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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1月22日电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在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撰文指出,中国高储蓄率的症结根本就不在于居民储蓄的居高不下。占国民总储蓄几乎达70%的政府和企业总储蓄才是导致高储蓄率的关键所在。
文章指出,央行近日公布的10月金融运行数据显示,在股市分流的影响下,当月人民币储蓄存款减少76亿元,这可是近5年以来的首次月度储蓄下降,当月人民币储蓄余额为15.8万亿元,同比增长15.5%,也创下了去年4月以来的最低增速。更多的声音将此视为中国储蓄过高之沉疴初显康复之势。
但是,中国高储蓄率的症结根本就不在于居民储蓄的居高不下。国民经济统计中的储蓄与银行储蓄存款本身就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一般来说,一国的储蓄大致分三大块:居民储蓄、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据测算,2005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大致为GDP的16%,远高于美国、日本和法国。但考虑到中国的人口红利至少还有5—10年的增长期,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并没有多少异常。
文章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中国储蓄率在已有的高位上还在不断攀升。而其中,居民个人总储蓄仅占了国民总储蓄的30%—40%(近几年还在下降),而政府和企业总储蓄才是主要构成部分,几乎占到了70%。而且目前看不到任何下降甚至走平的迹象。
文章提到,10月末,广义货币M2依然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7.1%,增速高于9月底的16.8%,远远超过了年初确定16%的目标,也创下了增速连续第17个月超过目标值的尴尬纪录。这意味着,储蓄存款的减速(同比增长15.5%)的同时,企业和政府存款却在加速增长。
文章强调,过高的投资率使得分配结构发生扭曲,宏观上表现为地区、城乡、收入差别拉大,全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
此外,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改革困难重重,国内储蓄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等等,故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文章认为,当下改善经济内部失衡的关键在于,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政府应考虑通过加大国有企业对财产所有者利润分红的方式来减少企业储蓄,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
(责任编辑:田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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