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以前要提供粮食、各方面的生活用品，多收一点税是正常的。现在这些东西都不用提供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也提出来了，政府要做的就是以合理的税赋体系，为企业减轻负担，给市场多一些发展的空间

　　200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7年将“继续实施双稳健宏观调控政策”，以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这意味着：第一，政府仍然担心经济过热，所以宏观调控不会放下；第二，宏观调控可能要从行政调控、产业调控更多地转向依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调控。

　　寻求经济增长的有效性

　　2005~2006年，宏观调控虽然在货币、利率政策上有所动作，但更多地通过减少土地供应和压缩信贷来抑制房地产和重点项目。这种微观层面的调整，虽有一定效果，但对一些问题还是屡压不止。宏观调控为什么反复不断？宏观调控如何支撑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本文以对话形式对此进行了回顾和思考。

　　信力建：如何宏观调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本轮宏观调控之前，我国一直奉行“两个积极”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当时美国长期减息，已经减到底，于是开始连续加息，加了10次左右。可是当时经济学界好像对此并不敏感，未跟上这个步调，令人遗憾。

　　我觉得经济运行有其规律性、周期性。所谓宏观调控，就是总量调控，需要缓慢进行。比如美国，无论经济往下走或往上走，都会经历很长时间。美国的利率调整，往往会调十多次，一次只0.25个百分点。如此操作：一是分为很细的点来调，二是经历很长时间。但如果调控内容太急进，就像开车，想快的时候就加大油门，想慢的时候就拼命刹车，这就不是软着陆，而是硬着陆了。

　　岑科：宏观调控要慢慢调，一点点地调，这是对的。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经济本身的内在趋势不是那么容易判断。经济向上走的时候，可能是泡沫，也可能是正常上涨——例如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大带来的增长，这两者仅从表象上无法区分。所以宏观调控不能一棍子打死，要慢慢试。如果是泡沫，一点一点加息可以挤出泡沫。如果经济真的在上涨，这样的微调也不会给经济造成损害。

　　中国是个后发国家，人口多，体制改进的空间大，经济增长速度快一点是正常的。以前往往经济增长超过8%，就会被认为是过热，现在来看，未必如此。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转轨国家，投资增长达到百分之二十几可能是正常的，硬要去压制这种增长，未必是好事。为了不损害正常的经济增长，我们的宏观调控也应该一点点地去试。

　　信力建：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的经济统计是否准确？除了税收增长和GDP增长外，另外两个指标增长缓慢：一是国民收入增长缓慢。十多年来，经济平均增长几乎是每年8%。国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应该是同步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二是就业增长缓慢。我们的就业形势与GDP增长相比有很大的反差。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增长需要关注有效增长的问题。

　　我反对搞形象工程，反对搞过分的固定资产投入而创造的GDP。我们每年的投入率占了当年收入的40%，美国占了不到20%，但这20%所带来的效应却要比40%所带来的效应强得多。GDP增长如果没有带给老百姓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再快的增长也没有意义。

　　岑科：这样看来，经济增长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投资的增长，包括形象工程投资，虽然很多，但有些是无效的、浪费的。另一个方面是民间的增长，虽然也有很大发展，但有些方面依然受到一定抑制，比如民营企业融资难，有些领域还没有对民间开放。所以行政措施一旦不妥当，民营企业就比较难受，对就业也会产生影响。

　　信力建：所以我们得考虑：怎样去培养民间的经济增长？我们现在不缺乏丰富的金融等资源，但缺乏与中小企业的结合。这样肯定会造成问题。为什么外贸会增长呢？因为外贸利用的是外国的资金，产品出口到外国，资本、市场、劳动者是配合的，所以外贸增长一直很快。

　　把汇率纳入宏观调控

　　岑科：宏观调控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很多问题搅在了一起。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外贸和汇率。你刚才说到，为什么GDP增长了，老百姓收入没有增长，就跟这个问题有关。现在我们有大量的产品出口，换来美元，却被中央银行收购，变成外汇储备，最后又用去买美国国债。结果呢，大量生产所带来的收入，却被换作欠条。外汇储备突破了1万亿美元，这1万亿美元换成人民币是很大的数目。GDP里面的很大一部分，就这样拿去买美国的国债，支持它们去了。而且央行收购外汇还造成了汇率低估，汇率低估会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中国，这也是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宏观调控应该把汇率纳入其中进行考虑，这才识一种系统思维。

　　信力建：你提到汇率问题，我也说一下。其实，国家最大的财富不是储备，而是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资金能不能流动起来是最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充分反思外贸政策：例如出口退税的问题，又如税收双轨制，应尽快统一。如果政府不能正视和解决这类问题，将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

　　岑科：你说的是立即应该做的。更远一点的是民间金融的开放，必须进一步改革投融资体制，让民间参与融资投资，尽量避免通过行政指令的方法投资。

　　以合理的税赋为企业减负

　　信力建：政府应该做什么？现在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有三家上市了，是资本社会化的进步。再来就是金融向社会民间力量放开，促进金融资本运作效率的提高，才能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现在注入了很多资金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国家也拿着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可以拿出一部分做社会保障。然后是合理税赋的问题。全世界的企业所交纳的税收也只是25%左右，但我们的实际税赋却相当高。企业生存都成问题，谈什么就业？所以，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命题非常重要。

　　岑科：税收的问题很麻烦。这几年每年税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GDP增长；去年是3万亿元，今年估计会达到4万亿元。国税总局强调这样的增长很正常，很健康。但实际上，这样的增长是很难持续的。

　　信力建：这就是我所说的问题：生产资料不交给生产者，而是交给行政部门。过去政府既是生产者，又是生产资料拥有者，又是分配者，又是生产秩序的保护者，而现在政府已经退出了生产部门。过去收税分为三块，其中包括社会非公用产品。国家以前要提供粮食、各方面的生活用品，多收一点税是正常的。现在这些东西都不用提供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也提出来了，政府要做的就是以合理的税赋体系，为企业减轻负担，给市场多一些发展的空间。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