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陈锡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

　　精彩观点：

　　陈锡文

　　这次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原来讲“三农”问题，都是从外部观察农村，然后提出来的。而这次讲的新农村建设，则是非常清晰的把主体定位在农民自身。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只有在整个农村经济社会活动中，真正体现出农民是主体，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尽管大家现在看到了很多政策，但是我觉得不要过于乐观，认为很快就能有很明显的变化。毕竟全世界再没有哪个国家，有九亿四千万户籍人口在农村。

　　蔡昉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些举措对于打破徘徊了十几年的“温饱陷阱”有一定的意义，也是新发展时期自然的产物。

　　农民收入的提高有两个源泉：一个是发展生产，提高产量；另一个则是结构调整，包括产品结构的调整、就业身份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变、就业地点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

　　林毅夫

　　建设新农村，必须从改善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入手。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一方面可以打通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这条渠道；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固然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最持久的政策措施，但是也要了解到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可以预见到未来20年、30年仍然会有4－5亿人留在农村。所以，在强调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必须推动旨在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新农村建设。

　　新局面：从农村支持城市到城市支持农村

　　主持人（王海明）：“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着眼于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请各位专家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改革的进程。

　　陈锡文(陈锡文新闻,陈锡文说吧)：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三农”问题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农业保障了国民的基本需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显然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市场上各类农产品供给都非常充分，很便利。对于中国来说，这也就是最近20多年才发生的事情。更早的时候，从政府到老百姓都在为吃饱吃好绞尽脑汁。另一方面，作为农业主体的农民，在为社会提供农产品的同时，其自身情况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就目前来讲，中国大部分农民的收入还是比较低的， 2004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还不到3000元，而城市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9400元。农民在中国是个比较大的群体，也是收入比较低的群体，需要受到社会的关注。目前农民的收入比较低，接受的教育、医疗水平比较低，农村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农村问题是受到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从解决吃饭问题的角度关心农业，似乎农业的问题就决定了人民生活的好坏。现在，城里人逐渐吃饱后，农村问题就不仅仅是要解决农业的问题，而且要逐步地让农民有越来越高的收入水平，逐步地让他们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让我们对中国农村的状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也逐步提出了三农问题。三农问题要围绕着建设新农村开展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大家的努力，整个三农问题都会有新的起色。

　　主持人：几年前，林教授和蔡所长合作的《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对中国农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几年后的今天，您二位对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农村政策又有什么新的观点？有没有不同观点？

　　林毅夫(林毅夫新闻,林毅夫说吧)：我和蔡教授在分析框架方面是观点一致的。《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做了历史性的、系统性的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国民经济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我国当时尚处于资金非常稀缺的农业社会。1952年之后，农业、农村、农民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作贡献。这个贡献很大，成就也很大。然而，在当时的集体经济体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的效率都非常低，生活长期没有得到改善。到1978年，中国还有30％的人口，也就是2亿5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78年底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大大改善了这一现状，最重要的就是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政府也从1979年开始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放开了农村的市场，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些改革给农村经济带来了一段超高速的增长，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城乡差距逐渐缩小，粮食生产基本建立了“基本自足、丰年有余”的格局。由于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1985年开始，我国政府把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推向第二阶段，农村经济也往新的方向发展，在1980年代末，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了1990年代，又有很多农民工进城务工，他们从“离土不离乡”，变成了“离土又离乡”。上述进程对于农村和我国经济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和自己比，我国农村的现状比过去大大改善了，但是和城市比差距却越来越大。到了1990年代末，三农问题再次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我很高兴的看到，十六届五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关于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简称“十一五规划建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十一五”期间六大任务之首。这对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措施。

　　蔡昉(蔡昉新闻,蔡昉说吧)：刚才林教授回顾了三农政策的发展。我想从另外的角度来概括。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农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二亿五千万人口处在温饱线以下。可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处于一个“贫困陷阱”中。改革以后，微观层面上的激励机制问题解决了，效率提高了，农村市场的政策也进一步完善，因此也就解决了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问题。

　　现在，农民的收入已经大幅度提高了，但是问题在于其增长速度没有城市人口收入的增长速度快，这样城乡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可以进一步把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看作是一个“温饱陷阱”。即，虽然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相对于城市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来说，农民还没有解决致富的问题，因此是处于一个“温饱陷阱”中。如何突破这个陷阱，是三农政策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次改革，也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解决了劳动自主权和积极性等微观激励机制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下一步的改革应当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上进行。

　　目前，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因此在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统揽新世纪的改革和发展。同时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些举措对于打破徘徊了十几年的“温饱陷阱”有一定的意义，也是经济发展到新时期的自然产物。

　　新农村建设：把主体定位在农民

　　主持人：陈主任，您作为文件的主要起草者，能不能具体谈一谈，在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上，新政策和以往政策的继承性和创新性。

　　陈锡文：这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能有些同志会感到比较意外，因为最近一直都在讲“三农”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农业问题是十分重视的。改革前，是以农业为基础，强调解决温饱问题，对于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忽视。从土改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农业产量是在不断增加，但是农民的积极性不强。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问题越来越大，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于是开始考虑改革。从农村的情况来看，当时改革的重点不仅是提出了重视农产品的生产，而且提出要关注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收入状况，农民应该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等等。1980年代中期，中央连续发了五个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足以表现出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

　　这次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原来讲“三农”问题，都是从外部观察农村，然后提出来的。而这次讲的新农村建设，则是非常清晰的把主体定位在农民自身上。党、政府和社会要解决好农业、农村问题，就是要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这是政策提法上很大的变化。

　　2004年10月份，胡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对中国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过程做了很深刻的分析。这个转型是有规律的：工业化的初期，资金从农业中积累而来；但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市就要反过来带动农村。2004年底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胡总书记进行了判断，整体上中国已经到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城市要更加主动地帮助农村发展。这个判断提出以后，理论界、各级政府、广大的群众通过理性的思考，都觉得这个判断是对的。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不应该再扩大。我们认识到所处的发展阶段之后，就要形成一种新的城乡关系，这不光是农业和农村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要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工农关系发展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其实查一下过去的文件，甚至是解放前的文件，很多学者都提及过新农村，这个概念并不是新的。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已经对“新农村”下了定义。此外建议里还提到了四大任务，从这些任务中能非常清晰地看出和以往很大的不同。我认为，这次“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现在这个特定的阶段。同时，该建议也有非常清晰的内容，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一个村庄的建设，而是整个现代农业的建设。把农村的各项改革搞好，把面向农村的服务覆盖到各个层面上，这样才能建设新农村。

　　建设新农村：从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入手

　　主持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能在哪些方面入手？在哪些方面突破以前的成就？

　　陈锡文：我们现在处于转折点上，实际上改革是个很缓慢的过程。回顾这几年，从1982－86年的五个

　　一号文件到2004年、2005年的两个一号文件，都是含金量很高的文件。比如，2004年的文件，主要是减免农业税，国家改革的力度比以前加大了。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国力不断提高，才有条件支持改革。2004年财政收入是2万6千多亿，2005年可以超过3万亿，2005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要用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主观认识的改变。大家都意识到城里的发展面貌日新月异，而农村变化却不大，意识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性。这样，既有可能又有必要，解决三农问题才有了更好了社会氛围和环境。

　　林毅夫：建设新农村，必须从改善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入手。新农村建设有四个工作重点，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深化改革，三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四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的收入。其中三个任务过去的政策里都谈及过，新增加的是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什么说要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呢？因为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增加农民的收入，二是改善农民的生活。要使农民收入长期持续增加，就要减少农村人口。这就要涉及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得越快，农民的收入就会增长得越快。但是从1998年开始，我国出现了生产能力全面过剩的通货紧缩问题，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制造了障碍。要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就面临着扩大国内市场的问题，而农村正是我国尚未开发的一个最大的市场。当前，开发农村市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农民收入的问题，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二是改善与农民生活相关的基础设施。过去，农村的基础设施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现在，我很高兴看到，增加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作为政策提出，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亮点。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一方面可以打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跟农村有关的基础设施改善了，村容村貌才能改观，农民才可能有现代化的生活，也才会有文明的乡风。

　　蔡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目标就是增加农民收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有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要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资本投入，这些投入由公共财政承担了一部分，但农民也要承担相当一部分。因此，首要的任务是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的提高有两个源泉：一个是发展生产，提高产量；另一个则是结构调整，包括产品结构的调整、就业身份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变、就业地点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这些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部分都来自非农业收入。按照正常的发展趋势，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产值的比重会下降，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也会下降，而城市化的水平相应提高。

　　这些年，我们已经卓有成效的调整了就业结构，但是还有足够大的潜力，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因为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到，相对于目前的收入水平，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相对比较高。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转折点，中国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之所以能实现这个条件，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农业的比重、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相对降低了。我们不能设想90％的人口都在农村，90％的劳动力都在务农，靠10％的人来反哺、支持90％的人，这是不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当城乡劳动力结构转变了，才能真正达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

　　相对于国际的常态状况，我们的就业结构还没有完全调整好，因此，我们只是初步具备了以工哺农的条件。如果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上有更大的进展，就应该进一步调整就业结构，继续优化政策环境，让农村劳动力更加充分的向外转移，最终达到两个效果：一，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越来越强，力度越来越大，效果越来越好；二，形成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在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是农民，他们的发展是要有投入，有积累的，这种反哺就是一个重要的积累来源。

　　解决新农村的建设问题，将把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

　　主持人：关于农村经济本身与整体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在这次政策文件中有什么样的体现呢？

　　陈锡文：农业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农业劳动力占全体从业人员比重越来越低，这是一个趋势。2004年，我国的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是15.2％，农业劳动力占全体从业人员45％。扩大内需，这几年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于拉动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内需的扩大主要还是在投资和出口方面，而不是消费方面。2004年GDP增长了9.5％，其中3.6％来自出口增加，3.6％来自投资拉动。中国的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很多商品农民买不起。如果国家拿钱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到位了，农民的消费就会增加，进而拉动市场的扩张。目前，很多商品，农民的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里人，这一方面是农民的收入水平造成的，另一方面就是缺乏消费的环境。我曾经到农村看过，某家有一台洗衣机，但是没有配套的上水、下水设备，最后只能把洗衣机用来装米。前几年国家为了扩大内需，花了1千多亿改造农村电网，基本上实现了农村和城市同网同价。电网改造前，很多农村的电价每度2、3元钱是很正常的，连灯都不敢点；而做到同网同价之后，电器的使用就能普及了。再如彩色电视机，城市每百户家庭拥有电视机120－130台，而农村每百户拥有50台。如果农村能达到城市的标准，企业的产量就会扩大。我非常赞同他们两位的说法：既要提高农民收入，又要在此基础上创造消费的环境，这两方面都是属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真正去推进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同时通过发展经济让农民逐步增收，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没有一个国家有13亿这么大量的人口，其中9亿4千万人是农村户口，这9亿4千万人的市场打开以后，没有人阻挡得了他们的需求。

　　蔡昉：现在中国几乎是世界最大的生产者，新农村建设问题的解决，将把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

　　关于宏观经济和三农问题的关系，我还有一点需要补充：自1998年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这个政策带动了各种投资的增长，但是也带来了一个偏向的问题，这种偏向虽然看上去和农业无关，但是会影响到三农问题。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一时期内经济的增长、投资方向和产生的GDP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重化工业等领域，是一些GDP高、投资大但是创造就业机会不多的产业。我们发现国债投资的多少和吸纳就业能力是呈反比的，因此国债投资并没有带来足够的非农就业岗位，这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在改革期间，我国GDP增长的28％来自资本积累，24％来自劳动力数量的增长， 24％来自劳动力的质量、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还有大约21％的贡献则来自于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这种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这个角度来看，宏观经济的变化不仅影响了农村，还影响到城乡关系，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因此，农业经济和非农业经济是互相影响的，应该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哪个环节产生扭曲，都可能造成进一步扭曲，对双方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林毅夫：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我觉得还有几个方面的好处：首先，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绝大多数原材料来自当地，并且会雇用很多当地的劳动力，这会给农村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所以，政府财政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而且会产生良性循环，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其次，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改善以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可以在农村得到推广，这样才能够实现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目标。

　　农村劳动力转移：一个漫长过程

　　主持人：刚才蔡所长反复谈到了，解决农村问题就必然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前景。

　　蔡昉：随着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就会提高，两者是呈正比关系的。因此加快劳动力的转移，也就是为反哺农业、支持农村创造条件，这个方向不应该动摇。

　　此外，在农村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劳动力转移是不矛盾的，相反，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使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更加良性化。打个比方：如果两股水的落差太大，闸一打开，水就会迅速地流下来；如果落差不大，水流下来的速度就会相对平缓；如果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太大，人们就会有非常强的流动动机，而且不考虑后果，在获得充分信息前就会转移，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盲目性。我们都强调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有序流动并不是卡住流动。相反，流动的目的是让农民能够自由选择更高的收入，选择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村的基础条件改善之后，农民会更理性更客观的选择自己的流向，流动时就会合理有序了。我认为流动是必要的，但是需要更加理性化。

　　主持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否还存在一些政策上的障碍，请陈主任谈一谈。

　　陈锡文：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遵循农业人口不断减少，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这不仅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而且也是使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的人逐步富裕起来的过程。只有留在农村中使用土地资源的人越来越少，相对的农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农民收入的增长才可能成为现实，这是一种趋势。这个趋势在各个国家的表现不同，完成的时间也不同。尽管大家现在看到了很多政策，但是我觉得不要过于乐观，认为很快就能有很明显的变化。毕竟全世界再没有哪个国家，有九亿四千万户籍人口在农村。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曾经出乎很多人的意料，1978年时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不到2900万人，到1996年，就业人数达到1亿3500万人，增加了1亿多个就业岗位。农村靠自己、靠乡镇企业就创造了这么多就业岗位。我那个时候非常兴奋，我觉得只要把乡镇企业不断办下去，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就解决了。然而，1996年后，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开始回落，农民开始流动进城。现在有些同志又比较兴奋，按照他们的算法，农民工每年增加700、800万人，城镇化水平每年差提高1.4个百分点，如果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两个五年计划内，城市人口比重就能提高15％。这个分析方法可能又回到类似于我对乡镇企业判断的误区里了。

　　我相信城市里能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但前提是要消除各种障碍，让农民能进城就业。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村人口的数量还是很大的，如果中国有30％的人口在农村的话，那就是4－5亿人。这部分人生活在什么环境中，从事生产的条件怎么样，就决定了整个国家的状况，能否实现现代化主要取决于这4－5亿人的状况。因此不仅要吸引农民转变为城市人口，而且要给生活在农村的大量人口提供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不断的提高其生活质量，这样才能迈向现代化。一边推进城市化，一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两边都要抓。

　　林毅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固然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最持久的政策措施，但是也要了解到，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可以预见到未来20年、30年仍然会有4－5亿人留在农村。所以，在强调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必须推动旨在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新农村建设。

　　税费改革和减少行政层级：需要体制创新

　　主持人：这次“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请诸位就税费改革和减少行政层级等方面分析一下。

　　陈锡文：根据这次改革的精神，到2006年，在农村种地就不交税了。农业三税到2006年全部取消。税费改革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费改税或者免税的过程，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给基层政府适当的补助，减少行政支出。以前农民要承担每年1250亿元的税，2006年这1250亿元不交了，中央和省市财政大概给农村转移支付950亿元，还存在着300亿元缺口需要填补。这就需要推进一系列配套的改革，其中一项就是乡镇机构改革。这件事情涉及面非常广，社会管理层面中的很多问题都要进行自主创新。乡镇机构改革基本包括这么几个层面：一、减少乡镇一级政府的领导人数；二、精简机构，在目前的改革试点中，大部分是把党政机关合并在一起，称为三办一所：即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以及财税所；三、精简人员，一般乡镇的编制是30余人；四、必须成立乡级的卫生防疫所，将公益性和经营型的卫生防疫所分开。其他内容还涉及减轻农民直接交给政府的税收负担等。

　　但是，体制不健全的问题还存在。农村教育乱收费的问题仍然很难控制住。文件中有一段容易产生误解，原话是：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地方政府负责，分级投入，以县为主管理。很多省市就认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是以县为主，从而不投入或少投入。这次中央明确提出，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要分级负责投入。省和中央的两级财政要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这样农民在教育方面的负担就会减下来。2005年这一年，国家对于592个贫困县的贫困家庭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免一补”政策，这项政策将很快在中西部地区的3000多万贫困家庭中实行。而且“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到“十一五”末，农村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将全部免除杂费。此外，县、乡、镇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列入了改革的范围内。目前乡一级的财政管理体制不太健全，这个还会有专门的具体的部署。

　　虽然这次改革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费从哪里来等等。改革的任务非常重，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只有在整个农村经济社会活动中，真正体现出农民是主体，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体制创新的问题。

　　主持人：原则上，农业的一些税取消后，农村的人员和办公费用应该都是由财政来支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农村到底需要多少干部才能够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呢？

　　蔡昉：农村机构的改革，涉及到各级机构。为了避免免征农业税后钱少人缺的问题，应该减少基层政府需要处理的事情，把真正需要做的事情做好。在某种程度上，基层政府干多少事，是上一级或者是若干级政府确定的。所以不能仅仅是把改革重点放在基层，让其独立解决。

　　展望中国2006

　　主持人：我们这个论坛是“中国经济展望论坛”，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展望2006年。2004、2005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问题的，假如2006年的一号文件还是讲农业问题的话，重点会在哪里呢？

　　陈锡文：能被称为一号文件的原因在于这个文件完成的是什么时间，而不是重要程度。2006年的“一号文件”既要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的要求，来谋划一下未来发展的远景；又要突出2006年的工作。据我个人的估计，五中全会对农村提出了非常振奋人心的方向性要求，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定会在2006年的工作文件中占据重要地位。要把什么是新农村建设，为什么要进行新农村建设，其必要性、紧迫性做相应的论述。同时也会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四大任务部署下去，把五句话的目标论述清楚。毕竟2006年是要做具体工作的。

　　这几年农村建设的重点始终在两个方面，粮食的稳定生产和农民的持续增收。之所以特别重视粮食的问题，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连续三年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而2003年是8600多亿斤。如果农民的积极性能恢复，2005年应该会达到9600亿斤左右。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大起大落，必须通过政策、科技进步、以及提高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稳定粮食产量。众所周知，粮食供求是会有所波动的，所以一般不必过多关注年产量的增减，但是产量不能大起大落。粮价的涨跌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要把粮价稳定住，保证在有限的耕地上提高生产能力，这是2006年很重要的问题。

　　关于农民收入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展，农民的收入水平的确高了很多。从数据上看，1978年，农民年平均收入是134元，而2004年是2936元。但是和2004年城镇居民的年平均收入9400多元一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农民的收入和城里人的收入不一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2006年收入的垫付。因此只有收入更多，才能购买更多的商品，从而拉动消费。

　　我感觉中国的农业有一些很基本的特点，比如粮食生产基本上是两丰一欠一平，四年一个周期。2004年和2005年都是丰年，两年增产了1000亿斤，那么2006年增产就有很大的压力。农民的收入和生产的产品有关系，随着销售成本的增加，增产的压力在增加。而原油等原材料的涨价，造成农业生产成本也要提高。简单测算一下，如果一亩地增加了30元－40元的成本，全国大概要增加600亿元的开支。再考虑气候，市场供求，2006年都可能遇到新的困难。所以必须兢兢业业去努力，特别要保护好农民的利益。

　　林毅夫：增加农民收入确实还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如果2006年政府在财政上对农村有较大支持的话，那么农村地区自身采取什么措施来达到增产增收就成了一个关键。从农业发展本身的特性来看，加强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联系，推广“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政策，但是，农户和龙头企业都需要有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才能进一步发展，因此金融改革就相当关键。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已经启动了，这方面工作要加强落实；同时可以在农村推动一些金融方面的创新。比如，由于农民没有合适的资产可以用于抵押，农民贷款难，如果龙头企业可以成立担保公司，给基地里的农户提供担保，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因为农行、信用社之所以不愿意给农户提供贷款，是因为缺乏农户信用、收入状况的信息，而相对农行、信用社来说，龙头企业对于农户的信息是完全掌握的，农户的技术是龙头企业提供的，产品是龙头企业购买的，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可以由龙头企业成立担保公司，给基地里的农户，或准备加入基地的农户提供充足的资金担保。我想这也是生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的措施。

　　另外就是地区性中小银行的发展。如果能在农村和城市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那么其本身就会成为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龙头企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对推动农业产业化，吸纳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蔡昉：我没法预测一号文件会是怎么样，我可以从另外的角度预测一下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还会在其他的什么政策方面加大改进。我想，首先还会为农民外出就业流动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包括清理各种拖欠工资的现象，解决对于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问题，此外，城乡机构在社会保障方面也会有一些新的进展，甚至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一些改革的尝试。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延伸，即在农村条件逐渐改善的情况下，外出打工的条件也应该逐步得到改善。这也是城乡统筹发展，发育城乡一体化市场的自然过程。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结束，感谢三位嘉宾。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