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在京发布了第十一批中国企业新纪录。国研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发表了精彩演讲。以下是其演讲实录。

　　陈清泰：我想就企业自主创新的几个政策问题谈一些我的看法。

　　主要从政策层面来讨论一些问题，现在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和产业规模应该说已经比较大了，但是技术和技术能力却远远落后于国家的发展水平，技术和技术能力薄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软肋，德国出版的一个杂志叫《欧莱》2005年第九期有一个报道，他说2004年各个的巴甫周机械行业委托了一家专业咨询公司，对中国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报告说中国机械企业五湖法国类似德国的研究开发中心，没有专业试验设备进行基础研究，甚至从策略上也不认为有必要成为技术创新者，企业普遍缺乏高质量的研发人员和工程师，能承担研发任务的优秀人才，往往被用来开发市场和扩展业务，大部分企业认为西方企业的技术优势，自己无法突破，被调查企业的研发领域，其水平和欧洲比大约相差一代至两代，因此调查的结论是中国机械制造企业薄弱的技术开发水平，使他们在近期内，不会成为欧洲的对手，另外韩国一位驻京记者写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以新中国的速度前进》这书里面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他自问自大他说，我们只管开发制作工厂里制造产品的技术就可以了，如果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就应该把我们的国家培育成庞大的研究开发中心，只要我们保持高邑档次的技术优势，只要我们保持韩国的产品价格虽贵，但质量好的形象，中国就永远是我们的黄金市场。

　　我想看了这些文字之后，确实使人震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革命所创造的技术平台，可以被我们所利用，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示范作用，技术传播效应也为我们技术追赶，创造了有利条件，把握的好甚至也可能实现超越式发展，但是如果对这些有利条件在认识上出现偏差，或者把握不当有利条件的本身就可能是陷井，我想分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第一，中国企业崛起面临的挑战，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先企业，我想这应该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离目标还相差的很远，恰恰在这个时期，科技革命和全球商业革命风起云涌，工业化国家的一批企业脱颖而出，他们收缩业务范围，把实力集中于主业，通过经营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品牌战略、不仅撞到了硬势力，而且增强了软势力，他们又利用国际化经营跨国并购，大规模整合全球资源，放大了自己的优势，迅速成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系统集成者，占据了各个产业的皇冠地位，在新的分工模式下，由跨国公司为主导，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环境成本高的加工环节，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技术集成和关键、零部件的这项发达国家的大规模集中，表面上看发达国家的产值份额在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在上升，但实质上市场和生产能力却迅速的向跨国公司集中，不仅跨国公司的产业竞争力盈利能力空间提高，而且他们还通过技术、品牌、投资、关键装备、关键零部件的越来越强的领导，和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企业。

　　到目前为止，引进来才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形势，这种形势从微观层面来看，这是跨国公司以它的全球战略为目标，以资本、技术、品牌、市场以及关键零部件等实力，来整合中国的产业、企业和资源，在这种模式下，跨国公司处与主导地位，他也分享了更多的经济利益，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家，叫马丁沃尔夫，他在接受FT中文网站的采访时说，他说中国非常依赖国外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中国出口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外国专业知识高度依赖的基础之上，他说中国和日本甚至韩国不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技术创新上没有多大进展，在创立世界级企业方面，没有多大建树，英国剑桥的一个教授叫彼得诺兰，这个人对中国很友好，他在一篇文章里边写到，他说后来居上的工业化国家，无论是19世纪的美国还是20世纪后期的韩国，每个国家都产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而中国确是唯一一个没有产生这样企业的后来居上者。

　　最近我看到日本媒体上也在说，他说中国整体经济繁荣昌盛，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却在下降，我想这些评论，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中国企业的弱势不仅在资本实力和产业规模，更重要的是缺乏核心竞争力，多年来中国企业就有重硬件轻软件、重生产能力扩张轻技术创新投入的弊病，到现在中国企业技术对外依存度仍高达60%—70%一些企业总想绕过艰难的技术学习和技术积累的漫长过程，企图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通过引进的技术或买断的技术，迅速成为行业的领跑者，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很难走通的，面对迅猛的科技革命、产品和技术的周期在迅速缩短，中国企业持续发展必须有可靠的技术来源，缺乏核心技术的企业就要受制于人，缺乏知识产权的生产能力规模越大，实际上是风险越大，缺乏自主品牌的企业不能有高效益，缺乏创新能力的众多企业，这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工业经济，在全球各行业、产业集中度迅速上升的时候，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挑战，我想比我们的想象的还要严峻得多，企业要想更多分享全球化的利益，就必须具备以自己的战略为目标走出去，整合全球的资源，就是使自己能够站到各个产业的龙头地位，成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组织者，或者是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的提供者，核心技术是核心竞争力的核心，任何一个外资都不会出卖自己的核心，尽管某些技术可以购买，但是技术能力是买不来的，要想从无到有通过购买来建造自己的核心技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企业核心技术只能靠自己创造，在技术能力的积累上可以说没有多少捷径可走，韩国和台湾地区很成功的一点是他们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培育了自主创新能力，但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培育出了本地资本为主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例如韩国的三星、LG、现代、普向等等，我想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工业化时期是培育具有全球意义领先企业最重要的时期，目前好的经济政治形势，使我们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我们是大国有改革和发展创造的雄厚基础，有较多可动用的资源，重要的是要把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并通过有利的政策，促其实现。

　　第二，自主创新需要经济驱动力，创新与不创新这是企业应对发展环境的一种选择，影响企业选择的背景是经济增长方式，资源依赖性的发展环境实质上不支持企业创新，中国长期维持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增长方式，重要的原因是生产要素低价格政策和环境监管不到位所提供的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进入新世纪，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资源环境的压力，和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日益明显。例如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上调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等压力，都在迅速上升，而且它的能量还在不断聚集。这些压力汇集在一起，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依赖要素低成本，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企业增长模式，将日益受到挑战，逼迫企业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

　　但是现在政府还掌握着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控制着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环境监管也还不到位，这就使稀缺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和环境压力内部化的问题，到现在还挡在了政府层面，没有充分转变成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监管，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驱动力，实际上市场有巨大的调节功能，按照一般规律资源稀缺价格上升，各个市场主体要么提高资源效率、要么寻求替代资源、要么放弃资源消耗量大的产业和生产方式，使过量的资源需求得到抑制，同时有效的环境监管，迫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越来越高的环境成本。逼迫企业要么投资治理污染，要么创新工艺实现清洁生产，要么退出高污染的行业，使环境污染得到控制，这样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就会逐渐转变为创新驱动型的发展环境，伴随这个过程就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在要素和稀缺和环境监管条件下，市场作用和市场主体选择的结果，技术创新要有外部的压力和内在的动力，技术创新它本身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性质，没有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谁也不会为之所动，包括国家所有者严格考核，最多也只能让企业去奉命创新。

　　我想这种创新很难有好的结果，实际上优越的环境会助长惰性，危机的形势才会调动人们的潜能，大家记得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对于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90%的日本，这是巨大的打击，但日本企业潜心开发节能技术，不仅生产过程的节能降耗，取得了重大突破，而且以汽车为代表的节能产品，一举成了世界的抢手货，反而使日本在石油危机中成了一个赢家，80年代中期在短短的几年内，日元升值高达40%，对于对外依存度很高的日本企业，这是巨大的挑战，结果一批企业倒下，但是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反而上了个新的台阶，我想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促使更多企业选择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模式，主要得靠市场的力量，要素、价格起着关键的作用，生产要素价格通过市场充分的反映它的稀缺程度和严格的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监控。是企业选择创新之路最重要的驱动力，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涉及到多方厉害关系，需要政府的调控，当前政府应该把握时机、控制力度，加快培育和建设生产要素市场，逐步放开对土地、水、成品油、矿产品等生产要素，和稀缺资源价格的实际控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价格形式机制，加快环境成本内部化进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的步伐，同时用税费的杠杆进行调控，这样就可以发挥价格税收汇率、利率和环境监管、市场监管的作用，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使现代必须释放的资源环境的压力，成为迫使企业增长方式转变企业发展模式转型的强大经济驱动力，为通过技术进步，提过劳动者素质以提高效率创造经济增长，开拓空间。

　　第三，引进技术，必须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提出了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跨越战略，例如参加工程从引进技术、合作生产到以我为主，制造特大型水轮发电机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案例，但是国家这样一个政策目标，在更广的范围并没有很好的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以市场换技术的过程的时候，大家发现国内很多企业尽管让出了市场，甚至让渡了部分所有权，但是并没有换来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技术，有的甚至掉进了技术依赖的陷井，技术引进实际上可以由两种模式选择，一种只会使用而引进，另外一种就是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引进，由于机制上的落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在技术引进上肯于花钱，因为他可以立竿见影，而在消化、吸收上却吝啬于投入，因为它似乎远水不解近渴，有关资料表明。

　　日本在引进技术的时期，平均花一个美元引进技术，要花七个美元消化、吸收，目的就是要把引进的技术吃碎、嚼烂装到自己肚子里，彻底完成一次技术学习的过程，使自己登到一个新的技术平台，美国有人估计：日本引进技术经消化、和再创新之后，当他大量使用这个技术的时候，已经比引进技术的效率提高了30%，这样从50年代到80年代，短短的25年到30年期间，日本就走过了从引进到创新的过程，而且进入了技术输出国的行列，韩国也大体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技术的项目数和支出总额，我想可能比日本和韩国，加起来还要多，但是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却只相当于引进费用的7%，也就是说用一个美元引进技术只用七分钱消化、吸收和日本差了100倍，这么一点费用只能用来解释图纸，只能对引进技术的效果做必要的验证，仅能保证引进的设备可以使用，他不可能吃透、消化、更不可能再创新，我们在消化、吸收上少花了钱，带来的是以更多的支出，进行第二次和再引进，横向上看一个技术多家引进，纵向上看一轮引进之后，接着就是第二轮、第三轮的引进，结果我们的技术费用的总量并不少，但大都送给了外国人，更重要的是没有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没有很好的培育起自己的创新能力，差距很大的时候，引进技术是提高技术水平的捷径，但是当企业的发展，威胁到对方竞争地位的时候，他们不仅不会转让技术，而且还会用技术封锁用专利、标准品牌、知识产权等工具，以致我们企业技术能力的发挥，这是市场竞争铁的规律，在一些产业这个时期，实际上已经到来，因此企图依赖引进构造自己的核心技术，进而打造国际竞争力，这几乎是白日做梦，我想需要澄清的概念是引进了技术，并不等于有了技术能力，引进技术的水平，更不能代表自己的技术创新水平，即便可以通过委托、开发、或者是买断技术，但是如果没有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那也只能落得有产权、无知识，有技术无能力，如果说某些技术可以买，但是技术能力买不来，技术引进之所以重要，就是它有可能缩短技术学习的过程，而技术学习过程能不能完成则取决于企业的战略，和学习者的执著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引进只是走向更高技术平台的一个阶梯。

　　第四，探索产学研结合的途径，在科研转化和生产的长链条之中，科研机构和企业处在不同的位置，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也有分工，我们先看大学，它不仅是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的园地，而且是知识创新和基础研究最好的场所，大学有跨学科的优势，是科技信息聚集和传播的枢纽，这里既有教授们的知识、积累和传承，又有创新意识最旺盛的学生作为新生力量，还可以通过人员的高流动性实现知识的扩散，这些特点已经使大学，成为当代知识创新最重要的源泉，尽管大学可以针对企业的技术难题，提供研发支持。某些科技成果，也可以被企业直接引用，但是大学的科研和企业的研发，不存在替代关系，更多的是引领和指导企业的研发，让大学成为企业的研发中心，这既不可能对国家也没有好处，大型企业他们尽管在原始性技术创新中，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大企业强大的产业能力和在复杂的技术集成中的重要地位，却是任何其他部门所不能替代的，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往往表现在当复杂的技术混迹的一起，将先进技术成果，集成并转化为面向千家万户有品牌支持的市场主流产品。

　　例如改变世界的移动电话，引起全社会的混合动力的汽车等，他们都不是产生于基础科学和发明出来的，而是将已有技术集成后又在某些环节加以创新，通过产业化最终形成的，因此大型公司必须拥有强大的核心技术和技术能力的重要的是能敏锐的捕捉全球的相关技术信息，善用发现新技术的市场价值，具有从全球获取技术资源的本领，并具有将新技术集成为特定产品的能力，再有就是中小企业他们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的性质，有效的创新机制，往往需要强烈的产权机制，敏锐的价值发现能力，灵活的决策的机制，尊重个人的制度安排和既勇于冒险，又有利于分散风险的组织和机制，而民营科技企业，具有这样的特质，使他们成为技术创新的一支生力军，即便是在大型公司十分强大的美国，技术创新的83%的成果仍然来自于中小企业，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国家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我想这应当是在政府提供的政策框架之下，院校、科研机构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在市场作用下自由选择的一种结果，大学与企业两张皮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在两者之间，缺乏一个结合的平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试图以校办工厂通过内部循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它的效果不会很理想。试图依赖院校的研发活动替代企业的研发中心，来解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也不会有好的效果。

　　产学研结合可以有多种形式，国家的大型专项是聚集产学研科研力量的重要平台，但是它属于个案数量有限，而硅谷等地成功的经验表明，依托市场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机构，技术服务和技术服务的支撑与撮合，众多创业者和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围绕院校，吸纳院校的创新活动的扩散效应，吸引院校流出的人才，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对科技成果转化会产生巨大的作用，我想这是产学研结合的一条强有力的纽带，概括地讲大学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得自己去做技术转化，中小企业的每一项技术转化成果，不一定都有自己去产业化，而大型企业所需要的技术也并非每一项都得自主开发，通过市场的对接大学的技术扩散效应，为普育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了乳汁，中小企业丰富的创新成果，又为大型企业的技术集成提供了资源，大型企业则将大量分散的技术创新成果，经集成、整合、再创新之后推向市场创造社会价值，我想这是产学研结合的一条重要途径。

　　例如世界路由器的巨头思科，著名的医药公司辉瑞，以及向巨型公司西门子、飞利浦等等他们都是不断集成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成果，而占据了各个行业领先地位的。

　　第五，建立技术创新的风险、分散机制，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的性质，对于企业来说，重要的技术决策甚至关系到企业了兴衰，成功的技术创新不仅可以为消费者甚至可以为全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创新失败的风险谁来承担，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的分担机制，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企业是创新决策的主体，成功的技术创新加上良好的商业运作可以通过市场获得高额利润，但是他们必须为自己创新的决策承担责任。

　　我们再看风险投资机构，它要自主决策投资项目，承担项目的风险，并且在成功和失败的项目中，发挥均衡风险的作用，再看用户他们不愿意承担创新的风险，但是他们可以为成功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支付更高的价格，而政府则处在特殊的地位，在一些重要领域国家不主动承担某些技术创新的风险，就可能作与国家受制于人的风险，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证，因此政府应该为某些公共利益，大于用户自身利益的那些创新产品，比如节能环保产品，提供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为涉及国家安全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某些重要领域，比如军工、重大技术装备、基础性公共技术平台等等，提供科技创新的扶植资金，特别是通过政府订货等，以政府资源来分担一部分创新的风险，分散创新风险还应该开发更多的市场工具，例如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等这些金融工具，技术市场、二版市场政府采购等市场工具，有限合伙制关闭破产等制度安排，科技中介机构、科技园、创新企业孵化器等创新服务体系，对公用技术的政府投资，对有公益效果的创新提供税收优惠的都是分散风险的很高工具。

　　最后我还想讲一点，国家的发展政策和创新政策应当结合，如果说科技发展规划是实现创新型国家阶梯的话，那么经济发展规划中的那些新兴领域就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工程实践机会，就是重要创新产品的市场出口，到2020年或更长的时期，这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和工程实践机会例如2005年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就达到了8万8千亿，今年我估计怎么也要超过10万亿，而且还会以每年约20%的速度增长，这就构成了世界无与伦比的投资类产品的巨大市场，这里面包括到2020年前的4千万千瓦的核电，以及风电、水电、等清洁能源替代能源的项目，有1.2万公里的高速铁路，以及众多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有三网合一的新一代无限通讯网以及各种数字化、智能化的终端设备有数量庞大的品种繁多的加工设备、环保设备、冶金、化工采矿装备和大型工程机械，有每年数百计的民用飞机和百万至千万计的汽车等等，这是建设创新性国家最可贵的国家资源，这个大市场应该首先有中国企业分享，成为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大舞台，现实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和自主创新往往脱节，光发展的部门和项目的甲方，他们关心的是速度是一次成功，甲方对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往往缺乏信心不愿意接受本国企业的新产品，因此本国企业一次次，遭受歧视和挫折失去了太多的实践机会，更重要的是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和自信，中国改革发展的创造巨大市场，其中高技术含量的部分，中国企业并没有分享多少，大部分让给了外国企业从需求就没有给本国企业提供一个更宽广的出口。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技术创新的斗志磨灭了、偷懒了，滋生了技术自卑的心理，甚至于掉进了对外技术一来的泥潭，从需求预测看，一些和项目他们往往以全套引进产品、技术、工艺设备来跨越自己的技术水平，有的企业则不惜放弃自己的技术和品牌积累，更愿意通过合资用上一个洋品牌，在字不如人技术自卑心理的支配下，即便国家要求招投标，甲方也会以没有首台、首套经历为由把本国企业拒之于门外或外资以及有外资成份的投标者，他们才可以加分，等等在强大的跨国公司面前，实际上本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市场通道从源头上已经变得十分狭窄，比如在规划中国高速铁路的时候，一开始就在选择德国方案，还是法国方案还是日本方案中做比较本国企业经不再考虑的范围之内，发展政策和创新政策的不协调，发展与自主创新两张皮实际上表现出了一种悖论，一方面国家不断投入和鼓励，提高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不少重大的创新领域、创新项目和新产品订货又往往不支持本国企业的技术实践，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是技术追赶最有利的时期，中国是经济大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有足够的国内外资源和机会支持实现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如果我们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真的也就是说不是说假的确立为国家战略的话，那么就应该动用国家资源促进实现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必须以科技发展规划，服务于经济发展规划，经济发展规划以科技发展规划为支撑，调整好两者关系，通过国家订货或准国家订货等形式，从庞大的国内需求侧给企业创新提供市场和工程实践的机会，我想这个可能比什么都重要，现在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技术的实验，新技术的实验厂那些在跨国公司的母国还没有完全工程化过程的那些创新，比如磁悬浮轨道交通；比如第三代核电等，我们都可以引进，那么为什么不能给中国企业的创新，提供更多的机会呢，建设创新型国家使国家复兴的重大战略，技术创新必须以体制创新为前提，认真解决障碍企业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只要市场主体创新的内在动力调动起来了，创新成果就不断涌现。　　

(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