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中国环境威胁论”

　　（引自2006-11-15 周庆安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发展没有原罪。“中国环境威胁论”既无事实根据，也缺乏国际法依据。但是中国的发展，的确需要避免环境破坏的代价，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理性看待所谓“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原因。

　　刚刚闭幕的第三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作出了回应——“既无事实根据，也缺乏国际法依据”。缺乏国际法依据倒是真的，至于没有事实依据，可能还要看看威胁论的来源再下结论。

　　必须指出，目前国际社会部分舆论中出现的“中国威胁论”有两种类型，不能一概而论。最主要的一种是基于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国际格局变化和自身利益受损的复杂心态。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稳定和快速发展，以西方为主体的全球政治经济语境敏感地觉察到了，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等尘嚣日上。甚至在刚刚结束的中非论坛后，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主义”，非洲的“中国威胁论”都出现在不少西方媒体上。筹划中的“欧非峰会”也被赋予了与中国争夺非洲资源的政治意义。

　　这样的威胁论是空穴来风，是对中国的无端戒备，当然也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另类冲击。按照这种逻辑，中国每向外迈一步，都是一个威胁论的脚印。这种威胁论完全不必理睬。

　　但是同时，越来越多各种领域的中国威胁论中，也出现了另一种类型。那就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可能引发巨大代价的担忧。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人均GDP每增长1美元，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能源，也必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环境破坏。因此，“中国环境威胁论”是一种被政治话语放大了的环境问题忧思。

　　这样的威胁论则是一面镜子。镜中的中国，不用顾影自怜，却可以鉴往知今。我们必须承认，尽管中国的现代化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是从理念到实践，再到产生正效应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今年发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中，中国排名倒数第14位。在全球化的体系下，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迷失，可能是整个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负作用力。因此，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要有从偏见中寻找不足的气度。

　　当然，任何问题被上升到“威胁论”的高度，都是一种让人情感上难以接受的表达方式，更是被添加政治佐料之后的结果。但是一分为二地说，国际舆论过于重视威胁论，则会限制中国的发展权，增加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本；但中国将威胁论完全归咎于西方的敌视态度，则也会忽视发展中的方向和代价。

　　环境威胁是一种无国界现象。环境成本在工业革命之初，曾经普遍地出现在西方不少国家中，甚至也被西方殖民主义传播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国现代化出现的环境影响有两方面因素，一如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原署长拉贝尔所说，是国际产业分工转移带来的产物，全球化的寻底竞赛导致了原材料采集与粗加工向着价格成本最低的国家转移，中国在现阶段出现环境问题也有全球因素；另一方面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国内部分领域和企业盲目追求效益，为降低成本而忽视基本的环境保护，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虽然构不成威胁，但是足以抹杀中国为可持续发展付出的一切努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必然包含环境代价成本。发展没有原罪。如果把一个大国的发展天然看作是世界稳定的敌人，那么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舆论就无法接纳中国并与之和谐相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众议院的选举结果让人们对中美政治语境感到担忧的原因。但是中国的发展，的确需要避免环境破坏的代价，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理性看待所谓“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