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开始，中国的“福利大厦”日渐坍塌。它的瓦解，不仅来自于市场化浪潮对其地基的侵蚀，也来自于不断推进的改革过程效果上的抽走砖瓦。

　　我们需要建造一座什么样的“福利大厦”？在2005年开始的市场化反思中，它的每一个构件被纳入政府和民众的重新检视之中：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失业、低保??

　　2006年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我们的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定义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作为和谐社会的一块重要基石，中国未来的福利制度由此有了新的设计理念。

　　因此，或可以把2006年视为中国“新福利大厦”奠基之日。在这一年，最重要的福利制度，包括城市住房、城乡教育、城市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城乡养老保险等，都被纳入重新设计的再改革日程中。

　　未来几年，将是中国“福利大厦”再造的关键时期。此时，我们有了新的起点。

　　2006年就要过去，回望这一年，我们对“福利”两字有着太多的经历和感受，在本刊策划岁末的年终专稿时，我们将中国福利作为了最终的选项。福利制度的设计和再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败，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根本利益。

　　中国式福利的漫长演变 现状仍然千差万别

　　随着改革开放，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只能保障城市人口的低工资高福利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现年91岁的出版社退休老编辑黄宗甄病倒了。住院两周后，医院通知说，医药费累积超过了1万元，要求他再从单位补一张转账支票来。幸亏黄宗甄享受的是百分之百公费医疗。

　　黄1949年参加工作，那时才30多岁。他不会想到，到晚年时，余生的经济来源，就来自出版社那栋古色古香的办公楼中，一间挂着“财务处”的办公室。

　　黄宗甄有一位老同学名叫周邦立，是位生物学专家，精通三国外语，在1953年自行辞了公职。他说，在单位上班“浪费时间太多”，要在家潜心做学问。后来的岁月，周邦立果然翻译出大量生物学译著。但因为没有工作单位，他连图书馆的借书证都没有，长年靠老同学替他借书，一批批寄过去。1982年，周邦立患了癌症，连医院病房都住不进去，最后，在医院的急诊观察室里去世。

　　执意从单位退出的周邦立，绝对想不到，他的日后人生与有单位的人会是这种反差。

　　计划经济年代： 建立在单位体制上的低工资高福利

　　中国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建构于上世纪50年代。从广义上说，社会福利，还包括政府向人民提供的教育、文化设施和对公共事业的投资，对困难群体的救助等。这里主要讨论的，是狭义的、即落实到个人身上的福利保障。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福利制度是一种建立在“单位体制”上的“低工资高福利”的保障体系，也就是说，职工的生老病死所有福利都是通过单位来实施的。

　　1955年7月，全国城市的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统一为货币工资制，工资分为30级。以首都北京为例，月薪100元已经是相当高的工资水平。

　　到1956年，全国城镇职工达到了3500万人。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的户籍制度——把人们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开始定型。

　　由周冀虎和杨晓民所著的《中国单位制度》一书，指出中国的户籍制度实际是与当时中国的低工资政策联在一起的——低工资制度的最初考虑，是“尽量使大家有饭吃”，更重要的，是为“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低成本，而在低工资水平下，高福利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考虑。但由此，农村人口可能会因福利吸引大量涌入城市，政府财政吃不消，这样，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户口登记条例》，关上了农村人口通往城市的大门。

　　当时，占全国人口约1/10的城里人，又被分为干部和工人身份，而根据他们就业的不同单位，又分属于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或是企业单位。

　　农村户口，或者虽然拥有城市户口没能就业的人(这种情况非常少)，基本上没有福利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国家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洪大用认为，上世纪50年代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在当时本来是个临时政策，“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农民的利益来搞资本积累，支持中国的工业化。再有，就是中国的人口数量非常巨大，农民大量涌入对城市的稳定造成威胁，所以当时的决策是在一种特定的国情下做出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意思，但是它被不正常地延续下来了。”

　　不同单位不同身份的不同福利

　　计划经济年代，职工能享受的补贴(以货币形式兑现的福利)，大致有如下几项：探亲路费、卫生费、洗(澡)理(发)费、烧煤补贴、水电费补贴、交通费、生活困难补贴、书报费、独生子女费(计划生育政策后)等。80年代因价格上涨，还加上了副食补贴和物价补贴(见《中国单位制度》一书)。

　　其他福利主要为：住房，单位按级别向职工无偿分配住房，只收取象征性房租，此外单位还要承担日常维修的责任，对于没有分到住房的职工，则发放房租补贴;养老(1978年时，满20年工龄退休时可拿工资的75%);医疗(全部公费);女工生育(带薪产假90天，流产15天假期)。

　　所有这些福利，名义上是国家提供，实际上，由职工所属的单位来筹资支付。如果是机关或事业单位，从国家财政拨款中解决；如果是企业单位，则根据产值获取相应的福利待遇，由营业外支出(实际是利润)来支付。而事实上，即使亏损企业也能通过政府调节获得一定的福利。

　　1971年，初中毕业的陈爱萍被分配进了北京的一家汽车修理厂。这是家全民所有制的工厂，第一年，每月工资16元。三年学徒期满，定级为二级工，月工资39.78元，再以后，就很难涨了。陈爱萍记得，车间里大部分的工人，工资都在40～50元之间，只有少数几个人能拿到五级工以上的工资——大约七八十元。

　　但是，在每月的工资条上，有许多项的补贴，每项都不多，两元到五元不等。作为女工，她还可享受卫生纸的补助，但车间的女工委员们会很细心地把怀孕期间的女工的这项补助扣除。

　　工厂里有幼儿园，六岁以下的小孩可以低价入托。厂医务室可以免费看小病小伤。如果大一些的病，可以上指定的甲等医院去看，只要从医务室开一张三联单，在医院不用交现金，全部记账。如果生病时间太久达半年以上，工资停发，转为“劳保”，一般是发工资的60%。

　　在计划经济年代，工人身份与干部身份之间，泾渭分明，工人归劳动局管，干部归人事局管，以工人身份调入另一个机关或事业单位做干部，是不可能的事。想成为干部身份，一般有三条途径：大学毕业分配；部队军官转业；极少数的从工人中提拔。

　　陈爱萍在1978年考上大学，毕业后自然而然成了国家干部。这时，她才发现进入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好处：补贴标准更高，享受的福利面更广。机关大院里，不光有食堂、幼儿园，还有澡堂、图书室等等。夏天时，有防暑降温的茶叶饮料发放，冬天时，如果没有分配住房，可以领到数百元的取暖费。上下班有班车接送。

　　陈爱萍记得，每月分发一次鲜鸡蛋，是办公室里最快乐的时刻，在鸡蛋还需定量供应的年代，这是一种外人享受不到的福利。

　　在工厂，名义上厂里应该管职工的住房，但能不能分上住房，要看厂领导的魄力和本事，厂里的效益以及你本人的运气。陈爱萍在厂里干了七年，住房遥遥无期，她留在厂里的同事，等到了1994年才以20多年工龄的资格，分到一套两居室——当时厂里还有2/3的人没有分到住房。而在机关，通常干到七八年，就能分到一套或是一间房。一家工厂能占有的社会资源，与一个国家机关是没法比的。

　　改革的到来： 旧有福利制度已经无法支撑

　　直到2001年前，北京一家洗衣机厂的保卫科长陈启亮一直认为自己会在厂里干到退休，领养老金。但是，他在这一年下岗了，领了2万多元的买断工龄费，从此他的养老金、医疗费等等与这个厂再没有关系。

　　这不是陈启亮一个人的遭遇。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到2004年底，国企下岗职工为153万。在许多国企已经停产破产的情况下，不光是养老金已经无法靠企业单位解决，住房、公费医疗等等原来由单位来筹资解决的问题，都难以为继。

　　实际上，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中国社会已经明显感觉到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谭深在《城市“单位保障”的形成和家庭》一文中指出：到1987年，由政府提供的保障范围达到1.37亿人。

　　“这个安全保障网一经建立，很快显露出它的弊端：经济效益与福利保障的脱钩，使得企业失去激励因素；保障范围的扩大，降低了原有保障的标准；人员的部门所有，流动板结；公费医疗造成巨额药物的浪费；工资微薄，不可能累积个人财产，造成对单位和家庭的双重依赖，等等。”谭深说。

　　这就是中国福利制度从90年代开始改革的内在原因。

　　1994年财政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暂行规定》，开始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1998年，国务院发布了23号令，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停止了中国实行了40多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变为由职工个人买房。

　　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应该以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为一个分水岭，该《决定》明确统一了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企业缴费、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等的基本指标，从此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的企业中开始正式推行。

　　医疗保险的改革，则以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为标志，开始在全国推行。这套制度简单说，也是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建立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医疗账户，个人账户解决门诊小病，统筹基金则按比例支付(住院等)大额费用。

　　1999年，国务院发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2002年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列为企业和单位必须为职工参保缴费的项目，使得以“三险一金”为内容的新的社会福利体系的推行，有了法律上的监督压力。

　　而被称做“计划经济最后一个堡垒”的福利供暖，也将走到尽头。2005年2月23日，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中国要取消福利供热制度，对低收入居民要采取补偿措施。

　　仍然千差万别的福利现状

　　在城市人口中，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的统计年报，城镇2.7331亿就业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大约为64%；加入医疗保险的，达到了一半;而加入失业保险的，只有三分之一强。

　　看今天的中国社会福利保障现状，或许还要沿习着旧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看他身处什么样的单位，干着什么工作。

　　比如，今天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基本上都尚未加入养老保险。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从企业退休的人按养老保险的标准领退休金，而从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的人仍按原来的计划经济年代的条例领退休金，结果两者间差距甚大。

　　以2005年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年鉴披露的数字，2004年从企业退休，人平均年退休金为7831元；而从事业单位退休，为14911元；机关退休者，这个数字为16532元。

　　实际上，同是从事业单位退休也差距甚大。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一位研究员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拿1800元，而从一个省级电视台退休的干部，却有四五千。

　　如果是在效益非常好的企业，福利也会非常优厚。比如，记者了解到的某大城市煤气公司的福利待遇：住房公积金，交纳到上限，即千元/月，养老保险与工资标准成正比，普通员工的工资3万～4万/年，科级干部年薪8万，处级干部年薪达15万～20万。企业以商品房价买房，再以一千多元/平米的基本价(超标部分四千多元/平米)的价格卖给职工。

　　对于没有单位的人，今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做出规定，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都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他们可以自行缴费。但是，下岗职工陈启亮给记者算了一下，大约每年要交四五千元。而他们拿到的买断工龄的钱，最多的只有十来万元，最少的不足万元。

　　而在今天，虽然一些地方有了合作医疗或是养老保险的试点，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基本在国家的福利保障体系之外。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黄艾禾）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