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来，已有近200位不同背景的中国学员被IFP选送到亚洲、欧洲，北美和大洋洲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他们中，既有帮助乡民改善生活的农科人员、政府机关的公务员、NGO从业者、维和警察、藏语播音员、报社记者，也有油田消防队员、乡镇干部，以及在世界最高的气象局工作的藏族气象员

　　福特基金会国际奖学金项目(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Program, 简称IFP)，是福特基金会成立以来投入规模最大、涉及学生人数最多的教育资助计划，总计投资３亿美元，迄今，已从亚洲、非洲、拉美及俄罗斯招收了2000多学员，覆盖了22个发展中国家。

　　在申请的每一个环节，申请人一再被告知，这笔特殊的奖学金“是为缺乏机会的、具有强烈责任感的有志之士提供深造的机会，……在考察你在学术上的成就和潜力的同时……非常注重你的社会责任感、领导素质以及你运用所学知识服务你的社区和国家的精神。”

　　在中国，为把机会留给缺乏机会的人群，这个项目确定，居住或工作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深圳，以及港、澳、台等城市和地区的人员没有申请资格。5年来，已有近200位不同背景的中国学员被选送到亚洲、欧洲，北美和大洋洲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他们中，既有帮助乡民改善生活的农科人员、政府机关的公务员、NGO从业者、维和警察、藏语播音员、报社记者，也有油田消防队员、乡镇干部，以及在世界最高的气象局工作的藏族气象员。

　　目前，全球已有上千IFP学员在各个国家的研究生院深造，这种直接面向社会基层挖掘人才的方式，让IFP项目声誉鹊起——鉴于头五年项目的成功实施，福特基金会决定增拨7500万美元，将这个原计划2010年结束的项目延续到2014年。

　　■特约记者 高嵩 发自夏威夷

　　最远的梦想

　　和梅，2002年入选，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一中英语老师

　　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简称IIE）北京代表处项目顾问杨冬松，曾多次向新学员们讲述一个摩梭女子的故事：她在西南遥远的贫困县城教英文，她的梦想是——我希望能学到一口地道的发音，回去教我那些山里来的孩子。

　　“我们想方设法让她去了美国——尽管她英文考试并不出众。我们就是要让她学到最好的英文，让她回去实现这个愿望。”

　　这位摩梭女子，叫和梅，当时是距丽江200公里的宁蒗彝族自治县一中英语老师。

　　至今，有关和梅四年前的诸多细节，杨依然记忆犹新：比如，申请时，她没有身份证，因为在边远的宁蒗县，很少机会出远门，很多人都没想到去办这东西；比如，在培训交流时，她总是躲在一边，沉默寡言，局促不安。

　　四年过去，当年的羞涩女子已换了身份。10个月前从纽约州Saint Rose 学院毕业的教育行政管理硕士和梅，现在云南丽江市教育学院外语系任教。站在篮球场边用水泥浇铸的乒乓台边，她挥舞球拍，用快速、清晰的英文，大声地招呼她的学生，完全不似杨冬松当年见到的那样羞涩、拘谨。

　　和梅每周要给来自丽江地区的师范生们讲“英文教学法”。坐在课堂上的，是全地区基层中小学未来的英语教师。课堂上，和老师时常要逼着那些皮肤黑黑的学生们张口说英文，矫正他们的丽江口音。“他们将来是要当老师的，正确发音是最重要的基础。”

　　四年前，和梅从未有过出国留学的念头。

　　直到一封信从北京寄到在宁蒗这座清静边远的小城，放到县妇联的桌上。信是国际教育协会的人写的，希望这里的人报名参加IFP项目。

　　“本科毕业，有学士学位，至少大学四级英文水平，三年以上工作经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领导潜质……”妇联把县里可能的人选想了一道。就让人去找和梅，那位三年前从云南民族学院毕业，发音不错的英文老师。

　　生活在边远的宁蒗，和梅不知道怎样上网，更不用说怎样从IFP项目的中国网页上下载表格。 她于是提笔，向国际教育协会北京办公室写了封信，问：自己能不能报名？

　　信回了，里面有一份申请表格。申请表上，有两页空白，让申请人解释为什么要学习，通过学习要解决什么问题。和梅一口气提了很多看法，包括对她任职三年来，作为一名普通教师所看到的种种问题。她的愿望听起来很普通：学地道的英文，来教好这些孩子。“山里的孩子不傻，他们只是缺乏机会，”和梅说。

　　这愿望让评委们眼睛一亮。面试时，主考者突然问了她一个需要校长来回答的问题：如果是你管理这所学校，你会怎样解决你提出的问题？

　　和梅愣了，说，不知道。这让她很沮丧。

　　比在考官面前的紧张更甚的，是那些一同参加面试的大学教授、政府官员、国际机构从业者们给她带来的压力。这位在边远县城执教的英文老师觉得自己很没见识。“他们说什么，我根本插不上话——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

　　不久，最终结果公布，和梅和另外24人成为第二届入选者。

　　三年后，2005年的平安夜，和梅揣着Saint Rose学院的教育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回到丽江。

　　从泸沽湖走出来的和梅，至今记得20年前那一幕。

　　那时她刚满6岁，整天和姐姐、妹妹在金沙江边放牛。一直在外面伐木的父亲步行几天，出其不意地回到家里。他悄悄把和梅叫到屋内，塞给她几块稀罕的糖块和一条蓝色咔叽布裤子，然后问：这两样东西，不给姐姐，也不给妹妹，只是给你——你晓得为哪样只给你吗？

　　含着糖，和梅摇摇头。“因为，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第二天一早，爸爸驮着和梅走了很久，才到托甸村中心小学，把女儿交给校长，留下一袋子包谷面和酸菜，转身走了。和梅家位于金沙江畔的托甸村，距离宁蒗县城，需要步行12小时。从拖甸的村小，到拉伯乡中心小学，再到宁蒗县城里的中学，她必须每一步都很拔尖，才能逐步获得更好一些的教育条件。

　　在寒冷的纽约州，和梅总是想起当年，每次返校，姐姐都要举着火把在村头为她送行。直到今天，没有机会上学的姐姐还呆在金沙江边，守着她家的老屋，没有离开。

　　这也是她从美国回来后，选择去丽江教育学院工作的原因。“这里的学生都是丽江各地考来的，包括我们宁蒗的孩子——他们将来会回到各自的家乡，去教更多农村孩子。”

　　浇铸草根的力量

　　云丹尼玛，2003年入选，藏族，那曲气象局气象员

　　35岁的云丹尼玛脚步慢腾腾地走过那曲地区气象局大院。从小在号称“万里羌塘”的那曲长大，云丹对那些地处平原的大都市里过于丰富的氧气含量不太适应。“整天瞌睡得很，”他说。

　　一回到那曲，那种困倦感立马消失，他又精力充沛起来。街上飘逸的酥油茶味道让他感到非常亲切，万里之外的纽约已成为过去，这位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毕业的硕士，又看到熟悉的一切。

　　入选IFP之前，南京气象学院毕业的云丹供职于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气象局——那曲地区气象局。除了气象预报，因为英文出众，他还被抽调到一些驻藏的中外合作的扶贫机构工作。

　　这些机构在藏北牧区开展诸多扶贫改造项目，比如，他们在牧民中推广精放牧技术，以减少过度放牧对脆弱生态的毁灭性破坏；为减少婴儿的死亡率，他们在广袤的羌塘地区，从牧民中选拔、培养接生员，并拨款给这些经过简单医疗技术培训的接生员购买自行车，以提高他们的反应速度。

　　近距离接触贫困和环境问题，让他对挣钱和保护之间的关系有了不同的理解。三年前，在申请IFP的材料上，云丹这样写道，西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保护和发展西藏的传统文化和脆弱的环境。

　　“我从那曲来，我是西藏人，我很想帮助我的家乡，” 面对IFP考官，云丹尼玛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尊重不同生活方式的理解，“在那曲草原上的牧民，也许一无所有，但他的快乐也许超过在城里开着汽车的有钱人。”

　　在纽约的20个月内，云丹选了很多关于全球化和文化冲突的课程，其中一门令他赞不绝口，那是一门关于亚洲文化的课程，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摄影师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同样题材的电影的讨论，来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

　　和朋友交谈时，常常笑呵呵的云丹一提到当地文化的流失，就非常着急，他不停列举生活中的种种细节，来表达自己的担心。

　　“我的亲戚在内地呆几年回来，居然连糌粑都吃不习惯——说吃糌粑胀气，可不吃糌粑，还是西藏人吗？”

　　康南的第三次选择

　　康南山，2005年入选，傣族，西双版纳人，云南佛协会副秘书长

　　朋友都叫他康南。其实，这是一种对曾取得一定僧人地位者的尊称，和他还俗前在寺庙里的地位有关。“我那时已是比丘，所以可以自称康南。”2006年8月，尚未到美国入学的康南山坐在昆明圆通寺回廊旁的云南佛协会办公室里，耐心地向访客解释他名字的由来。

　　23年前的1983年，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遮乡曼纳告村。那座在文革中被毁坏的寺庙又恢复了。这是笃信南传佛教的村民们本年度最大的事情。13岁的岩山梢，以及村里另外41名小童，被父母披上黄色袈裟，送到新修葺的寺庙出家。在版纳傣族社区，每个家庭送男孩进寺庙出家，不仅是宗教习俗，也是学习傣族文字的教育传承方式。

　　当年的老僧人们印象中，个子不高的岩山梢很温顺，学习傣文、背诵佛经也颇用心。

　　16岁时，披袈裟的岩山梢决定离开寺庙，去13公里外的勐遮乡中心小学读书。这三年间，少年沙弥岩山梢跟着住持到处念经，比同龄孩子们多了不少见识。“看到那些穷人，自己总觉得没有能力去帮他们——只有学到更多东西，才能帮助别人。”

　　乡小学收下了岩山梢，把他和另外三名少年僧人编入了计划三年毕业的速成班。从此，从曼纳告村到学校的13公里乡道上，每日总有一个黄袍少年骑着自行车飞驰。直到假期，他才回到寺院，继续研习佛经。仅一年，这少年僧人即把1到5年级的课本全部学完。他成了速成班的班长，老师不在时，还要给同学们代课。

　　再一年，18岁的岩山梢小学毕业，考入景宏的西双版纳民族中学。初中，他又只用了两年便告完成。即便如此，他升入高中时，也已20岁了。3年前和他一起进入速成班的另三名僧人，都离开了学校。岩山梢成了高中部，惟一穿袈裟的学生。

　　长期寺庙生活，让岩山梢养成自律、刻苦的习惯，这令他很受老师的欣赏。高一，他即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在佛教盛行的西双版纳，让一名僧人担任团支部书记，好像并没有什么异常。在大家眼中，他就是一名表现出色的学生干部。

　　1993年，23岁的岩山梢披着袈裟到云南民族大学外语系报到，这也是云南省第一个考入普通高校的僧人。那时的昆明街头，殊少见到南传佛教的僧人，更何况在高校。在众人好奇的注视、甚至尾随围观中，岩山梢第一次感到，这里的环境和家乡完全不同。

　　和一般学生不同的是，总有很多从西双版纳来的学生来找岩山梢帮忙，无论是生计有了问题还是彼此有了矛盾，他们都愿意找岩山梢求助。在西双版纳傣族社区，僧人常常扮演社会矛盾的调停角色。裹着黄袍的岩山梢即使到了昆明，在同乡中也依然保有很高威信。

　　到了大三，26岁的岩山梢办了退团手续。这一年，已经做了7年比丘的岩山梢在西双版纳办了退戒仪式，正式还俗。换了便装的小伙子也换了名字：康南山。

　　大学毕业，27岁的康南山因佛教和高校教育的双重背景，被云南佛协会录用。“像我这样，既有本科学历，又是出家背景的，在国内的佛教协会中非常少见。”

　　“我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代价，才走到今天，”康南山说，“我很想带动一些人出来，鼓励更多僧人接受国民教育，为傣族培养更多的人才。”

　　临下班前，这位专职副秘书长再次打开办公桌上的电脑，查看邮件。他手里有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每日需要办理的事项，办成一件，划掉一条。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团体往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双版纳做佛教传统艺术以及文献收集，康南山临走前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安排。

　　他参与负责的云南佛学院新近还从云南各地招了62名僧人，与云南民族大学合办了一个成人教育班。既接受普通高校的国民教育，也接受佛学院的佛学训练。康南经常要驾着那辆门上喷着“云南佛学院”字样的捷达跑各种公务。

　　他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了，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选择，但肯定比此前的进寺庙、进小学会走得更远。

　　“我以后，还希望回到这里。”站在圆通寺红墙下，康南说，我是傣族人，也是佛教徒，我肯定希望将来自己继续为佛教、为傣族做些事。

　　不安分的动力

　　陈浩，2004年入选，汉族，贵州省贵阳市人，原贵州省公安边防总队民警

　　曾受过严格射击训练的右手拿着两片涂着花生酱的面包，左手端一盒牛奶，背上装着几本厚重的管理学教材的书包——早上9时30分，退役警官陈浩准时下到楼门前的106街，拐进百老汇大道，往北接着走10来分钟，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侧校门。

　　这差不多成了哥大国际事务学院04级硕士生陈浩的生物钟，每周，除了周二要提前到８点出门，其余几天，他都是这个时间出发上学。

　　街头，卖热狗的摊位已经铺排开场面，衣着各异的学生步伐飞快，拥挤在地铁两旁的街道上，冲向不同教室或者图书馆。

　　“在这里记忆最深的，是没有一夜能睡踏实的，每夜总要摸几次枕头下的枪。”五年前，在东帝汶首都帝力炎热的夏季里，联合国驻东帝汶维和警察陈浩，不时记下第一次出国执行任务的种种细节。

　　头戴蓝色贝雷帽，腰挎90式手枪，驾驶那辆印度产的Tata越野车在帝力街头巡逻，他要不断巡查任何可疑的迹象——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尚未脱离暴力阴影，不满东帝汶独立的印尼武装组织不时会发动袭击，爆炸声、枪声时有耳闻。

　　那些对讲机中无休止的英文呼叫，总让在这里执勤的国际警务人员神经紧绷。他还记得古斯芒当选总统那天，中国的维和警察和其他国家警察配合，分布在各个警卫要冲，紧张地盯着街面。直到简单的就职仪式结束，他在高度紧张之后，累得差不多瘫了下来。

　　这一切，比起他那个以休闲、美食著称的老家贵阳，比起他在贵州公安边防总队整洁的办公室，比起家乡那些生活悠闲的同龄人，也是相去甚远。

　　从1993年进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学院边防系开始，陈浩穿了10年制服。至今，军校严格训练留下的痕迹依然可见：眼神镇定，腰板挺直，守时守信。

　　当年投考维和警察时，匆匆北上的陈浩留给同事们一个意外。“我不习惯平庸的日子，”他事后告诉采访的记者。

　　半年在河北保定维和训练基地的魔鬼训练结束，联合国的官员上门考核。驾驶汽车S型高速绕行、射击、英文、警务常识，当场考试，当场打分，立刻宣布被淘汰的名单。那些同样经历了半年苦训的警察们，一听到落榜消息，有的当场嚎啕大哭。至今，陈浩仍很庆幸自己闯过了那天残酷的选拔。

　　他是带着联合国颁发的勋章、和驻东帝汶维和警察总部副总监签发的特别嘉奖证书回国的。但那些在他执勤时怯生生走上来围观的孩子们黑黑的眼睛，仍令他记忆深刻。

　　在后来的IFP申请资料里，陈浩写道，一年的维和工作，使他看到了自己的工作如何改变着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也看到了一个合作的国际大环境，怎样帮助和改善冲突地区人民的生活。

　　现在已是他脱下警服转业后，来到美国的第四个学期。陈浩选了５门课，公共管理、东亚研究、中国政治、社区发展还有决策模型。

　　刚过去的暑假，因为曾代表中国为联合国服务的经历，他获准选修了一门由联合国开设的“武装冲突与预防”课程，那门12个学分的课被安排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由一些来自联合国的官员上课。那些天，他正帮纽约一家著名的扶贫国际组织做义工，除了上课，就要奔波于曼哈顿忙乱的街道上。

　　每天半夜1点，陈才会离开图书馆，回到位于106街与百老汇大道交界的那幢7层古旧门楼，倒在那间只有5平米的库房里，美美地睡上一觉。

　　“将来啊？我的愿望是开一间福利企业，领着一帮残疾人把产品打进这里”，陈浩指着百老汇街面上那些林林总总的商铺说。“不过这是长期的打算——毕业后，我也许会先去做管理工作，我喜欢和人打交道。”

　　改变的力量

　　何江,2001年入选，云南省昆明市人，昆明博物馆馆员

　　董欣梅,2001年入选，云南省昆明市人

　　NGO工作者

　　NGO工作者昆明市新迎小区。腿有残疾的何江扶着栏杆，吃力地上到４楼。

　　每周四，她都会到这套两居室的住宅，和三位年轻姑娘见面。这是她和几位义工做的一份业余工作，帮助几位曾经有坐台经历的年轻姑娘恢复正常生活。这个项目，包括就业培训和心理辅导。何江负责心理辅导。

　　客厅右侧，有一张平台，那是姑娘们制作首饰的工作台——这些首饰将被送到市场。面对镜头，她们把闪亮的首饰放在手掌上，让记者虚化背景来几张特写。

　　穿过房间，来到隐秘的阳台上，何江搬了两张椅子，细心地将其摆放成45度角，“这是心理辅导要求的对话角度”。

　　“其实，我们更多是耐心倾听，尽量从对方的角度考虑，用怎样的方式去说服。”

　　第一届被选中的何江今年５月刚从设在马尼拉的亚洲神学院毕业，她的专业方向是心理辅导。

　　这和她本科时就读的专业全无相干。

　　15年前，何江从中山大学图书馆学本科毕业。后一直在昆明市文化系统就职，先在昆明市图书馆，后来到昆明市博物馆研究部。从小到大，何江一直生活在城市文化中朝阳的那一面，和留学生交换学习语言，被先生背着上山野游，为单位翻译外文资料。

　　“我没有想过，这个城市还有什么样的不同生活，直到2000年，我跟朋友参加了一次NGO组织的义诊。”

　　那次义诊是在园通桥下的灵光街。她一照面，就遇到了1998年从云南师大外语系毕业的董欣梅。董也在这家NGO做事，一见到她，就皱起眉头：你怎么穿得这样花枝招展？还带着小狗？这弄得何江很不好意思。

　　灵光街那些陈旧的房屋里，展现了都市的另外一面。这里居住的多是低收入老人，年轻的子女走了，把他们留在破败的房子中。长期食用过咸的食品，比如牛干巴（一种熏制的牛肉）和咸菜，让很多老人染上了高血压或高血脂。这时，何江觉得，自己光鲜的衣着在这些面色灰暗的人群中，有些格格不入。

　　和何江碰面时，董欣梅已做了三年的NGO。“我是我们班惟一的、毕业就选择做NGO的人。”董说。1998年毕业的外语系学生，“很容易找到一份吹冷气的工作，可我的个性，不喜欢找一份一下子就能看到50岁以后的生活的工作。”

　　董欣梅去的是西双版纳，为一家本土NGO在当地农村做妇女及儿童的保护发展工作。第一次工作，是要跟一位殴打妻子的丈夫“谈谈”。“怎么谈？”“随便你。”

　　董欣梅想了很久，电话给“他”：能和你谈谈吗？对方回答：你来我办公室吧。

　　一见面，董发现“他”并不像个打人恶魔。她小心地挑选词句：我理解，你的婚姻出了问题，打人肯定也不是你的本意，我们能不能一起想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番话让对方有些意外。后来，“他”说，没有想到，一个为妇女权益做事的女孩子，一见“虐待者”的面，第一句话便是，“我理解……”

　　“这个案子做得很成功。”８年之后，已经学成归国的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教师董欣梅仍然记得这个例子。

　　在西双版纳，董每天打交道的，多是那些生活在中国农村最底层、最弱小的人们，特别是女性和孩子。她和同伴们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这些相对弱势群体，解决他们遇到的各种难题和困扰，比如艾滋病、被拐卖等等。

　　“我很感谢这些经历，它们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比较立体的了解。”

　　天黑了，董欣梅和几位做同性恋保护的NGO业者结束一周一次的读书会，到昆明新开的一间酒吧放松一下。这个读书会是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组织的一项定期活动，目的是让中心的研究生们和一些社工深入交流，以期“在思想上擦出火花” 。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作者拍摄）

　　他们怎样选拔？

　　北京西直门，国际教育协会（简称IIE）北京代表处。IFP中国学员的审核招生工作，是由他们承担的。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工作人员们最忙碌的时间。今年新录取的30名学员的集中培训已经完成，新人的名单刚被上传到IFP的官方网页（www.china-ifp.org）。项目官员们正忙着帮助这些入选者申请学校。

　　“我们相信，教育可以改变整个社会。” IIE北京代表处的人说。

　　和大多数奖学金的招收程序不同，IFP项目不需要单位推荐，坚持让应聘者自己申报，由来自第三方的专家独立评审，“我们这样做，就是要从下往上选人，让更多缺乏机会的优秀人士获得这个机会。”IIE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Keith Clemenger说。

　　从递交申请到最终入选，至少要通过两道关口：

　　第一道是一组10名左右专家学者审核，每人轮流打分，根据10人打分情况，确定谁能进入面试程序。

　　第二道是面试阶段，由另外一组专家组成。专家们被分成每三人一组，考核面试者。能否入选，也是由集体的分数决定。

　　“这样做，是要保证录取的公平和独立。”IIE北京代表处介绍说。

　　根据纽约IIE总部的要求，专家组成员每隔两三届就要换一次，最长不能连续超过三届。“这样也是为了保证公平——5年了，我们没收到过一张条子。”IIE项目官员说。

　　真正的挑战来自报名者本身。迄今，除2004年的44位入选者没有变化外，历年都有入选者的名字被拿掉。最多的是在2005年，共有8名入选者被取消资格。

　　“除个人原因，比如家庭、单位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外，有很多是诚信上出了问题。”杨冬松说。

　　2005年被取消的名字中，有人被发现使用了伪造的文凭。还有一人，自称是某地某乡党委副书记。审核人员发现，他的身份证是假的，打电话到他“任职”的那个乡，结果查无此人。

　　“作假一旦发现，肯定要坚决拿掉，哪怕他已经被送到国外读书。”

　　单从资料阅读和30分钟的面试，就要判断出一个人的完整概况，确实很难。为尽量减少对人的误判，评审专家和IIE办公室职员总是要小心翼翼地从各个方面观察面试者。“我们选的，不是成绩最好的人，”IIE北京代表处官员说，“而是心好的人。”

　　7月，成都蓝天宾馆二楼，06年的IFP面试正在这里进行。刚结束面试的专家交流着对各自面试对象的评价。一位评审专家建议，可以把那位长年呆在西藏，做当地文化研究的汉族女子列入考虑对象。“因为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激情，这在现在的年轻人中，不多见了。”

　　这是一个充满理想化色彩的项目，IIE一位项目顾问说，“这也是我们觉得这工作特别有意思的原因。”

　　在古城丽江，2004届IFP学员、从美国雪城大学马克斯维尔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毕业的张丽伟刚刚回到他的岗位——市政府外事办公室。这位白族公务员一上午都在处理手中的各种急件。在这个被称为“丽江外交部”的机构，张丽伟经常随同市里的官员出现在各种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场合。

　　“丽江现在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外办肯定也会越来越忙。”擅于与各种人交往的张丽伟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2004届IFP学员培训会上，他的一句自我介绍——“我是长得最黑的白族人”，立即让同届学员记住了他的面孔。

　　5年过去，和张丽伟一样毕业回到中国的IFP学员已有70余位，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回到原单位。没有正当理由，到期应返而滞留国外不归者，不到5人。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