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运行平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自年初以来，中国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可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一些问题需要在2007年的宏观经济工作中引起重视。

　　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2005年下半年，宏观经济运行凸显的一个问题，是某些部门存在着产能过剩，为此，有关部门曾采取应对和化解措施。进入2006年以后，产能过剩问题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代之而来的是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增长速度的加快，一些原来担心出现过剩亏损的生产资料，价格出现回升，生产增长速度加快，企业总体盈利状况有所好转。

　　这样的局面是与2006年年初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急剧增长相联系的。投资增长速度的提高，意味着投资需求增长速度的提高。投资增长对投资品的需求，直接吸纳了上游产业可能出现的过剩产能，并激起上游产业部门的再度扩张，形成经济景气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内部的加速自我循环。

　　然而，投资的高增长只是暂时掩盖了由于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造成的产能过剩，这种上游产业部门内部的加速自我循环是不可持续的。这种供求关系短期平衡的恢复，是以未来更为严重的不平衡为代价的。如果不加强宏观调控，把过快增长的投资降下来，未来将会面临更严重的产能过剩。

　　打破不良循环链

　　2005年下半年开始、因盲目投资造成的某些部门产能过剩，与较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相互交织，发展到今日，出现了一个不良循环链：由于国内市场需求相对不足，迫使某些部门的过剩产品寻求国外市场，造成出口增加，进而外贸顺差明显增加，外汇收入相应增加。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货币当局不得不增发基础货币，使得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基础货币的增加，使得国内信贷供给相对宽松，为投资的过快增长提供了资金基础。由于国内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造成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拉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宽松形成的隐性通货膨胀压力，虽然造成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内，投资品价格与消费品价格的相对背离，却没有直接形成消费价格指数的明显上涨，而是使资产价格水平，包括房地产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这种状况更形成了在某些短期有利可图的上游产品部门的盲目投资热，而在未来出现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这种不良循环链可使某些部门、在某一时期内出现“歌舞升平”现象，但从长期来看，只会掩盖乃至激化经济结构和体制方面存在的深层次的矛盾，增大宏观调控的难度，甚至危及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自2006年年初以来，我们已经采取一系列经济的、行政的宏观调控措施，已产生一定效果，但外贸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状况仍然在进一步发展。除个别城市外，全国总体房地产价格还在较明显地上升。因此，这一轮宏观调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抓住关键环节，采取必要措施，打破经济运行中的不良循环链，不仅解决好短期问题，同时为解决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打下基础。

　　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特别是外贸顺差激增，是当前宏观调控需要着力解决好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步伐，使汇率通过市场机制发挥更为重要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要及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通过金融货币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的配合实施，缓解外贸顺差过大问题。

　　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是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良循环的直接孪生物。过高的货币供给和投资的重要投向，就是房地产业。统计显示，2006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贷款总额达到2743亿元，同比增长56.4％，增幅比上年全年高35个百分点。

　　进一步解决房价过快上涨问题，需要更多地使用政府行政手段。一方面是，严肃整顿土地供给秩序，从各个环节治理，抑制隐性通货膨胀对包括房地产价格在内的资产价格的影响；另一方面，利用政府掌握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廉租房，做到政府在保障中低收入阶层住房方面的不缺位。

　　督促地方政府响应政策

　　200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已见成效，但是对这次的成效不能高估。随着经济的加速增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不同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产业不同部门之间出现了多种利益主体，关系复杂，矛盾交织，使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在诸多矛盾中，地方政府对中央调控政策的响应程度不高，是一个重要问题。某些地方对宏观调控采取各种化解措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央与地方存在着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由于中国总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城市化建设、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与生态的保护与恢复，以及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当地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等，都需要大量资金。这些具体工作在相当程度上是各级地方政府的任务。

　　地方政府的事权大大增加了，而财权却有相对减小的趋势。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的划分比例，1990年约为34∶62，2000年上升为52∶48，2004年已经上升到55∶45。虽然中央政府在不断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但对大多数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转移支付的规模与他们的期望、与当地发展需要相差甚远。在巨大压力下，地方必然通过发展工业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以解决当地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地方不太关心宏观经济“过热”会引致通货膨胀的问题。

　　要解决好地方政府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响应问题:一方面，需要研究中央和地方如何合理调整事权和财权关系，多渠道加强地方财力，调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和投资资金来源渠道，制止某些地方政府“有钱乱投资、没钱借钱投资”的行为。

　　经济结构调整的两大问题

　　2006年是执行“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目前确实存在着与“十一五”规划要求相悖的倾向。在经济结构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连续多年，我国投资增长速度高于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投资率不断上升，增大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调整难度。“十一五”规划要求，“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合理控制投资规模，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2006年上半年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消费。如果这种投资波动的态势演变成长期趋势，将不利于“十一五”规划关于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任务的完成。

　　第二，产业结构升级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标志。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要使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要实现后一条，要求服务业的增长速度高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2005年和2006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均显示，中国服务业增长低于第二产业增长。“十一五”规划要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产品、企业组织结构更趋合理，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提高3个和4个百分点”。而目前的状况是，服务业增长低于第二产业增长的趋势仍将继续下去。

　　此外，外贸顺差激增、基尼系数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单位产出能耗仍有上升、废弃物减排困难等问题的存在，都说明完成“十一五”规划任务的艰巨性。我们在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积极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的同时，要把短期问题的解决与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特别是要与“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战略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大起大落，保持可持续的平稳快速增长，最终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目标。

(责任编辑：吴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