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央行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7家公司进行新一轮的小额贷款试点。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试验的成败，对于我国金融业的开放和企业未来资金流向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

　　■ 文/商界传媒企业研究院

　　“死的多，活的少，剩下几个好不了。”这句话，深刻概括了十几年来中国小额贷款机构的生存现状。

　　目前，在中国的小额贷款机构超过了300家以上，但除了10多家能正常运转外，其余大都死亡或奄奄一息。分析其中原因不难发现，这些小额贷款机构自身都无法实现盈利，长期以来只能依靠政府提供资金或补贴艰难度日，一旦政府对其“断粮”，死亡也就不可避免。

　　如何解决小额贷款机构的盈利困局，成为了摆在中国金融官员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从2005年10月起，央行开始了新的小额贷款模式试验：在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内蒙古5省区成立了7家小额贷款公司。这些小额贷款公司由当地政府采用招标的形式选出，用自有资金及银行法定利率的4倍（即24%的贷款年利率）发放贷款，但不能吸收存款。

　　同时，按照相关规定，这7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总额当中的60%～70%必须面向“三农”。农户借款一般采用信用担保即可。而中小企业借款，则需要提供实物担保、抵押、质押等。截至目前，已有部分公司开始盈利。

　　7家官方小额信贷试点公司一览表：

　　公司地点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股东 平均年利率 单笔贷款规模限制

　　山西平遥 晋源泰 2005年12月27日 1600万 韩士恭等四人 20.05% 10万元（自然人）5万元以下农户贷款比例不能少于70%

　　 日升隆 2005年12月27日 1700万 王治信等三人 16.398%

　　四川广元 全力 2006年4月10日 2000万 赵琼等三人 17.51% 40万

　　贵州铜川 华地 2006年8月15日 3000万 益兴科技（60%股份）贵州华地投资公司（40%股份） — 60万

　　陕西户县 信昌 2006年9月18日 2000万 陕西省榆林市信昌典当有限公司 18.6% 40万

　　 大洋汇鑫 2006年9月18日 2000万 西安市含光物业总公司 18.6% 40万

　　内蒙古东胜 融丰 2006年10月12日 5000万 中国扶贫基金会（20%股份）乔玉华（40%股份）王林祥（40%股份） — 250万

　　人员：简而精

　　在政策层面上，这些机构的人员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据公开资料披露，在内蒙古小额贷款公司招标评分的五个项目中，所有权、治理和经验占10%权重，规模及扩展战略占15%权重，资本化计划占20%权重，操作方法占15%权重，重要人员占40%权重。

　　显然，人员素质是夺得组建小额贷款公司的重要因素。目前，这7家小额贷款公司的人员基本都在10人左右，且大多有金融背景。

　　“刚刚开业的时候有12个人，现在精简到7个人，有的是因为考核不合格被淘汰，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是现在我们只有1000万元资金，不需要那么多人。”四川全力总经理赵琼说。而赵本人在四川全力任职前，曾任工商银行广元分行的部门经理。贵州华地的总经理陈国权则有20多年金融从业经验。

　　不难理解小额贷款公司为何如此重视员工的金融背景。如前所述，它们的业务大多都是针对“三农”开展，而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分布范围较广，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如果因为贷款问题产生纠纷，或者是有欺诈、贪污行为产生，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公司治理：智囊团相助

　　除了人员问题之外，公司治理同样不可忽视。

　　在7家小额贷款公司中，6家是有限责任公司，只有贵州华地为股份公司。“我们希望一步到位。”贵州华地董事长陈国全说。一般而言，股份公司比有限责任公司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财务也更加透明。

　　而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华地公司设立了董事会，股东益兴科技和华地投资分别占有3个和2个席位，此外，还有2名来自法律界和当地政府的人员担任独立董事。

　　“2名独立董事在当地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有一定的权威性。”陈国全称。除了董事会，华地公司还设置了监事会，而四川全力和内蒙古融丰则设置了执行监事。

　　除了董事会外，大多数小额贷款公司还为总经理配有兼职的“智囊团”，“智囊团”直接对董事会负责。例如，贵州华地就设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由9个人组成，来自当地不同的行业，职责是协助制定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并对大的贷款项目进行分析。

　　这些专家并不固定在公司上班，有重大业务的时候才会出席。陈国全说：“当我们要咨询小企业贷款事项的时候就会请小企业贷款方面的专家来，当有养殖方面的业务时候就请养殖方面的专家来。”

　　此外，总经理在一些事情上报董事会之前，也要征求一下专家委员会的意见。

　　风险防范：信用“连坐”

　　贵州华地设立专家委员会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采访中，其他小额贷款公司的高层也与陈国全有共识：“钱是股东的，一定要控制好风险，不然对不起股东。”

　　尽管我国搞小额贷款试点的时间并不长，但风险已经开始萌芽。

　　据消息人士透露，7家小额贷款公司中已出现贷款逾期现象。其中某公司有一笔6000元的贷款已经逾期近两个月，而另外一笔养殖业务贷款则因为意外，使贷款者的经营化为乌有。不得已，上述公司只好再对该养殖户发放一笔贷款。截至7月的贷款中，该公司信用贷款比例为67%，抵押贷款比例为17%（抵押物主要为房产、土地等），质押贷款比例为16%。

　　“农民来贷款，让他们做担保或者抵押太残忍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抵押或担保，用牛还是用羊呢？”陈国全说，他自己比较认可农户借款仅需信用担保的方式。

　　但防患于未然显然是小额贷款公司的头等大事。目前这7家公司大多借鉴了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五人小组制度”，并结合自身情况做了一些变通。

　　据陈国全介绍，贵州华地将采取联保小组的形式。而联保小组又分两个方式：一是信用联保，这和“五人小组制度”最接近；二是保证金联保，以现金形式做担保。就是联保小组凑一笔钱存到小额贷款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该笔现金由银行托管，小组各成员按交纳保证金的份额获得贷款。

　　在四川和山西等省的小额贷款公司也采取了类似的“信用连坐制”，即将一村之内有贷款需求的农户按照一定数量作为一个信用联合体。一旦其中一家贷款农户出现逾期不还的情况，其余各户的贷款信用都将受到影响。

　　“对于农民来说，你要他一下子拿几万块钱出来还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打算从明年开始设计一个整贷零存的产品，农民可以每个月来还一点，这样减轻他们的负担。”这是陈国全的未来构想，而尤努斯早在1983年就开始使用类似方法了。

　　经营瓶颈：资金来源不足

　　风险猛如虎。

　　但小额贷款公司在发放贷款上毫不“吝啬”。

　　山西日升隆在短短4个月时间里，就贷出去1039万元，而它的注册资本金只有1700万元。注册资本金为1600万元的晋源泰到7月就仅剩下200多万元可贷资金。赵琼也表示，四川全力1000万元的资本金也快“弹尽粮绝”。

　　由于小额贷款一般都是6个月以上的中长期贷款，而这些年轻的小额贷款公司开设时间多则一年多，少则只有几个月，所以目前基本只处于放贷阶段，收回贷款的仅是少数。

　　于是，资金来源危机开始显现。

　　根据当时试点的要求，小额贷款公司是只贷不存。其资金来源包括捐赠、委托贷款、增资扩股等，但到目前为此，7家小额贷款公司尚未接收到一笔捐赠。

　　据媒体报道，10月23日，在和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会面时，尤努斯对只贷不存提出了质疑，他表示小额贷款机构一定要有吸收存款的资格，否则便“瘸了腿”。

　　但中国官方明显害怕几年前许多地方基金吸收民间存款带来的金融危机重演。在“只贷不存”的情况下，如果贷款失败，受损的只有经营者一家企业而已，不会危及到社会公众的存款安全，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发生。

　　照目前情况看来，小额贷款公司们要解决资金上的问题，只能自己行动。

　　途径则是多方面的。

　　首先想到的是再贷款。山西两家小额贷款公司从6月份开始给试点小组打报告，申请央行再贷款的支持，却一直没有得到肯定答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透露，山西的一家公司已经获得了一笔大约为300万元的委托贷款，但该消息未能得到证实。

　　获得再贷款不成，增资扩股就成了另外的渠道。

　　“我们这几天要增资扩股，考虑让一些新的股东进来。”赵琼说。而山西日升隆也在8月开始了一项金额为400万元的增资扩股计划。

　　政策困局：遭遇“紧箍咒”

　　贷款风险、资本金不足，这些都是非系统的问题，其实目前这些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策不确定”这个系统性风险。

　　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总经理曾抱怨说，小额贷款公司是个“四不像”，说是工商企业，经营的却是货币资金，虽说不是金融机构，却在按金融机构的要求接受监管。更可怕的是，从法律上来说，这些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并不合法。因为它们一直没有拿到银监会发放的金融许可证。

　　同时，监管权的错位也让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者难受。人民银行总行新闻处的一位官员曾经称，是由人民银行在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监管，但因为尚处在试点阶段，不便透露监管的具体内容。同时，人民银行的监管在不同省市也归属于不同的部门，在山西是货币信贷处，在四川是金融稳定处，在贵州是金融研究处。但是，以监管者名义出现的机构常常是当地小额贷款试点领导小组，成员包括政府、财政、工商、人民银行、银监等部门。

　　10月中旬，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地位在内蒙古融丰开业的一个会议上再次被提出来，7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掌门人”悉数到场。会议总结了试点遇见的四个问题，而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监管是以地方政府名义进行的“非金融监管”，大家认为这样权威性不够，很不放心。

　　杜晓山认为，监管问题不应该局限于人民银行或银监会。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农业部、国家工商总局应该共同协商，出台一个文件，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权问题。他建议，人民银行可以授权给地方派出机构，由他们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监管规定，这样权威性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但除了以上监管的问题以外，为防止“出事”，各地政府也正试图从外部给这些小额贷款公司戴上一些“紧箍咒”。

　　贵州小额贷款试点的招标书显示，在2007年前，贵州华地只能在江口经营。另外，贵州华地必须向江口县人民政府小额贷款试点领导小组或其指定机构递交季报，以便于管理当局监管其是否遵守了有关条款。

　　在四川，当地人民银行则要求全力公司把网络联在一起，随时进行监控。在陕西，监管部门为小额贷款机构制定了五条退出规定，只要涉及其中一条，都会被勒令退出。

　　结语：小额信贷星火

　　尽管试点并不是一帆风顺，但由于市场前景良好，一些非试点省市已经开始跃跃欲试。

　　甘肃省相关部门就正式下发文件开始在省内试点。不过，该省并没有和五个试点省区一样进行招标，而是指定甘肃金桥投资信用担保公司负责组建小额贷款机构。

　　河北则更为激进。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河北省霸州市万利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称万利通）注册资金5000万元，目前运行效果相当不错，经营一个多月，已经累计放了9000多万元的贷款。而万利通由于不在试点名单之内，所以不受试点对“三农”的贷款比例、单笔最高贷款额等规定约束。

　　另外，据杜晓山透露，有类似冲动的还包括宁夏、山东等省区。

　　由此可见，2006年末的中国，正在掀起一场新的小额贷款风暴。虽然它们目前遇到的问题仍然是中国小额贷款发展十多年来的老问题，但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相关部门能够正视这些问题，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除了能给这些公司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之外，也能推动未来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