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天，《新京报》连续发表关于“长江联盟”的社论和社论批评文章。笔者想从现实的角度再谈一点看法。在笔者看来，“长江联盟”这种基于宏观视野上的共识与联手，只是为“农民工维权”提供了必要前提，要真正改善农民工的务工环境，还需更多微观视角上的细节关注。

　　事实上，农民工维权从来就不缺少政策和制度。从温总理帮农民工追薪，到各地一系列的帮扶政策的出台，从各种绿色通道的开通，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层出不穷。客观地说，农民工维权境况有了很大进步，但问题依然严重。

　　现在，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把农民工欠薪问题当做重点来抓，但欠薪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着力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整改不符合条件的民工学校，但最终却因为公办学校的高门槛，造成了一些孩子上学难；农民工也被许多地方纳入社保、医保体系之内，但农民工真正能享受的待遇却很有限。

　　这些反映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究其原因，第一，政策依赖症。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认为，只要有了好的政策，便会有好的结果。

　　殊不知，这种政策万能的观念，恰恰是症结所在，不抓落实，不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再好的政策最终也难免变形走样；第二，缺少体恤情怀。不站在农民工的角度，不真正体会农民工的苦衷，没有对农民工生存境况的切身体会，只凭想像和习惯，纸上的东西永远无法解决现实中的难题。

　　必须注意一点，农民工维权虽是整体的概念，但最终是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体。因此，政策制定者是否了解农民工的现状，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哪些政策受到欢迎，哪些措施是无效的……这些问题不解决，其他都是奢谈。

　　这也必然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要求：多到下面走一走，倾听农民工的心声，掌握第一手资料。

　　□吴龙贵（安徽职员）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