、百姓经济，提出江苏新时期“三创”———创业、创新、创造。其中创业主要就是经济方面，包括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并通过了《江苏省私营经济条例》、《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环境不断趋好、宽松。接受采访的企业家纷纷认为，应该说现在是江苏民营经济发展最好的阶段。

　　但有很多中小企业家私下向记者抱怨，江苏的扶持是“嫌贫爱富”，太重视效益型企业，而忽视了为大多数有潜力的企业服务。“总是盯着老母鸡，其实让更多的鸡下蛋不是更好吗？”

　　与我们最初设想的不同，接受采访的企业家心中真正盼望的其实还不是政府的重点照顾。“只要政府能够创造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就够了。”先声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任晋对记者表示，政府为企业创造的条件，实际上不需要专门的、额外的扶持，最重要的是公平———给市场上竞争的所有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因为政府扶持了某些企业，那么必然造成对其他企业新的不公平。言下之意，只要有了公平的环境，民营企业对自身的发展信心十足。

　　“真正市场化程度高的民营企业、有信心的民营企业，是不能指望政府额外扶植的。”任晋生表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要从根本上尊重我们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原则，不能再以计划经济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了。”

　　谁来整合江苏？

　　关于苏南、苏北的经济落差，在我们来到江苏之前就有所耳闻，但来到江苏之后，才知道要消除这种落差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与政府的高调相比，在与苏南、苏中的企业家交谈中，他们并没有一种很强烈的到苏北、苏中谋发展的计划，他们更感兴趣的话

　　题是在自己的企业做大后，盘算着将总部搬到上海去。

　　从地图上看，江苏行政区划下的13个市，有10个临近山东、安徽、浙江和上海，3市靠海，8市沿江，江海文化在这里交汇；在文化上，历史上为齐鲁故地的徐州和处于吴文化中心地带的苏州几乎风牛马不相及，苏南就是江南水乡，人们典型的瘦小、纤细、地地道道南方人的精灵秀气；而苏北的徐州、连云港，有着山东人的高大孔武和豪爽侠义。记者在江阴采访时发现，江阴人自己认为与仅有一江之隔的泰州靖江人有着“天壤之别”，这让记者想到了“桔生淮南为桔，生淮北为枳”，不过从江阴人的语气中，还是流露出一种对江北地区的不屑。

　　可以说，北方的汉文化、土文化和南方的吴文化、水文化在江苏旗帜鲜明地共存一省。南北文化风格的杂烩、苏南苏北的经济落差使得江苏看上去更像一个微缩的中国。有人把江苏比喻成一个“碎片化”的省域，如何整合自己，优化省内的资源配置，实现新的跨越，这不能不说是整个江苏人的共同命题。

　　以南京为例。尽管是江苏省省会，南京却偏居西南一隅，对省内经济的有效辐射范围，到了淮安南部已成强弩之末。这种地理位置也使江苏省在发展南京的问题上始终畏手畏脚：一旦南京发展，受益最大的不是其他地区，恰恰是安徽省的马鞍山和滁州。在现行行政体制下，这种顾虑的产生并不让人意外。对地方政府来说，与其将大笔大笔的钱砸在南京，还不如投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地方，更能拉动江苏省GDP的增长。

　　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也更容易明白苏州、无锡的经济总量为何比省会南京还要大。不过，这可苦了苏州市的领导，由于正常的工作时间要接待南京方面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到了晚上又得处理来自上海经济事务上的各种应酬，“白天看南京，晚上看上海”成了江苏人对苏州领导人的一个笑谈。曾几何时，苏州市委托中国社科院所作的“苏州与上海产业对接”的课题，也一直向南京方面保密。令苏州市领导尴尬的还不至于此，人所共知的是苏州官员近年来有“省外输出”的传统，但南京一位媒体朋友告诉我，其实更多的苏州官员被调往南京省委，这里边多多少少有种暗中牵制苏州的玄机。

　　这种情况无疑制约了江苏经济的整合。如果把苏北、苏中、苏南比喻成三个阶梯的话，则从南到北依次下沉，而且无论是民资、外资还是国资，苏中、苏北与苏南相比都有相当的差距。为此江苏省提出了“新苏南模式”、“苏中崛起”和“苏北振兴”。

　　从苏南看，随着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改制，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发展都比较快。但记者在苏南发现，其内部整合一直也是个问题，苏、锡两地对待评弹与锡剧的不同态度生动地反映了这个问题。

　　再看苏中，新一轮沿江战略的开发以及沪宁杭高新技术产业带的成熟，正将江苏经济的重心从江南向江北（扬州、镇江、泰州）延伸，成长中的工业制造业基地，能够留给民营经济

　　多大的发展空间，仍然是个疑问。

　　对于苏北，沿东陇海产业带、京沪高速、苏北铁路、沿海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陆续修建，将支持刚刚进入工业化发展中段的苏北成为未来15－20年整个江苏制造业的重点。后发优势使得民营经济崛起的速度在江苏处于领先水平，但如果没有省内兄弟的支持，发展质量还不能保证。

　　翻开汇集了71份文件的《江苏省加快苏北发展政策文件汇编》，每个人都会为这本整整388页、33万余字的书所触动，然而记者担心的是，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政策中，有多少能够落到实处？或者说这些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苏北人自身的积极性？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葛守昆日前撰文指出，任何外部环境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苏北在外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的情况下，需要思考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的匹配。如果外部条件改善了，内部因素没有积极地发生作用，无疑会错过大好的机遇。

　　在记者看来，如果说江苏省整合区域经济的各种政策文件是有形支持的话，那么对企业予以“放活”则是无形支持，它是最大意义上的精神激励。而采访中记者发现恰恰少有人提及的就是这一点。

　　下篇

　　沉默的苏商

　　提到广东、浙江企业家，人们脑子里很快会出现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而如果问起你所熟知的江苏老板，相信很多人回答不上来。普遍的一种看法是，虽然江苏经济的底盘大，但冒尖的不多；老板们都在精打细算，执商界之牛耳的不多。相对浙商、粤商的风光，江苏商人的沉默已是由来已久，最近最火的江苏商人应该是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严介和，而很显然已经被负面化的他不能作为苏商的代表。有学者甚至认为，“苏商”没有很统一、很鲜明的特质，“苏商”这个概念不过是政府宣传的需要。

　　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企业家经济，企业家的风貌最能反映当地经济的特点。而研究企业家，就不得不注意当地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制度因素。自然环境、历史沿革、风俗民情等因素一旦形成，就会陈陈相因，对今天的一切产生惯性和强化作用。江苏经济的重心在苏南，我们下面的分析主要以苏南作为标本。

　　如果对江苏商人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应该说他们就像太湖水一样风平浪静，稳健、谨慎又精打细算。

　　江苏自古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称。两熟制或三熟制使该地区“农事紧张”，民众“四体既勤”。勤劳就是幸福，生活就是干活，忙碌着才是美好的，在今天仍是多数江苏人的生活信条。记者接触的老板中，也都比较朴素，很少有谈论风靡全国各地的高尔夫球、游艇等娱乐运动的，即是这种特点的一种表现。勤劳必然节俭，也意味着务实。由于

　　该地区土地有限、人口稠密，使得人人都是善于谋划、巧于安排的好管家。所以在企业家的类型上，江苏多管理型、政治型的企业家；而少有温州多战略型和技术型的企业家，正如民间所说的“绍兴出师爷，苏州出管家”。

　　农业生产的理念反映到经营理念上，就是江苏人历来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实业为主、商贸为辅。观察今天江苏著名的企业家，沙钢的沈文荣(沈文荣新闻,沈文荣说吧)、红豆的周海江、远东的蒋锡培(蒋锡培新闻,蒋锡培说吧)，无一不是作风稳健、以实业为本，一般不会冒很大的风险。对于玩“空手道”的严介和，一位江苏老板认为他是苏商中的“另类”，并对其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能力表示不屑：“钱是要自己能控制的，他失去了自己对钱的控制，自然会倒。”

　　稳健、谨慎让江苏人作决策时很少“拍脑袋”，而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百般盘算，再作决定。在每一次金融风暴、房地产风波中，江苏人所受损失也相对较小。然而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江苏企业的发展过于稳健，而少有财富模式上巨大的创新和奇迹，江苏没有什么一致公认的、由衷佩服的大老板。

　　苏商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精打细算。据说很多工业园之所以选在苏州，就是因为比起很多地方心中无数、不着边际的许诺，苏州人的精打细算更让人放心。

　　江苏人的这种“精打细算”，这在当地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找到根源———小国寡民、小桥流水、小家碧玉、江南小调……如果表现极端了，还可以是“小家子气”，闯劲儿不够。

　　无论南京还是无锡，几乎找不到一条像北方城市那样可以并行八九辆汽车的大道，而每条街都十分精致、错落有致。观察街头的商业环境也很有意思，这里的大多数街道两旁，也少有大中型的商厦，而是小店林立，甚至还有专门修理钢笔拉链的小作坊。他们默默地、很安静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意，极有秩序性。

　　精打细算也体现为一种精致。江苏人不仅重视内容，也同样重视形式，这从他们的饮食中也可以感受到。南京人爱吃小笼包，这个小笼包和上海的小笼包不一样，里面含有丰富的汁液，吃法也有讲究，叫“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

　　江苏人的这些文化特质固然具有审美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制约苏商发展的因素。有老板感慨苏商“最大的优点是谨慎，最大的缺点是太谨慎！”

　　由于苏商精于算计，太过务实，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了很多规则意识和条条框框。该防范的防范，不该防范的也防范，所以苏商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自顾自”，抱团意识薄弱，团队合作少。这也可以成为解释苏商为什么轻视贸易而重视实业的一个原因。

　　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团队精神的不足使苏商的决策风险无法分担和稀释，也就制约了企业从长计议，做出宏大决策，江苏企业做的多是“一锤子买卖”。

　　一位专家告诉记者，苏商之间过分的算计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普遍降低，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合作意识。

　　一位老板说的更实在：“苏商如果能够互相合作的话，严介和几百万的债务就不是问题了。”

　　2004年6月，江苏远东集团、雨润集团、红豆集团、月星集团、一德集团、利安达集团等江苏6家民企巨头签约成立了“江苏投资联盟”，意在组建航母舰队联合出海，但后来不了了之。南京市恒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同时又是南京市汽车商会副会长的汪志祥告诉记者，江苏大企业之间彼此“太熟悉了”，他们想的不是如何取对方之长，而是担心对方之短，惧怕对方把风险转嫁到自己身上来，所以合作得小心翼翼。而中小企业又没有人牵头，大鳄也不愿与中小企业为伍，所以大多数江苏企业只能单打独斗。

　　同时，苏商也许是本土情结最重的一个群体。一个绝不能仅仅解释为巧合的现象是，记者接触的老板中，几乎每一个都是在本地创业，南京人在南京创业，无锡人也很少到南通去，像江阴还有很多“企业家村官”。一种比较可信的解释是江苏一马平川，所以人们安居本土，小富即安；浙江山多地少，人士多外出闯荡。江苏多是离土不离乡的苏南模式，而浙江人则是从国内闯到国外，到处开拓。

　　如果说浙江人是“行商”，那么江苏人可谓典型的“坐商”。从传统上看，他们视出门在外为畏途，即使企业的名字也不愿意忘“本”———比如“苏宁”和“苏果”。但现代社会的商业机会往往转瞬即逝，“坐商”往往“坐”失良机，“行商”则可以“鹏”行千里。

　　新苏商阶层的崛起

　　32岁的若航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勇，在做着一件很多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所在的若航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正在南京的郊区建设直升机停机坪，并准备扩展到整个长三角地区。他告诉记者，等整个网络完成了，南京的脑肿瘤病人可以坐着直升机直接到达上海瑞金医院的停机坪。

　　在江苏采访，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并不多见，记者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秩序感。拿做生意来讲，江苏人不同于温州人，温州人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的，即使是一个谋生计的小贩，他们也觉得自己是在经商。而在浸淫传统文化过深的江苏商人身上，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柔顺意

　　识，自我表达和张扬的还不够。

　　观察江苏地图，长江、大运河及其水系纵横阡陌，贯穿整个江苏，苏南更是一片水乡。可以说，江苏的历史就是一部水与人的历史，江苏的文化也是一种典型而纯粹的水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与开拓意识较强、狂飚突进的海洋水文化（以温州为代表）又有所不同，这是一种内陆水文化，传统深厚，温柔敦厚。

　　有学者就认为，水利之需成为中国官僚政治深厚的滥觞。李约瑟博士就认为，政府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抑制了当地私有阶级的发展，灌溉、航运、抗洪与政权扩张结合在一起，助长了集权政治。由于江苏的水利发达和物产丰富，恰恰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兴修水利工程和提供粮食、赋税的主要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江苏人的柔顺意识。

　　历史上，江苏又是一个王气不足，而文气氤氲的地方。“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南京城虽然身为十朝古都，但它充当国都的时代，几乎都是分裂的时代，惟一在明代做过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国都，却只做了53年就迁都北京。每一个王朝都在短短的期间内发生令人扼腕的悲剧以及因此带来忧伤、无奈的陈梁遗风，体现在江苏人身上是一种制度之美，而创新精神有所不足，独立意识更显得薄弱。

　　凡此种种，表现在江苏商人身上，他们是一群独立意识相对薄弱的群体，对政府的依附性一直比较强，独立的企业家队伍始终难以形成。过去的乡镇企业家队伍“干部化”，搞企业是为了捞政绩、谋位子就是明证。记者每到一地，当地政府的大楼无一不是最气派森严的，这也是等级秩序观念的残留。江苏人还保留着一种传统的意识，习惯每干一件事先去“找市长”，而不是去“找市场”。

　　今天的江苏商人，在“去官化”的过程中磨砺出独立性，以至形成一个商业社会的任务就显得尤为紧迫。

　　如今，随着江苏省把“富民优先”纳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核心指标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老一代江苏企业家即将谢幕，在如今的江苏商人身上，已经看出了这种转变，可以说新的江苏老板阶层正在形成之中。“江苏企业家处于一种艰难的自我突破和提升转换的过程中。”江苏省经济学会秘书长吴先满认为，整个江苏企业家队伍正在进行新老交替，当然由于传统积淀的过深，这一过程也进行得颇为艰难，“10年、20年，想完成这种转变是十分艰难的。”

　　然而，我们在走访的企业家中，还是发现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现象：不少老板已经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比如先声药业董事长任晋生，他善意“拒绝”了来自人大、政协的“邀请”，而是安心做他的南京中医药大学、西北大学管理专业的兼职教授。

　　谈到与政府关系这一企业无法回避的关系，吕勇表示企业的本分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业务，一定要和政府保持独立的关系。“不是所有的领导一定要得到你的好处才行，那是一种难以平衡的、危险的做法。”吕勇说，“政府其实更需要企业多给老百姓做事情。”

　　企业家意识的觉醒以及市民社会的趋于形成，一些企业正在进入很多原来对他们封闭的领域：黄丽泰的利安达集团已经陆续进入市政燃气领域，成为整个江阴市、靖江市天然气管道的供应者。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苏南社会的乡绅自治传统。其实，自南朝以来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开始，江苏就有较为成熟的社会自治，苏州商会曾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会组织，近代每当政府破产时，无锡的企业家集团也曾多次走到前台，成为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主角。

　　“民营企业能不能走得远，关键还在于对企业价值的认识。”不止一个企业家对记者表示，他们一直考虑：企业何以存在？是赚钱吗？如果是，那赚钱又是为了什么呢？在吕勇的办公桌前，挂着爱因斯坦的《我的信仰》：“每个人在世界上都只做一个短暂的停留，目的何在却无从所知，尽管有时自己偶有所感……人，其实是为别人而生存的。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依靠别人的劳动，所以我必须以同样的努力来报偿我所领受的东西。”

　　谈到企业的传承，基金会是他们口中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词语，不少老板告诉记者，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把它交还给社会，而家人控股只维持在保障基本生活的水平。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