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海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燕生
特邀主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岳昌君
海闻
中国必须要站在比较长远的立场考虑问题,既要代表发展中国家立场和利益,也要有对应于发达国家的立场和利益的成分。 最好的立场是,站在推动自由贸易、推动全球富国帮助穷国发展的立场上,这是一个永远正确的立场。
要取消扭曲贸易的机制,以前中国为了鼓励出口,搞了一系列变相出口补贴,包括退税等措施,现在贸易摩擦主要出现在出口领域,今后应该逐步取消这些变相鼓励出口的措施。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大国,不仅在2006年,而且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张燕生
全球化是一个市场不断开放的过程,通过一个个回合的多边谈判,推动开放。这种开放有利于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起作用,增进全球的经济福利。
中国是入世门槛最高,付的代价最重的一个国家,也是收益最大的国家,对外开放在促进国内体制改革方面起到了明显作用。
我始终希望人民币汇率以稳为主。因为要实现弹性、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要具备一定的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企业也要有相当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实现。
WTO香港会议:亮点和遗憾
主持人(岳昌君):上周,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刚刚在香港结束,此次会议有哪些主要的成果和亮点,有哪些不令人满意的地方?
张燕生:这次会议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达成了2013年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协议;其次,为多哈回合的谈判制定了一个路线图;第三,为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的下一轮谈判确定了具体的发展方向;第四,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多变的贸易规则提供了一个套餐,也就是发展方案。这四方面是此次会议的具体成果。
亮点在于,达成了几个大家高度关切的协议,一是刚才讲的,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承诺2013年之前全面取消农产品的出口补贴,这是一个亮点,也是从乌拉圭回合到多哈回合来之不易的成果;第二个亮点,确定发达国家2006年将取消棉花补贴,在棉花领域中采取支持的措施;第三个亮点,确定2008年对最不发达国家采取免关税和免配额的“两免措施”,这三项实质性进展,是这次会议非常重要的成果。
仍不令人满意的方面,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次会议虽然取得这么多成果,但是,在多哈回合以来的历次谈判中,包括此次香港会议上,发达国家做的让步还是有限的;其次,围绕着乌拉圭回合以来已达成协议的贸易产品的进展,以及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仍然是突出的。
取消农业补贴对中国农业是好消息
主持人:2013年之前逐步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对中国农业发展以及“三农”问题有何影响?
张燕生: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的出口国,过去一直有大幅度的农产品出口补贴。补贴的取消,意味着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将更加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我们可以预测农产品价格会有上升的压力,这对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国际市场上价格的扭曲将进一步减少。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还大量进口粮食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世界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压力,会导致我国消费者福利的减少。例如,加入WTO以后,我国大豆进口每年都达到两千到三千万吨,大豆进口价格上升,意味着今后食用油的价格上升。
另外,农产品贸易的开放和出口补贴的取消,对于中国采取支持“三农”的措施造成了压力。
海闻(海闻博客,海闻新闻,海闻说吧):中国还处于农业转型的阶段。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都是对农业进行征税的,而发达国家对农业是补贴的。我们刚刚从征农业税到不征税的阶段,还没有到农业补贴的阶段,所以没有取消农产品补贴的问题。所以,取消农业出口补贴对中国农业不会有负面影响。别的国家取消补贴,对我国的农民间接的是一件好事。政府不必花太多的钱去补贴农民,因为农产品本身可以卖出较高的市场价格,这对中国的农民是一个好消息。
中国角色:做发展中国家领袖还是继续韬光养晦?
主持人:有媒体评价说:此次会议显示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领袖的地位。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不应该出头,应该继续韬光养晦,扮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调解人,如何看待这个关系?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海闻:中国历来被看成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原因之一是中国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很多利益跟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中国也需要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开放市场,这不仅是非洲国家的要求。中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就是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我们以往的角色,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仍然会扮演这种角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中国不是无关的,而是相关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完全站在最不发达国家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很多产业已经处于相对发达的地位,当前我们不仅面临打开发达国家市场的问题,也面临着打开其它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问题。例如,我们讲到服务业,常常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打开市场,但我们可能比别的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上更有优势,将来中国服务业开放的对象,不仅是发达国家,也包括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必须要站在比较长远的立场考虑问题,既要代表发展中国家立场和利益,也要有对应于发达国家的立场和利益的成分。最好的立场是,站在推动自由贸易、推动全球富国帮助穷国发展的立场上,这是一个永远正确的立场。
主持人:商务部薄熙来部长说,香港会议解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争议的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中国家具体有哪些矛盾的表现?
海闻:不能说完全解决了,但至少在几个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保护措施,是影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障碍,也是发达国家最后一个保护壁垒。这次会议提出取消农产品补贴,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虽然对于2013年前怎样逐步降低,没有很详细的数学公式,但是有具体时间表,在棉花上有具体措施,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扣子。
张燕生:在推进多边贸易规则谈判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企求是不同的。全球化是一个市场不断开放的过程,通过一个个回合的多边谈判,推动开放。这种开放有利于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起作用,增进全球的经济福利。但是,开放的过程中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市场越来越开放,另一方面,国家利益和贸易的利己主义同时存在。这样一来,就会涉及优先开放什么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利益是不同的。为什么这次农产品贸易的矛盾会这么尖锐?因为绝大部分穷国都是农业国,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穷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全球化过程中确实有一些穷国被边缘化,因为市场机制在有效配置资源的同时,加剧了贫富差距。因此这次谈判有一个可喜的成果——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一揽子套餐,为它们提供发展的机会。
还有一点很重要,发达国家从他们的根本利益出发,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而发展中国家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利益要求——加强全面经济技术合作,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多的援助。这反映出全球化的利益和压力在富国和穷国之间有不同的表现。
中国入世四周年回头看
主持人:2005年对中国贸易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是我国进入WTO后过渡期的第一年,也是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第四年。四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改革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
张燕生:四年来,我们对外贸易发展方面可圈可点的地方挺多的。
第一,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由过去靠数量的、粗放的、外延式的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成讲究质量和效率的集约型增长方式。
第二,出口结构的调整。我们的出口结构从最初的原木、原煤、原油,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箱包鞋帽、纺织服装,到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现在高新技术产品大致占出口的1/4,其中广东占到33%。这对于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体是谁?如果80%-90%中高端产品出口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或者跨国公司之间,我国真正的内生型出口增长就还是比较小的,提高内生型出口增长是下一步出口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
第三,调整了出口退税制度。
第四,保税区转型,1990年开始保税区转型,加入WTO以后,保税区明显向保税物流和保税工业这两个方向不断推进,上海阳山港已经形成保税港;我国已经有57个出口加工区,上海和苏州昆山的加工区,已经成了中国贸易转型升级的典型示范样板。
第五,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要从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型,要在中国形成开放型大国经济模式,而不是像东亚“四小龙”那样,一切为了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模式。
第六,“十一五”规划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改变我国从1990年以来的15年中,有14年出现贸易项和资本项下持续顺差的状况。
除了这些以外,行业的全面开放、竞争力的提升、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汇率制度的改革等都是2001年11月份入世以来,可圈可点的一些重要进步。
主持人:在入世之前,中国做出很多承诺,回顾这四年入世的历程,中国这些承诺是否实现了?这些承诺是否有必要?这些承诺的履行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没有负面影响?
海闻:多数承诺都是关于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的。这些承诺本身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更开放,它不仅可以通过更多的出口创造就业,同时可以通过进口来降低物价、获得更加便宜的资源或者更好的产品。当然,有时候我们不愿意一下把关税降到底,如果开放太快,对某些行业冲击太大,会带来就业、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所以我们希望逐渐开放。换句话讲,这些承诺并不是人家强迫我们做的,而是我们在可接受的情况下做出的。有些事情,哪怕不承诺,我们也会去做的,像降低关税、开放市场等承诺,本身也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措施。
但是,有时候我们还必须保持一定的讨价还价权利,在谈判当中,有时候我们说只能承诺这么多,不能再多了,这不是因为这些承诺不好,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保留一定的权利,以保证内部的调整更加平稳,不出问题,同时也保留跟对方讨价还价、要求他进一步开放的筹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承诺对中国来说不是不好的事情。在履行承诺方面,我们这几年做的还是挺好的,大部分都是按照时间表在进行。例如2005年我们金融业的开放,汽车关税的下降,基本上都是按照时间表做的。
有两个承诺对中国影响比较大:一是15年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使得我国企业在出口的时候,会遭遇到很多不利条件,尤其是欧美国家利用非市场经济条款作为贸易保护的工具,进行歧视性的反倾销;还有一个,12年的特定产品过渡期保障措施,这对我国不是特别有利的事情。当然,我们当时最好不做这些承诺,但这些属于没有办法的承诺,你不承诺,WTO不让你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承诺会逼着我们自己苦练内功,尽可能在各个方面提高,让人家根本没有办法拿这些承诺卡我们。总之,当时这些承诺,有些是必要的,有些是没有办法的。
张燕生:任何东西都是双刃剑,有几条承诺对我们产生了严厉的约束。一是15年非市场经济地位;二是长达12年的,任何国家都可以以“出口扰乱市场”为由,对我国的产品实施保障性的条款;还有一个专门针对纺织品、服装出口的保障措施,叫242段。这对我们是很严厉的约束,最明显的例子是,2005年中国和欧洲达成的关于一部分产品的贸易协议,但是发现一旦执行,配额很快就用完了。美国采取这种特保措施的制裁,对中国纺织服装出口产生严重的影响,这是不利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主动履行一些承诺。比如,农产品开放之后,农业没有受到冲击,我国和东盟十国在“10+1”框架下,蔬菜、水果都实行零关税;汽车行业在主动履行承诺以后,在自主品牌开发和出口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和发展也取得了成就。我们面对承诺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有时候主动甚至提前履行承诺。
进口: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实惠
主持人:刚才主要谈的出口,入世以后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进口,四年来,进口有什么趋势?老百姓从经济开放当中获得了哪些实惠?
网友:为什么很多产品的物价还是没有降下来?
海闻:首先,开放以后直接进口还是增加的,过去三年中,进口增长速度是高于出口增长速度的,欧洲、美国的农产品、工业品都有很多进口,所以不能说入世对进口没有影响。
其次,一些从开放中得到好处是间接的,例如,汽车价格为什么能降下来?关税降了以后,尽管汽车进口没有增加,但是国内的企业感受到了压力,跟着降了价,降到消费者觉得买不买进口车无所谓的程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间接好处。
老百姓觉得有些商品物价没有降下来,这是因为大部分进口商品都是制成品,和农产品不一样。农产品基本是同质的,大米就是大米,小麦就是小麦,品种变化不大,所以开放的好处主要表现在价格下降;而工业品价格往往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十年前彩电三四千块钱一台,现在还是三四千块钱一台,但是质量在不断更新。如果没有开放,很可能现在就不能够享受到那么新的产品,应该从这个方面理解进口的好处。
张燕生:进口还带来了消费品的多样化。中国没有橄榄油,但是现在在国内超市一定能买得到。中国越来越多的食用油都是有利于健康、有利于生活的,这都是进口带来的。
主持人:这几年汽车行业发展非常迅速,石油成为最近几年中国最重要的进口产品,2005年汽油价格几次上涨,对汽车行业的影响非常大,今后几年,中国的汽车行业会不会受到石油市场波动的影响?
张燕生:首先,汽油涨价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原来我们推广节油的小型车很困难,从经济规律来说,节约型小车更加适合中国普通的消费者,但事实证明中国人喜欢买大车、排场的车。国际油价上升以后,对汽车行业今后走节约型技术的路是有好处的。
海闻:汽油对汽车行业的影响,其实弹性不是很大。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并没有影响汽车行业的发展,人们要不要开车取决于很多因素,汽油是其中一个因素,但绝对不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且汽油价格波动也是周期性的,现在汽油涨价并不是全球生产能力不够的问题,而是国际政治、经济综合因素的反映,甚至不排除国际上的投机因素,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会达到新的均衡点,汽油价格就会比较平稳,再过一段时间,如果价格放开或者国际石油业的卡特尔破裂,甚至会使汽油价格进一步下跌。
当汽油价格上升时,迷你型的、省油的汽车流行一阵子,过一段时间,当汽油价格平稳,或者人们的收入增长速度高于汽油价格增长速度的时候,大型车、豪华车又会很热门,所以一个事情不可能完全发展到一个极端,经济发展都是波浪型的,周期性的。有人经常担心,汽油价格这样涨下去会怎么样,问题就在于不会这样涨下去,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回落。
“入世”推动国内体制改革
主持人:入世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以开放推动中国国内各项改革,四年来,“入世”对国内体制改革在哪些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
张燕生:中国是入世门槛最高,付的代价最重的一个国家,也是收益最大的国家,对外开放在促进国内体制改革方面起到了明显作用。
首先,通商政策发生很大变化,传统的关税下降,非关税措施的取消,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方面的进展,这是巨大的进步。
第二,金融政策发生很大的变化,进入WTO,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外部的竞争压力都会加剧,迫使国内的金融政策,在打破垄断、开放竞争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
第三,产业政策方面,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转向了依靠市场的、按照比较优势和经济规律来实施的政策。此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开放中仅仅吸引外资是不够的,外资进来之后的本地化、外资经济和内资经济的互动变得越来越重要,经济的国际化、参与全球化,鼓励“走出去”等方面的政策也发生很大变化。
第四,经济增长的战略。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出口和政府投资,下一步要依靠民间投资和城乡消费,用十年时间完成这种转变,这意味着下一步市场化的改革将会继续推进。
海闻:我归纳一下,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通过体制改革打破了行业垄断,某些行业原来只允许国有企业经营,现在不但允许外国企业进入,也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像通讯、金融、外贸等等,这是我们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变化。
第二,政府管理方式。原来政府是直接的介入经济,现在具有更多的指导性,政府不能直接的靠发文件来管理,要求更加有透明度。
第三,民营企业的体制改革。民营企业从体制上具有了很多行业进入的权利,可能并没在法律上及时进行修改,但确实可以进入很多原来不能进入的领域。
最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WTO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公平竞争,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很多都是针对国有企业的,这使我们意识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非常重要的,通过银行在国外上市,使产权更加多元化,而不是完全由国有企业在国际上竞争。这几点是“入世”对国内经济体制比较大的影响。
真正的考验:过渡期还是过渡期之后?
主持人:2005年是后过渡期的第一年。在后过渡期,会面临哪些挑战?外部环境会进一步好转还是恶化?
张燕生:加入WTO之前,我们始终有一个争论,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真正的冲击,是发生在后过渡期,还是后过渡期以后。一种观点认为,对中国经济体制和竞争力真正的考验在过渡期,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敌强我弱,竞争差距能充分的暴露出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真正考验是后过渡期结束以后。我个人认为,真正的考验是后过渡期结束以后,比如金融、物流、分销、研发等行业,能否在开放的过程中避免拉美化,真正成为全球化的赢者,这个考验是后过渡期以后才显示出来的。
海闻:我也同意,真正的考验在过渡期结束以后。加入WTO对我们真正的考验不在贸易方面,而在于开放市场,尤其是金融、通讯、物流、分销等行业的开放。这些行业的开放,以前声势很大,但没有遇真正的挑战,如果过去四年我们准备得很好,现在外资进来竞争,问题不是太大。但事实上,这些领域在过去四年准备得并不够,把挑战留到后面来了,这是很大的考验。
但我还比较乐观,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情况和拉美一些小国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对小国来说,一两个公司就可以垄断一个小国的整个物流业;而中国是大国,虽然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但是当某些行业面临很强烈竞争的时候,其它企业马上可以从竞争中学习、改进。所以从总体上讲,我不相信中国会出现哪一个行业都被外国公司控制的局面,这种情况不用担心。
至于贸易环境将怎样变化(贸易环境主要指出口环境),过去四年,我国的贸易环境在好转,因为加入WTO以后,消除了不确定性,不用担心诸如每年一度最惠国待遇的审核了。过去四年里,我国出口增长率,以最高速度——平均每年30%增长。能不能保持这个速度?肯定不可能。好到一定程度,达到均衡以后,再往后挑战就更多了,也可以说是贸易环境恶化。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问题就在于,当我们作为出口国的时候,常常因为出口太多而伤害了自己,自己把价格弄下来了。
目前的很多摩擦和矛盾,不仅来自外国出现的保护主义,同时也来自我们自己。我国怎么处理进口和出口的关系?以前无所谓,国家不发达的时候,怎么出口都没有问题。但现在中国很大,生产出口能力很强,如果不能很好的和别国协调,我们要面临的矛盾和冲突,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积累起来。未来的十年可能将会是我们和外国矛盾冲突比较多的十年。
纺织品贸易摩擦:政府越来越成熟的处理纠纷
主持人:刚才海教授提到贸易摩擦,2005年中美之间纺织品贸易摩擦非常剧烈,其背景是什么?解决的难点是什么?如何评价我们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否标志着中国在今后的贸易摩擦当中会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呢?
海闻:纺织品摩擦有这么个背景:原来在WTO框架下有两个产品是受到额外保护的,一个是纺织品,一个是农产品。纺织品配额2005年开始取消了,以后大家不再需要配额就可以进入别的国家市场,这是一件好事。国内厂商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觉得是一个好机会,因此在过去几年里,很多地方增加了纺织品的产能,过去被压抑的生产能力都发挥了出来。但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某个省或者某几个省增加产能以后,中国出口能力一下子大大加强了。本来我们出口能力就超过WTO的限制,2005年头几个月,纺织品出口又增加了百分之几十,某些产品甚至达到百分之几百的增长速度,于是欧洲和美国就利用中国突然出现大量出口的情况,启用紧急保障措施,即可以在一段时间里临时不遵守纺织品贸易协定约束。仅仅因为你出口增长太快也可以采取紧急保障措施,哪怕这个增长就是贸易自由化的结果。这是纺织品摩擦的背景。在这个情况下,他肯定要设限,难点就是设限到什么程度。欧洲和美国一是要控制出口的增长率,增长率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8%,我们认为太低,我们要求是12%,这是谈判的一个焦点;第二,增长率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也有分歧。如果从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以前开始算,我们受限制太多了,当时我国出口是受到抑制的,再限制出口的增长速度,结果就是把我国大量的纺织品堵在外面。所以我们坚持按照协议和WTO的原则,坚持从提出设限前一个季度开始限制增长,不能推到原来去。
这次谈判反映了政府的原则立场,保护企业的利益,同时也保持灵活性。我们会考虑欧美国家的情况,不让纺织品没有控制的发展,但是要控制在有理、有利、有节的限度,不能控制到影响生产的程度。这次谈判说明,中国政府正在越来越成熟的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既保持了原则性,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对方。薄熙来部长非常客观的讲,应该在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立场上达成协议。
张燕生:中国入世承诺中有一个最不利的条件,叫做242段:别的WTO成员一旦认为中国纺织服装对该国的纺织服装行业产生了市场扰乱,就可以采取特殊保障措施,单方面的对中国纺织产品采取行动。从提出磋商开始,以之前14个月的前12个月为基期,90天之内出口的增长率不能超过7.5%。在这一条款下,很多的国家可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特殊保障措施是中国加入WTO的一个代价,是严重损害中国纺织服装出口增长的条款,将会沿袭到2008年12月31号,这是中国加入WTO付出很高代价的一个条款。
应对贸易摩擦:国内体制的改进
主持人:面对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我们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海闻:有几条政策、方法是需要改进的。首先,要取消扭曲贸易的机制,以前中国为了鼓励出口,搞了一系列变相出口补贴,包括退税等措施,现在贸易摩擦主要出现在出口领域,今后应该逐步取消这些变相鼓励出口的措施。
其次,需要建立预警系统。中国太大,大家互相之间如果不通气,各行其是,行业规模一下就变得很大。每个省都觉得我没有多少,可是全国这么多省加在一起以后,产量剧增,一下子把国际市场价格压的很低,摩擦很大。所以需要海关建立预警系统,部门之间加强信息协调,避免这种贸易摩擦。
第三,企业的产权改革。产权改革的目的,是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企业,而不是政府支持下的企业,因为在很多贸易摩擦中,外国反倾销用的借口都是非市场经济,非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指标是企业里有多少属于国家的成分,我们遇到的大部分案子都是这样的,不需要取证据,根据企业的国有性质就可以指控反倾销。企业产权进一步改革之后,人家就抓不到把柄,要反倾销就需要出具具体的证据,而现在我们要自己证明是市场经济,给我们很大的被动。
第四,改变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为什么一下子会造成这么多贸易摩擦?这跟地方政府盲目上马项目,追求经济上的政绩有关。例如,一提电子工业,每一个城市,每一个省都加快发展电子工业,一下子电子工业变得很庞大、很发达;2005年纺织品自由贸易了,结果每一个省都赶紧去搞,地方政府的这种经济冲动和干预,往往造成某一个产品高度集中,一下子完了,然后再去搞另外一个产品,很多产品的摩擦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为什么?因为这不是通过市场机制发展起来的行业,而是在政府人为刺激下发展起来的行业,畸形发展造成的贸易摩擦。这是机制上需要根本改革的几个方面。
张燕生:除了海教授讲的这几个方面以外,可能还需要讨论一种情况:除了国有企业之外,中国受到贸易摩擦打击的往往是最开放、最市场化、最有竞争力的行业,比如纺织服装。我们有一项研究,九十年代后期纺织行业限产压锭以后,虽然国企在纺织服装领域的比例从80%降到20%以下,但总体还是存在产能过大的问题,限产压锭压到940万锭,但产能的增加几倍于此,同时技术和产品档次有了很大进步。而且,纺织服装行业不仅有国有企业和纯粹的民营企业,还包括外资企业。往往是像彩电、家具、打火机、纺织服装这些最开放、最市场化的领域受到了打击,为什么?因为全球规则不像一个国家内部那样按照市场的游戏规则运行,在全球化中,机会主义行为、非市场经济的行为广泛存在,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重视的。
应对贸易摩擦,首先,要考虑我们的全球化战略,作为大国的中国不能像东亚“四小龙”那样依靠外需,要在内需立国方面下更多功夫。其次,要按照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则保护自己的权益,申诉自己的利益请求。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实务层都要有通晓国际法律、财务、管理的人才。第三,我们要建立起国内的协调机制。从中国加入WTO、签订二四二段15条、16条起,就已经开始协商怎样应对纺织服装领域的摩擦、反特保的措施。虽然有关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到现在为止,出口协调机制仍不完善。将来无论多难,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之间都要建立起出口的协调机制,来协调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行为,不打价格战,不在国际上搞恶性竞争;第四,要建立国际协调机制,要和跟我们利益相关的国家、部门、人士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因为很多对所谓倾销、补贴或者市场扰乱行为的认定,是不公正的,我们确实缺少应对的经验和办法,这方面必须要改进。
海闻:我们遭受的最严重的是两种不同的打击和摩擦,一是纺织品服装这种类型,确实是因为出口量大;二是彩电这种类型,拿非市场经济的借口来反倾销。不过彩电行业既有机制问题,又有产能过大的问题。有些摩擦是属于不可避免的,中国经济处在初级阶段,只能生产服装、玩具,而且作为大国,出口量大,由于这个原因带来的摩擦,还好解决,因为产量会慢慢调整;但机制上的问题是需要政府主动去解决的,不是靠市场调节的。除了非市场经济现象之外,机制问题还有一个表现:为什么民营企业都集中在少数开放的行业?因为只有这些行业对它开放,别的地方不能进入,所以它过分的在这个行业里发展。从深层上说,应该开放更多的行业,民营企业不要光做服装鞋子,可以做别的东西,省得我们在服装、纺织品上有过度的产能,这是机制上的问题。
除了张教授谈到的以外,我还想补充一点,非官方的协调组织需要建立起来。我们现在的行会不是真正意义上为这个行业企业服务的机构,没有协调能力。行会的作用,应当介于政府和企业中间,把企业组织起来,积极应诉。反倾销,反补贴往往是针对整个行业的,不是某一个企业的问题,只有积极应诉才能增加对方倾销诉讼的成本,才能够减少反倾销的案子。
避免贸易摩擦的另一个途径是学会跟别人合作。例如,美国对中国的彩电反倾销时,美国几乎没有彩电行业了,只有田纳西州还有一个一百多人的工厂,如果我国彩电行业能和他们成功协调,而不是把对方打垮,也许能避免官司,成本比直接对抗小得多。
人民币汇率改革:两害取其轻的选择
主持人:中国入世四年以来,维持了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2%,如何来评价这一次的汇率升值?它对缓解中国的贸易顺差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未来中国贸易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海闻:汇率改革主要跟中美关系有关,随着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美国认为人民币升值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不光包括升值,主要是变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以及改盯住美元为盯住一揽子的货币。
大家也预期人民币还会升值。在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会有一定的减少。不过,未来几年美国经济可能发展特别快,尽管人民币升值了,美国仍然需要进口,因此中美之间的顺差仍然有可能扩大。单就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因素来看,会导致顺差的下降,到一定程度也有可能出现逆差。但是,逆差的出现需要时间,不是说人民币升值之后就立竿见影。一是因为贸易订货有一个过程,基本上半年以后才能显示出来;二是贸易顺差还受其它因素的影响,例如,中国在进口方面仍然没有完全放开,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仍然受到很严格的控制,美国自己的储蓄率仍然很低,消费率很高,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仍然可以大量进口,贸易顺差仍然会存在。
张燕生:我给这次人民币汇率改革非常正面的评价。第一个重要方面,汇率从刚性走向弹性。人民币汇率1994年并轨之后并不是刚性的,而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变成刚性的,当时,为了确保本地区货币稳定,中国向全世界承诺人民币汇率不贬值,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成为未来预期重要的方向标,因此越来越刚性,调整的空间越来越小。这次最重要的调整是汇率从刚性走向弹性,我们研究所在2000年下半年和2001年建议人民币汇率由刚性走向弹性,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当时还受到批评。
第二个重要方面,从盯住美元转向盯住一揽子货币,2001年,美国经济继续减速和全球经济危机造成美元长期贬值,盯住美元的货币随之长期贬值。这几年,FDI(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进入我国,2002年是527亿美元,2003年是535亿美元,2004年是601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盯住美元,压力确实太大,因为美元发展的趋势是继续贬值,而人民币不是。
第三个重要方面,这次人民币汇率的改革确实以市场为基础。所以,我给这次人民币汇率改革非常正面的评价。
第二个问题,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目的主要不是化解贸易顺差。如果完全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来化解一千亿美元顺差和八千亿外汇储备资产,人民币要升值多大程度?人民币升值,有时候是经济因素,有时候是政治因素。如果像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人民币升值27%,30%,中国资本和要素价格就会大幅度上升,会大大延迟我国两三千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大大影响经济发展。中国经济还完全没有成熟到能够承受人民币大幅升值的程度。外贸顺差问题,不能靠汇率升值解决,而要靠整个经济体制的调整。
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可能还有一个原因。1980-85年,里根的供给学派政策使美国积累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外贸赤字,为促进外贸而保持了较高的利率,这也使得美元在1980-85年保持了长期升值的趋势,大致升值了30-35%。当时,美国和全球经济失衡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最后是日本买的单。因此,现在要求人民币如此大幅度的升值,是不是也有谁来为全球和美国经济失衡买单的问题?我认为,用人民币升值化解顺差和影响外贸走向的想法,是过于简单了。
海闻:这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我可以理解,但我并不认为这次改革有利无弊。这是一个选择,解决人民币升值压力是有其他办法的,例如加快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进一步释放对人民币的需求,是可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但这就会引起轻度的通货膨胀,政府在两种方案中,最后选择了保持物价稳定,同时让人民币升值并实行浮动。实行浮动的好处是汇率提前走向市场,但同时也会带来挑战,我们的企业要过早面临浮动汇率和不确定性;如果搞金融改革、汇率改革,银行要承担更多风险,但银行还没有准备好,而我们的外贸体系现在更有能力承担这些风险了,所以让企业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因此,汇率改革并不是大家都高兴的,只不过政府在权衡政治、经济因素和各部门的利益之后,做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但是,也必须清醒的看到,汇率的浮动和升值如果继续下去,明后两年对外贸出口的影响会逐渐显现出来,因为现在欧元、日元相对美元在贬值,人民币相对美元还在升值,因而相对欧元、日元也在升值,这在2006年和2007年对我国的外贸可能会有一定影响,不一定导致外贸负增长,但增长率可能放慢,也有可能在国内带来一定的通货紧缩。1998年人民币不贬值,那一年凡是货币没有贬值的国家和地区都有通货紧缩。货币升值对本国的经济有推动通货紧缩的效果,至于最终会怎么样,取决于政府其它方面的宏观政策。
张燕生:我非常同意海老师的观点。人民币汇率升值,相当于所有以人民币标价的要素、成本、资产都变得更贵,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就会减产、停产,甚至破产。我们做了一些调研,好在2%的升值幅度还是绝大部分中国出口企业能够承受的。无论是中国的竞争力状况,还是出口的状况,都决定了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是没有道理的。
贸易顺差:好事?坏事?
网友:顺差对中国是好事,不必介意这么高的顺差,两位专家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张燕生:我认为没有绝对的好事、坏事。第一个方面,1990年到现在的15年当中,有14年是顺差,出口持续大于进口。这表明出口受到了鼓励,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可能存在扭曲或者是偏差,这不是最优配置。
第二个方面,经常项目在这15年中是持续保持顺差的,这意味着我国实际资源的流出大于流入,实际资源净流出是正的,作为面临能源和资源硬约束的国家,这是很大的压力。一定幅度的顺差或者一段时间的顺差,有它的道理,但是如果长期鼓励出口,导致现在的贸易摩擦和不平衡加剧,再考虑到我们面临的“把污染留给我们,把福利输出给世界”的问题,贸易顺差问题就需要用新的视野来观察。
海闻:顺差什么意思?我们生产的东西暂时自己不用,先借给别人用,他给我们一个欠条:美元,以后等他们再生产了,我们拿这个欠条去买回来。某种意义上讲,顺差是一种储蓄,是把今天消费放到了以后,这在有些情况下是必要的。穷的时候我们必须积累。但是,过大的顺差对生活质量是有影响的,我们不能整天光干活不消费;另外,顺差过大还有一种危险,人家给我们那么多钱,以后这些钱可能会贬值,买不回原来我们借给人家的那些东西。除此之外,顺差过大引起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国际矛盾,人家会从各方面限制我们今后的出口。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顺差有两个作用,第一,顺差是一种储蓄,我们现在比较穷,所以节约点,等财富积累了,可以更多的消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一定的顺差;第二,顺差是为了积累外汇,外汇储备不仅仅是为了进口,同时也是为了对付金融危机或者国际收支危机。
另一方面,中国虽然需要外汇储备,但是现在的八千亿元就有点偏高了。我们维持这么高的外汇储备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一旦允许自由兑换,一定有一个冲击,所以得准备好这些钱准备应对冲击,等到这些任务都完成了,人民币完全市场化以后,形成新的均衡,就没必要再存这么多外汇。那时候再继续保持大量顺差,就变成一种资源浪费,甚至会限制我们其它领域的发展。
主持人:中国贸易顺差主要表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有人说,主要的问题是在于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不够。究竟是中国的问题,还是美国的问题?有什么具体措施可以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海闻:两方面都有。我们需要从美国进口的东西主要是高科技产品,甚至一些军事产品,但美国从政治上考虑不会给我们;他希望给我们的是农产品,还有飞机等,我们又觉得这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产能力,不愿意进口。
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是比美国高,因此中国有潜力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不应当追求国际收支绝对平衡,因为现在资源是全球流动的,我们对东南亚是贸易逆差,对美国是贸易顺差,很多原材料到中国来加工,然后出口到美国,这时候,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光是对中国的,几乎对整个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逆差、包括对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逆差,都集中在中国身上了。
我们可以改进的余地包括: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前两天,我和几个美国教授交流,他们认为中美之间可以搞自由贸易区。美国批评我们贸易保护,我们批评他们不肯出口,如果我们能够从更大的战略角度考虑,和美国搞自由贸易区,可能就没有更多的借口来说我们贸易保护了,这也可能改善中美双边的关系,毕竟中美经贸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贸关系。
张燕生:刚才海教授说的中美要搞FTA,很有创意。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全球化的结果。我们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其中有一个课题,是北大中心经济研究中心的平新乔(平新乔新闻,平新乔说吧)教授做的,结论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每一个单位产品中,包含了22%-23%的属于日本、韩国等国的中间投入品的价值。现在我在继续研究,如果再考虑美国、日本、韩国在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中至少有60%甚至70%属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程度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结果。
“政冷经凉”的中日经贸关系走向何方?
主持人:最近中日关系不断恶化,国内甚至爆发了抵制日货的风潮,有人说中日已经从“政冷经热”变成了“政冷经凉”。这种趋势会如何发展?很多人认为中日合作是亚洲一体化的关键,现在的形势下,这种期待是否有意义?
张燕生:首先我们分析“政冷经凉”的原因。首先,日本从1991年2月以来,出现长达15年的经济停滞,要寻找突破口转嫁矛盾,形成了在政治方面的右倾,造成中日关系紧张。
其次,在日本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小企业和地方势力往往成了右倾的支持力量。而地方的势力和中小企业往往都是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主要市场在国内,跟中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比较少。
第三,地区经济发展、历史问题、亚洲主导权等问题确实都导致了“政冷经凉”。
第二个问题。亚洲经济的一体化,不但是有必要,而且是大有必要,这是很明显的趋势。现在,“10+1”、中日韩、中韩、日韩之间的合作都很热烈。虽然中国和日本“政冷经凉”,但东亚经济一体化仍然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中国和日本的战略性关系,需要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
2006年对外贸易喜与忧
主持人:2006年即将到来,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什么有利和不利之处?中国对外贸易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海闻:新的一年,中国外贸环境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一些有利的因素继续发挥作用:国际政治环境仍然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仍然是把反恐作为重点,不会把主要矛头对向中国;经济环境方面,美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比较好,东南亚的经济在经历1998年危机以后,结构上进行了很多调整、改革,和中国的合作进一步加强,这些都为中国的进出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多哈谈判特别是香港会议的具体措施会进一步落实,进一步推动贸易的自由化,不少措施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出口和国际合作,这是三个比较有利的条件。
不利的地方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会越来越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大国,不仅在2006年,而且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这次香港会议没有对反倾销做出更多限制,2006年在反倾销、反补贴以及限制出口方面仍会有很多贸易摩擦。再加上2006年的关税正好降到我们承诺的水平。以前每年关税都在降,所以大家有很多的期望,现在关税已经降到了底,不会再降了,进口增加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因此尽管2006年出口会有增长,但贸易顺差有可能会减少,甚至也有可能开始出现贸易逆差。
张燕生:我简单补充两点,一方面,2006年全球经济形势看好,美国经济增长率估计在3.5-3.6%,日本经济会有强劲的复苏;另一方面,可能出现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美国经济虽然保持高增长,但是美国高额赤字和伴随赤字的高利率,有可能使美元变的坚挺。这样,每一年美国的资本净流入会上升,贸易的不平衡会上升,经济摩擦的压力会上升,所以中国2006年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此,2006年FDI是否能像2004年和2005年这样高速增长,是一个问题;顺差是否会像2005年将近一千亿的高增长,也是一个问题。而我对贸易摩擦有一个很悲观的看法,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是传统上的贸易摩擦,它不是供给端的贸易摩擦,而是需求端的贸易摩擦;不是竞争性结构的贸易摩擦,而是互补性结构的贸易摩擦,处理上相当有难度。因此,2006年总的形势看好,但是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展望中国2006
主持人:最后,请两位专家对200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做一下预测和展望。
海闻:2006年经济仍然有继续发展的动力,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所以对住房、汽车的需求仍然会增加,并带动其它行业的发展。中国经济仍然会有较高的增长率。
另一方面,有两个因素使2006年的经济增长有放慢的可能。一是宏观调控的影响正在显现出来,生产能力过剩和资源价格的下跌可能相继出现;二是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10%-20%,对经济的影响就会非常明显。
所以,2006年有两个趋势,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仍然很快,另一方面,由于宏观调控和人民币升值,增长速度会降低。2006年存在着通货紧缩的可能性,物价基本不上涨。不过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是两个概念,我说通货紧缩并不是衰退。通过政府谨慎的调控,我认为经济增长率还是会保持8%-9%。
张燕生:2006年对过剩行业的调整速度可能会加快。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端,“十一五”规划提出一系列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精神,一些重大的政策可能在2006年出台。比如刚才讲到的调整内需和外需的关系,2006年外需、出口、FDI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增长动力要转向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2006年在这些方面还是会有一些明显的政策举措。相信在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规模和结构等方面也会出现新的政策。
人民币汇率明年会怎么走?我始终希望人民币汇率以稳为主。因为要实现弹性、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要具备一定的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企业也要有相当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实现。要保持2006年的经济甚至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整个五年经济一路走好,这些方面的推进都应该比较谨慎。我相信明年增长的趋势还会继续。
主持人:随着两位专家对2006年的展望和祝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信出版社,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联合技术公司共同举办“第三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即将接近尾声,下面请两位嘉宾对我们这个论坛进行简短的点评。
海闻:这个论坛有几个特点,第一,包括了各个领域,从宏观,到金融,到能源,到外贸,属于比较全面的年终盘点和回顾。
第二,对2006年中国经济进行了多角度的展望,对关心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媒体、企业界的朋友提供思考的方向,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三,以学者为主,通过理论高度的理性分析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评论,有一定的深度和启发意义,每年年终搞这样一个论坛是很有意义的。
张燕生:首先要表扬这个论坛的组织者,讨论的准备工作很专业,很翔实,因此我们有很多要谈的东西。
第二,这个论坛的形式也很好,用网络直播的形式,组织各方面的学者来发表相同的和不同的分析和预测,希望能够长期办下去,办得更好。
主持人:感谢两位专家,感谢各位网友对中国经济展望论坛的关注,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再见。 (责任编辑:田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