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2007～2009年度的会费分摊比例方案终于在争论中尘埃落定。中国在2007年至2009年的会费比额将达到2.667%，预计总额超过4000万美元，上涨幅度在各国当中位居前列，同样上涨的还有俄罗斯。美国依然是缴纳会费最多的国家，保持22%的最高分摊比例不变；而日本则由19.4%下降到16.6%。

　　单就联合国会费而言，这是一个复杂的计算方法问题。它不但要考虑到各国的支付能力，还要考虑人均GDP水平，再加上各国外交官在联合国舞台上的博弈。但在联合国平台上，的确存在着一种消费型的国际政治观。会费比例高的国家，也容易拥有在安理会和联合国不同的分委员会中的发言权。从西方中心论的角度看，消费型的国际政治观体现的是一种最基本的商业规律，有多少钱，就能拥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花多少钱，就能在联合国舞台上扮演多重要的角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联合国会费比例的增加，看上去的确是一件迟早的事情。因为随着中国GDP的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现有的会费分摊比例已经遭到一些国家的质疑，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比例就都在中国之上。而日本又在入常的过程中视中国为最大的政治障碍，既然入常屡屡受挫，那么就通过“彼增我减”的提议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但这种会费比例的提高，也不完全是个亏本的买卖。在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曾经不太重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多边作用。只不过出于国家的尊严和对国际义务的重视，中国在本身经济还处在困难之中的1971年，就主动承担了4%的会费；1974年达到历史最高点5.5%。后来考虑到发展问题，比例逐渐下降，1995年达到最低点0.72%。自此开始，会费比例逐步回升，而在联合国舞台上的积极性和重要性也在逐渐提升。

　　关键在于，中国将如何利用这种消费型国际政治规则，来为国家利益谋求一个理性和积极的最大化。中国处在联合国的权力中心，消费过程中也被赋予了相应的权力——不仅仅是否决权，还包括国家的政治地位。从联合国的架构上来看，安理会决议具有一定的强制力，而非联大决议般仅有话语权。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加之快速提升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消费型国际政治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更何况中国已经为联合国的工作交纳了许多无形的费用。

　　传统的国际法和国际道德准则中，加入了一种新的消费观。这就需要一个国家在多边主义的原则下，参与到现有国际体系的游戏规则中。会费问题更已经与目前的联合国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要想让消减霸权主义的多边体系得以良性运作，各国就需要为多边体系的繁荣埋足够的单。在这个过程中，谁能够将每一分钱的效益用到最大，谁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外交的高明之处。而继续秉承“我不交钱，我也不跟你们玩”的孤立情绪，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已经越来越艰难了。

　　既然承诺在国际舞台中更加负责任，那么就不必讳言我们国家所应得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要知道，权利和义务在任何地方都是对等的。某些时候，权利甚至要通过权力才能够体现出来。 (作者系国际问题学者)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