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武汉报道

　　年终特刊·新国富论

　　本报记者 汪生科 聂春林

　　新国富论：一场伟大的博弈

　　许多事物，都要追溯到WTO的名下。

　　5年前，当李荣融还是国家经贸委主任的时候，启动了一项培植中国大企业集团的计划。

　　在入世的前一个月，国办签发了一份《关于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的指导意见》，“支持企业集团海外上市”等措施出现在这份文件里。

　　入世前夜播下的这一“龙种”，其意图不言自明——在跨国资本面前，民族企业竞争力就是国家竞争力。

　　5年时间里，李荣融承继了这一宏伟工程——由当初的经贸委主任转任国资委主任，统帅161家中央企业（金融企业除外）。

　　国资的“蓝血贵族”

　　经过起初一两年的思想交锋，国资委的大公司战略一步步推进——“从十六大的‘两个毫不动摇’，到发展混合所有制，再到国企股权激励，国家发展国资的思路异常清晰。”上海市的一位国资改革专家说。

　　这位专家观察，两个毫不动摇（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做实”国资提供了政治依据；而混合所有制，为国企发展指明了方向；国企股权激励措施，则解决了管理层国企发展的动力。

　　“国家为国企发展创设了一条‘黄金轨道’。”上述专家说。依靠这条“黄金轨道”，国资近几年来获得了难以置信般的增长。

　　“3年来，央企总资产每年至少增长一万亿，净利润每年至少增长一千亿，净资产每年至少增长一千亿。”李荣融经常用这三个数字来总结央企的成就。

　　央企之所以能有这组漂亮的数字，主要拜央企所在的行业所赐。

　　从三年以来的央企经营业绩看，利润排名前40强的企业，瓜分了央企95％的利润，主要分布在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等行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轻纺行业赚钱，那一拨赚钱的企业大多数是民企；现在是重化工行业赚钱——重化工业体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建成，主要为国资占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说。

　　这也注解了李荣融的“天帮忙、人努力”的原因解释。

　　在这过程中，一些国有企业也获得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涌现出了一批市场意识、公司内部治理已经迥异于传统意义上的“新国企”。

　　这些新国企，主要集中在那些海外上市的上市公司，如中移动、中海油以及在市场中浸淫已久的华润、招商集团等。

　　这些公司由于在海外上市，其公司治理也要适应国际监管环境。一个有利的例证是，2004年的中海油66亿元存款风波——当时中海油集团将66亿元人民币存在集团母公司下属的中海油财务公司里。这一国内惯常做法，被海外投资者指为“违规”。

　　市场已经逐渐植入中国国企的基因。在跟跨国公司同台竞技下，出现了中国国企的“蓝血贵族”。

　　新国资运动

　　在收获“龙种”的时候，还伴随着一种不安的声音——央企垄断论不时响起。

　　2005年，国务院“非公36条”发布，明确允许非公资本进入金融、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原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和领域。

　　但据全国工商联的一份《2005年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报告》，“民营企业规模前500强企业，其产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建筑、批发零售等，垄断行业以及金融保险业等很少出现大型民营企业”。

　　该报告认为，民营企业500强中前10名的产业均是竞争力比较充分的领域，这些领域平均利润率“已经不高”。资金密集型、具有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特征的行业，民营企业则很难进入。

　　但国资委并不认可垄断说。

　　“这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北京的一位央企研究人员评价说，“在一个开放的市场里，央企也可以说不存在垄断。”

　　该人士举证说，1996年美国市场上仅有的两家飞机制造公司波音和麦道合并时，美国政府不仅没有阻止这项合并，反而利用政府采购等措施促成了这项兼并案。美国此举显然是和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争夺市场。

　　在WTO的名义下，国资在某种程度上肩负着跟跨国资本对决的“民族使命”。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部署下的重化工业体系是这部分国资的主体。这一新的因素似乎延缓了打破央企的行政垄断的进程。

　　重化工国资借机在一些领域“狂飚突进”。2005年开始，许多省市纷纷效仿中央的做法——传统的民营企业大省如浙江、江苏，都先后提出打造千亿资产的国资企业集团。

　　但反对者依然认为，“新国资运动”并不能掩盖国有资本低效率的实质。

　　“中石油、中移动在海外上市，市场价值按国际评价标准，国际上对这类企业用EVA评价体系，按这个评价标准，2005年央企160多家公司，及格的只有41家。”此间的一位央企人士说。

　　“也就是说，有的企业用它的资金买国债，收入可能比其现有的利润还要高（EVA要评估资金的机会成本）。”上述人士进一步解释说。在他看来，国内传统的资本、销售和利润评价体系掩盖了央企的真实经营现状。

　　与此相对照的是，新加坡淡马锡管了21家国企，门厅上镶嵌了一行投资戒律——“我们在这儿获得的收益，大于资本市场上发放的收益，我才去办企业。”

　　国资委确定了央企21个板块的调整意见。但是，在国资的进退问题上，还需要更周详的考虑。

　　“制定国资进退政策，不是所有权机构的事，而是国家的事。”国资改革专家张文魁说。

　　伟大的博弈

　　在WTO的语境下，重化工业国资的突起，重新绘就中国的财富版图。

　　“100多家央企一年上缴财政7500亿元（记者拿到的资料显示，2005年，央企上交的流转税、所得税5000多亿元，加上个人所得税、关税、增值税计7500亿元，占国家总税收3.2万亿元，占国家总税收四分之一弱、五分之一强），而国家税务总局长谢旭人曾表示，整个国资系统贡献的税收占到总税收比重的55%。”东风集团的一位人士透露说。

　　跟之前竞争性领域国资甩“包袱”相比，这些重化工国资又成了财政的“新宠”——它们成为国家财富特别是中央财政的一个依仗力量。

　　与此相适应的是，国资改革调子发生了微妙的转向——“国资委高层有个观点，认为企业搞的好不好，与所有制无关，关键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东风集团一位人士说，“即使是在美国，也有安然事件。”

　　跟此前的产权改革路径比起来，中国的国资改革出现了戏剧性的“回归”。

　　国资委一高层曾经就以“出租车理论”，来告诫地方国资委领导人——该官员自己亲身感受，发现上海出租车比北京规范，他对此给出的解释是，上海的出租车市场由强生和大众两家国资公司控制，国资在里面起了引导作用。

　　“实际上这延续的是所有权监管来代替政府监管的思路，国资仍然担负着政府的部分职能。”北京的一位国资改革专家说。

　　此类事件在上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时期就出现过——当时的一些私营企业主生产的卫生带不合格，政府就将他们收归国有。

　　“这就是所有权监管代替政府监管——实际上只要政府制定卫生带的细菌标准等，就可以控制卫生带的质量。”上述专家说。

　　从所有权监管过渡到政府监管，国资的资本属性也就变的不再重要，而这需要一场伟大的博弈。

　　因为它际上是触及到中国改革的核心部位——对这部分国资的改革，不仅要调整他们的利益，还需要整个国家的财税体系、社保体系等做出配套调整（33％的企业所得税，实际是考虑到国家财政原有的对国企的投入），需要政府不再是经济的参与者而成为独立的第三方。

　　一旦对跨国资本的紧张状态渐趋消除之后，这场博弈将会大规模展开。而最终所有权理论将修改为——只要政府监管到位，所有权控制才不是主要问题。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