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今天学术界的腐败现象令人心惊：举其大者有复旦大学申小龙、张汝伦抄袭案、华东理工大学胡黎明做假案、署名为唐河的《世界文明史》抄袭案等；举其小者，媒体时时都有披露，不必罗列。那么，这种情形又是谁为为之、孰令至之呢？原因当然很多。可在这里，我只想谈一点：那就是职称评定的量化原则。

　　职称对知识分子的重要不言而喻，几乎就是他一生事业地位的标志，大家当然也就念兹在兹。既然大家都想要，当然也就得有评判标准了。怎么评呢？现在评职称，爱采用的是所谓“量化法”：有关方面根据申报人发了多少论文、出了几本专著、编了几套教材、完成了什么课题以及获得了什么奖励，来决定授予对方什么职称。

　　比如，某高校就是这样规定申请教授职称的条件的：主编（排名第一或第二）正式出版教材1部以上者，或正式出版专著1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一类期刊）上发表论文5篇以上；参加省（市）、部级科研课题1项并为该项目核心成员或承担完成国家级课题的子项目1项；获国家级或省部级奖励。以上4项中，前2项为必备条件，符合后2项条件的可以优先推荐。而职称一经授予，那可就是终身制。所以，在一些学校就出现了讲师、副教授拼命干，当上教授后混着干，“讲师辛辛苦苦、副教授不敢马虎、教授舒舒服服”的情形。

　　然而，拼命干就能达到这些要求吗？科学研究是一项高风险活动，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项活动中，你完全可能终身勤奋而一无所成。所以，要求一个学者在短时间内发表真正有价值的论文是强人所难。于是，便出现这样的情形：客观上不太可能做到的事，职称评定又要求你非如此不可。怎么办？有些人就只好选择做假：反正你只要求在刊物上发表5篇东西和搞一部教材，那我只要想办法能在你所谓的核心刊物上发表5篇文章，再出版一部教材出来，教授的帽子你就得给我戴。于是，要么自己出钱叫“有奶便是娘”的一些刊物发；要么抄袭别人的文章，蒙骗编辑后发；要么找枪手替自己写……这样，腐败不就产生了吗？有学者曾对这种评判标准做这样的诛心之论：“中国学术界的评价机制和大环境颇不尽如人意。想必校长和系主任在一类刊物上发表文章容易一些，便心仪那些指标约束。”话虽刻薄，可也未尝没有道理。

　　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抛弃这种所谓“论文量化评价标准”的做法———数文章篇数，这是小学生也能做的事，我们的评判者就不能也不应该这么做。我们应该做的是看其质量与水平。这方面，前人有很好的例子：当年不足三十岁，尚处于“藏锋不露”阶段的陈寅恪从欧洲游学归来，梁启超与之一谈，马上对其学问五体投地。于是向清华校长竭力推荐陈出任国学院导师。

　　鉴于国学院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以及国学院导师的身份（当时国学院其他两位导师是王国维、赵元任），校长问梁启超：“此人有无博士文凭？”梁启超据实回答：“没有。”“有无专著发表？”校长又问。“亦无专著发表。”“那———我就不好办了。”校长表示为难。启超大怒：“某亦无博士文凭，而著作等身。但我这等身著作就赶不上陈先生三言两语！我能做国学院导师，为什么陈先生就不能做？”见一向自信的梁任公如此推崇陈寅恪，校长不敢再“等因奉此”，马上聘任陈先生为国学院导师。从此，中国学术界开始出现一位被誉为“人中龙”的史学大师。我们就不能像他们一样，以质取人而不以量取人吗？

　　要之，如果我们不打破现在这种以论文数量作为评职称的最大标准的话，学术腐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谁若不信，不妨拭目以待。

　　□信力健（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