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一片繁荣，无论是银行业，还是证券业及保险业都是如此。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迅速下降、业绩快速成长、国有银行上市成为市场追求的蓝筹股；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市场交易繁荣、股市价格指数创历史新高；保险业务迅猛增长、市场对外全面开放等。

　　面对国内金融的业绩，人们可能会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借助于参入WTO的制度锚，在经过几年来一系列改革后，已经开始走出计划经济或转轨经济困境，繁荣的中国金融市场已经启步。

　　毫无疑问，参入WTO后的中国金融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中国金融市场并没有走出转轨经济的窠臼，只不过许多金融改革只涉其表，而没有深入其里。就如我多次撰文指出，国内金融业改革可以引入国外所有的规章制度、法律规则、产品与市场，但是让其内在机制、金融市场文化及价值观的改变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而没有后者的变化，国内金融市场要成为真正的现代商业性的金融市场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国内金融改革要达到形似与神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的金融改革，强调制度建设、强调法制是其改革的核心。但是，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在于市场制度规则确立，而且在于好的市场制度规则的确立。好的制度规则能够激励人们创造财富，不好制度规则会毁灭财富。历史上的西班牙与荷兰和英国与美国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因为，好的市场制度能够保证市场当事人有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及个人财产权利得以保护并让劳动与资本提供者得到合理的回报。而要做到这两点，就得让少数阶层无法对社会经济活动或行业具有垄断，或对各种经济资源不享有特殊权而获益；就得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分享政治权利，并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制衡，从而减少政治权力者利用其权力牟取个人利益之机会。

　　如果以此来关照我们这几年来金融改革，我们就会看到，中国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能部门，一方面其独立性不足，许多相关职能与决策必须经过高一级政府审批；另一方面又权力过大及与实际市场利益关系过于紧密并滥用公权力。在后一种情况下，不仅会导致各监管职能部门不断来扩张其规模、不断地来扩张其权力，从而使得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权力不仅无法退出，反之还有金融监管的职能部门在不断地扩张，甚至于借公权力表面上是推行公共品，实际上是借公权力为行业谋利，为自己职能部门谋利，以此严重地侵害消费者的利益或用制度的方式“合理化”地掠夺消费者。

　　比如，上一个星期，我的汽车买保险。按照往年的规则，我只要告诉业务继续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开出保单就可。但今年，业务员告诉我，还要增加一项机动车辆的第三者责任保险，而这项保险是每一个车主都必须做的，它是强制性，政府监管部门下强制性文件来要求消费者就范。一般来说，保险作为一种现代市场的商业行为，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没有权力要求消费者进行保险或不保险，即使是保险行业的监管部门也是如此，否则就有可能对消费者利益的掠夺或侵害。

　　现在我们要问题的是，这种强制性征收机动车辆的第三者责任险，其法律依据何在？如果政府的保险监管部门不是为我们社会提供公共品，而是仅是为保险公司提供市场谋利的工具，那么这种责任险的意义何在？还有，这种责任险有法律依据，那么其以公共品的强制方式来强迫消费者消费，那么其公共品的定价是如何确定的？程序上合法吗？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机动车辆的第三者责任险不仅在于政府部门以一个文件强制性征收，而且在于程序的合法性上及第三者责任险的定价上，保险监管部门根本就没有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角度来公平公正的定价，反之，借手中的公权力仅是为本行业的利益服务，完全是一种损害消费者的产品定价。可以说，如果国内有机动车辆5000万辆，就这个第三者责任险收费就有500亿，而商业性第三者责任险全国同样以5000万辆计算也不会超过200亿（如果在非强制下有不保险第三者责任险的，那么其收益更是多），一个政府部门的文件就为行业创收300亿甚至更多。这对整个消费者公平吗？

　　也就是说，保险监管部门借助于公权力来谋取行业利益，来谋取自己部门利益（因为保费高低与监管部门收入相关）。这不仅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借公权力把这个侵害与掠夺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制度化与合理化，也是对公权力的一种严重侵害。它会严重弱化公权力的权威性。

　　可以说，在国内金融市场，像这样例子数不胜数。我们的金融市场改革，如果不对现有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不对金融市场制度确立寻找其法律上的公正性、程序上的正当性，而是政府监管部门借助于消费者对金融产品及法律与程序上的不了解，借助于技术上、信息上、政策上等方面的不对称，把一些对消费者利益侵害与掠夺制度化与“合理化”。这可能成为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最大的障碍。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