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京津市场出现万吨陈化粮、8月北京“福寿螺”事件，到9月上海疑似“瘦肉精”中毒事故、10月的“大闸蟹致癌”事件，再到最近的“苏丹红”鸭蛋、“毒多宝鱼”、“致癌粉丝”，2006年又是一个让人口腹不安的年份。再回望近几年，毒酒、毒奶粉、毒榨菜、苏丹红辣椒粉、致癌粉丝……“毒食品”、“毒药物”问

　　题不知从何时起，以太阳黑子爆发之势，吹倒大片多米诺骨牌。

　　一位医学权威曾开玩笑说“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鱼可以吃了”；有人惊呼“食源性疾病已成为我国头号食品安全问题”；很多人质问“为何十个婆婆管不好一顿饭”；更多的人则被迫接受现实，饭还得吃，所以他们在饭桌上比起了勇气……

　　老百姓的麻木，是种无奈；而某些部门、少数专家的麻木，则让人悲哀——某鱼类养殖专家就公开表示“人一辈子吃三四吨多宝鱼才会超出安全的药用量”。这种一家之言、一己之见，当可作为一种参考，但从以防万一的角度看，既然含“毒”，就当格外小心，有关的检测标准也当与时俱进，不可死抱老皇历不放。毕竟人命关天啊，岂能把人当小白鼠！

　　忆往昔，当温饱、生存尚成问题时，人们无暇顾及“添加剂”、“抗药性”等问题；看今朝，面对物质丰富的美好时光，人们似乎突然间发现，原来除了吃饱吃好，我们还要“吃得安全”！而恰恰从此时起，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聪明”的商人们学会了“驾驭”科技——给黄鳝喂避孕药可以催肥、给猪喂“瘦肉精”可以多长瘦肉、用双氧水泡竹笋可以令其又靓又嫩……一切非法、缺德行径，均在科技手段下“精确制导”。另一方面，监督部门的“道行”也今非昔比，各种先进检测手段，令这些非法行径屡屡曝光。这两方面因素叠加，再加上媒体的聚焦和放大效应，遂令“毒食品”、“毒药品”事件空前涌现。乐观地看，这算是“成长的烦恼”，毕竟它折射了中国科技的进步、物质的丰富、文明的发展。

　　但这绝不能成为某些部门、某些人“麻木不仁”的借口。民以食为天，食品、药品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康乃至生命，更从社会心理上影响着老百姓的安全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深层稳定。因此，绝不能等闲视之。

　　禁“毒”不绝，根子何在？就在于相关环节的“重利轻责”。企业有逐利的本能，当利润足够大时，他很容易把持不住，这是商人本性的弱点。因此，要让企业在“重利”的同时做到“重责”，首先监管者必须做到“重责轻利”。而监管者也并非抽象主体，乃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更要命的是，这些“人”，分属一个个有着独立、而且交叉利益的“部门”或“系统”。当这种“利益”的诱惑足够大时，不同部门可能都要求分一杯羹，通过政出多门、“不作为”、默认甚至纵容等方式，损害监管流程的客观性、严肃性和严密性。

　　当然，尊重现实，“各部门联动监管”的模式恐怕还要长期存在，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无可作为。目前可以改变的是：切断监管部门的“利源”，让其在监管流程中无利可图，遏制其“分一杯羹”的内在冲动，而通过行政嘉奖来提高积极性；同时，加大问责力度，让不作为、乱作为者得不偿失。一奖一惩，监管部门的动力和压力来源自然与从前迥异。

　　其次，对于监管流程中的诸多具体细则，还须认真、踏实地践行，并进行预见性而非应付性、短视性的考量。例如，现在提出问题食品召回制，但“召回”之后如何？会不会被企业改头换面之后重新投入市场？如果必须销毁，销毁过程又是否受到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监控？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执行情况，又是否受到公开的监控？……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