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罗奇

　　12月中旬，中美即将举行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届时，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将率领政府高级经济代表团来华参加这次对话。在此之前，《环球时报》记者就中美经贸关系采访了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

　　中国已经选择了追求质量的经济发展模式

　　记者：您认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罗奇：我上周在中国的见闻表明，中国选择质量型增长，并愿意承担经济减慢的后果，这对中国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消息。我们需要正确理解中国，中国经济在近年主导着全球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得过如此迅速的发展成果，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世界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已从追求量的发展到了追求质的发展，显然，中国已经选择了追求质量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必将影响到中国的贸易政策、商品需求、环境因素、银行改革和资本分配方法等方面。

　　从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中国选择追求质量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时机恰逢其时。中国经济从1991年的全球第十大经济体变成今天的第四大经济体，追求质量的发展方式能够使中国充分重视过去一直忽略的一些问题，以及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记者：据您观察，在追求质量的发展中，哪些方面更值得关注？这种增长模式有没有风险？

　　罗奇：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已被列入质量型增长的议事日程。在贸易方面，11月起，中国对原油、煤炭和焦炭等产品加征5%的出口关税。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北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行这项工作。中国在知识产权基础研究上的投资，目前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投资国家。有趣的是，我这次在北京看到市场上2008年奥运会的纪念品都已贴上了正式商标和防伪标志。我相信，当中国把知识产权保护当成一项任务来完成时，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

　　提高制造业的技术质量和提高银行业的信贷质量是质量型经济的另外两个方面。“十一五计划”已把每年降低GDP每单位能耗4%，2006—2010四年共降低20%作为目标；治理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50%可能带来的新增银行不良贷款，是建立稳健而富有生机的商业贷款文化的重要举措。

　　但是，与中国追求质量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相并存的，将是美国经济减速和以华盛顿为中心的保护主义。这两个因素是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最大风险。前者对其构成短期风险，后者则构成系统性风险。

　　2007年全球经济的增长将大大低于人们的预期

　　记者：21世纪最突出、最明显的经济现象是中美经济主导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整个世界历史中，从未有过这样的现象。您觉得，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趋势会不会持续下去？

　　罗奇：由中美经济主导的世界经济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中美两大经济体在过去5年内创造了全球GDP2/3的增长。在2006年接近尾声时，这两个经济体的增长都在明显减速，这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我看来，这将成为靠流动性驱动的金融市场下的世界经济软着陆的主要风险。

　　记者：中美两国主导世界经济的现象，将会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罗奇：由于未能改变中美两国主导世界经济这个格局，建立新的平衡，世界经济很容易受到中美经济减慢的影响。随着美国经济增长减慢、北京采取防止经济过热的措施，世界经济的增长很难达到人们一直预期的2007年的4.9%。

　　美国经济增长减缓已日见明显。10月份的数据表明，房地产市场远未脱离低谷，在能源价格明显回落的9、10月，零售额却出现收缩。同时，中国在防止经济过热的治理措施下，工业总产值从6月的19.5%降到10月的14.7%，紧缩政策初见成效。固定资产投资从2006年9月的28%减为10月的16.8%，出口增长目前保持稳定，但随着美国消费的下降将会减慢。

　　不少人认为，世界经济已经能摆脱对美国和中国经济的过分依赖。但是假如美国消费减缓、中国继续减缓经济过热，那么由此产生的增长的缺位就要由其他形式的世界经济增长来补足。减低这个转换所带来的巨大震荡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世界各国经济需要有广泛基础的可自我持续的国内需求，尤其是私人消费。但欧洲和亚洲正在降低的消费比例表明这并不现实。二是全球出口需要多元化，以抵消由于美国需求下降带来的影响。但现实的情况是美国一直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约伙伴和亚洲的主要出口国，而现在出口商品的组成也并不能做到多元化，因此这个条件也无法成立。三是减震也需要政策的自主权，即实行自由的货币、财政和汇率政策的可能性。但“规范化”的政策已使欧洲和日本没有了这个可能，对汇率的考虑又使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很难采纳。这3个条件都无法满足，因此，我认为2007年全球经济的增长将大大低于人们的预期。

　　即便停止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美国也会产生与别国的贸易逆差

　　记者：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继续增高，这会不会加剧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

　　罗奇：当中国的年出口总额以30%的速度增长时，必然引起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同时，就我的观察，近年来美国的贸易保护达到我所见到的历史最高点，而且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自然消失。目前已经向国会提交的对华贸易法案，常与美国工人在全球化时代的困境相联系，而又未对这个表层困境的形成原因加以分析。美国国内近来所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低于平均值，工薪水平相对停滞等因素都被低估。

　　当美国25%的贸易赤字都能与对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挂上钩时，华盛顿便把美国工人的困境全部归咎于中国。美国因此并不再去理会，中国出口大幅增长其实与外资直接投资企业有关——实际上，中国在补贴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也不再去理会中国的角色更多是装配线，而不是驱动世界贸易的生产工厂这样的事实。斯坦福大学刘遵义(LAURENCELAU)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对美出口所创造的附加值中，仅有不到20%的部分属于中国产品，其余绝大多数的附加值属于亚洲的供应商。

　　即便彻底停止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低储蓄率的美国也会产生与别国的贸易逆差，更大的可能是对一个成本更高的出口国的赤字。这就意味着美国消费者要为这部分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的税收埋单。这种情况下，华盛顿还会发现，它所面对的贸易顺差伙伴的态度与中国是很不相同的。

　　记者：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贸易问题是不是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罗奇：华盛顿把中国当作替罪羊的做法是地缘政治不稳定的重要根源。根据我们的统计，2004年中国的生产工人平均每小时的工资按可比价值计算仅为美国的3%。而在美国方面，不仅是一个低储蓄的美国需求的增长要由低工资成本的中国经济来供给，而且美国国内的工人工资几乎停滞了10年。自1995年以来，美国工人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超过1%，在同期劳动生产率增长了3%的情况下，这颗工资停滞的苦果更难吞咽。

　　美国面临的难题是要处理数额巨大并且还正在继续增长的贸易逆差——2005年高达2020亿美元、2006年至少是2250亿美元。而中国面临的困境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治的权力中心已从坐在谈判桌对面的布什政府官员移开，所以，当中国政府正在与高级别的跛脚鸭谈判时，美国国内的政治风向已经转了。中国对这个政治权力的转移，以及植根于民主共和两党、并蔓延到参众两院和国会的对中国不赞同的情绪还无法全面把握。

　　记者：要想避免硬着陆的结果，中美两国应该分别怎么做呢？

　　罗奇：从美国的角度而言，不仅仅关注汇率问题是绝对重要的，从这点上说，美国财长保尔森广义的“框架理论”具有积极意义。保尔森还将在金融改革和知识产权保护上要求中国有更多的作为。从中国的角度而言，为消除双边关系的紧张而应尽的努力也同样重要，在知识产权、金融改革等方面，建立由消费者内需拉动的新型经济平衡方面应持续努力。

　　尽管中美两国这样的努力并不能全部解决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稳健的金融市场所面临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在过去几年中，这些问题导致的失衡和紧张是通过高度的流动性来克服的，但在我看来，这样过盛的流动性在这个经济周期必将减缓，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这种情况下，虽然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能否通过比较优势达到双赢，但把握全球化使之朝有益的方向发展变得尤为重要。而中国经济即将建立的以个人消费拉动内需的新型经济平衡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大步。

　　中美关系对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是对全球化所需的国家义务的考验，也将为世界其他国家如何解决逐步升级的贸易保护主义提供重要的经验和先例。(特约记者杨彦春)(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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