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更深融入世界之后，不仅需要外部世界做出调整，自身也要为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做好准备。
过去的一年注定将又一次令世界感受到中国强劲增长的冲击力。按照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估计，2006年中国GDP将突破20万亿元，同比增长10.5%。
而且，这一成绩是在抑制过快经济增速的背景下取得的，中国经济之巨大潜力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报告近日预计，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达到5.1%，其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为7%。而这张优异的“成绩单”，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庞大GDP的增长贡献。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是靠美国拉动，那么现在中国因素已经突出出来了。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世界经济不会在美国经济增长逐步减缓趋势下继续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从统计数字就能看出来，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明显。资料图片
“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说法，‘美国的消费，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投资拉动很重要，万一中国投资减缓，世界经济很可能就要出问题。”所以，陈凤英认为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首先就是发展态势的影响，“这个发展态势改变了世界的发展态势。具体表现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明显加快，其中中国因素非常明显。中国倚重世界、世界倚重中国，都在增强。”
针对国外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把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国身上，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部主任洪平凡给予了反驳：“这些提法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比如西方能源机构提出的单位GDP增长能耗消费概念就是一个不具备可比性的概念。美国的80%GDP来自服务业的附加值，而中国主要的GDP来自物质生产的附加值。如果拿一个美国律师事务所创造的一美元服务的能源消耗和中国一个铝生产企业生产一美元的铝制品消耗的能源相比是可笑的，不科学的。”>>>详细
更深地融入世界
“28年的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突破国境范围来寻求支持。”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有五大需求是中国与外部世界难以分割的重要因素。
他分析说，首先是资源需求。仅仅依靠国内资源，已不足以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其次是市场。中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出口大国，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净出口的拉动；其三是外部投资和相应的技术。2005年中国外经贸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1.5%。尽管中国需要扩大内需，长期看对外依存度也会趋低，但中国对外经贸的绝对规模还是会趋向扩大；其四是海外的投资场所；最后需要保持外部长久的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陈凤英对此表示认同，并指出正是这种需求很大程度上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活力和积极因素。
从资源、能源市场看，中国进口的增加，带动了资源价格的上涨，促动了对资源国有利的价格体系的形成，使得许多一直被发达国家在资源品上进行价格低估的资源出口国的经济明显好转，尤其是发展中的拉美国家和欠发达的撒哈拉以南国家，其经济活力开始增强。
从商品市场看，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使全球价格持续下降，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使得各国在高油价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较低的中性利率和持续消费。可以说，没有比比皆是的“Madeinchina”，就没有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欧的无通胀经济增长。在全球商品市场，世界需求离不开中国，且随着中国结束入世过渡期，世界对中国的依赖会更加明显。
从资本市场看，原来的引进国际资本，在外汇储备超万亿美元后，中国资本主动外流的趋势开始明显，比如跨国并购、国际承包等。而且这部分投资市场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融资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可能改变全球资本结构的“南南融资”。
从技术和人才互动看，虽然中国产业结构仍处在升级阶段，仍需要进口技术，但事实上，中国也在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出口技术，尤其是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国家。至于人才，外国人到中国就业，中国人也去国外工作，人才流动的国际化在中国日益成熟。
“全球化经济下，不利用世界经济，一国是很难良性运行的。”在陈凤英看来，中国的经济哪一部分都离不开世界，同时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倚重中国，“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了双向的良性互动。”
“我们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主张贸易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2006年12月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方代表团时，郑重将这句话告诉了美国总统布什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
“中国人向美国人谈自由贸易，这是意义深远的一刻”，采访中一位政府高层智囊人物告诉《瞭望》新闻周刊。5年前中国入世的时候，当美国人以全球化倡导者身份推销自由贸易的时候，他就曾预言中国政府迟早也会向美国政府提出贸易自由化，“没有想到温总理说这番话比我们的预计还要早。”>>>详细
融入也是双刃剑
不过，这种“倚重”也隐含着“双刃剑”的味道。
一方面，入世5年来，中国经济规模已经翻了一番，成为第四大经济体，并有望以8.5%的年增长率在2010年挺进世界第三；2006年预计近1.8万亿美元的贸易量和1700亿美元的顺差，使得中国稳坐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同时也刺激着西方贸易强硬派；而由此得到的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中国台湾、印尼和泰国经济的总和，以此持有的美国国库券和其他政府债券达到5270亿美元。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经济只占全球经济的5%，但单位能耗却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石油消耗超过全球平均的7%，原煤消耗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30%，钢铁消耗约占世界30%，水泥消耗约占世界的45%。结果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大约20%的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地区，70%的河流和湖泊危急。国家环保总局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2020年污染排放量将翻两番。
但如果把这些问题全部描述成“20万亿”巨大体量的“公牛”突然闯入“瓷器店”，显然不客观地忽略了全球经济在秩序和结构上原本的不平衡和不公正。比如，“人民币升值”一案就是这样一个被双重标准模糊的问题。
“当美国国会议员因贸易逆差喧嚣地指责中国汇率制度时，他们可能有意地避开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自己口袋里的美元。”一位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印出了太多的美元，亚洲3万亿，中东还有2万亿。全世界由美国财政部印出的美元钞票60%在美国之外的地方流通，50%以上的美元债券资产由外国人持有。”
按照经济学常识，货币太多将导致通货膨胀。但美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不能也不愿将美元贬值。从而构成了一个两难矛盾。“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因为自身经济结构不合理，美元不得不贬值。”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美国政府再次“祭出”了惯用的“法宝”，让外部世界承担自己的风险，像1986年逼迫日元升值那样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别人。
美国“全球洞察”经济研究所中国地区高级分析师威廉·赫斯指出，美国通胀和就业形势处于可控制的原因，很大部分在于中国廉价商品和资本的对美输入，“而中国方面，正在竭力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的盲目投资。其可以用于减少顺差的选择，比如人民币升值，只能加剧外资的进入，鼓励投资的过热。”
在威廉·赫斯看来，美中的贸易不平衡事实上是全球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内容，“当双方都明白和理解各自都有短时间难以根除的结构问题、而且认识到彼此之间有比其他经济体更为直接和紧密的相互需要时，坐下来通过相互合作找到解决办法似乎更明智。”他认为，此次布什同意保尔森与中国高层进行广泛接触的事件本身，“已经很能说明未来的方向了。”
这次美国与中国建立高规格的对话机制，并冠以“战略”二字，虽然只限定于经济领域，但微妙的变化还是颇具深意：第一，中美双方似乎都愿意对目前的“经济利益”更多着墨，而淡化以往的意识形态分歧，以求在“经济战略”对话中创造共赢；第二，双方都希望走出“施加压力——几十亿经济合约的回应——更大的摩擦和争端”的循环怪圈，通过对话建立稳定的经济框架和规则；第三，双方都希望在经济战略的发展目标上达成一定共识，特别是美国，更希望通过对话引导中国未来的战略方向。保尔森先生很明确地表示，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计划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美国。
摆脱“被动思维”，推动规则完善
2007年1月1日，走完过渡期的中国迎来了入世的第六个年头。按照梅新育的理解，这同时也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带来了三方面的新课题：中国国内产业如何应对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更加激烈、更加国际化的竞争格局？中国企业、中国商品和服务在海外市场如何更好地维护自己获得的更好的待遇？中国在世贸组织如何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世贸组织、世贸组织规则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以上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遗憾的是，“可能受潜意识中太多的‘西方施压——中国回应’这一被动思维影响，国人总是先入为主地把中国当作一个被动的弱者，而不是一个力量正在上升、可以采取更多主动行动的大国，由此引发的国内的讨论和认知，也过多地集中在第一个方面，而对第二、第三个方面很少涉及。”
在他看来，中国入世绝不意味着单方面地扩大国内市场准入，同时也意味着贸易伙伴对我国承担了更多、更深入的市场准入义务，“这是我国在入世过程中付出代价换取的权益，无论是我国政府，还是我国企业、公民，都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权益，理直气壮地要求贸易伙伴兑现其对中国的市场准入义务，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承担起为本国企业创造更好环境的义务，也希望我国企业在海外遭受不公正待遇时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以便政府有关部门交涉，为我国贸易谈判部门提供信息。”当然，梅新育也指出，“在利用这些权益的时候，不少中国企业需要改善以往过度依赖价格竞争的策略，一方面提高收益率，另一方面也避免过度激化与东道国同行的竞争关系，以至于恶化自己在海外的经营环境。”
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必须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一个大国有权利也有义务坦诚地提出自己的正当权益和要求，让外界知道这种要求的合理和正当，化解笼罩在自己发展方向上的不确定性和猜忌者的各种疑忌。”
“中国利用了现有的经济秩序，是现有国际贸易体制的受益者。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是这个体系的积极的建设者，需要向世界展现作为一个享受全部权力的成员为推动世贸组织规则完善所做的贡献”，宋泓指出，“中国财经外交的主题，应该逐渐向‘推动规则演化’转变，摆脱被动回应的思维，更多地把视野投向整个世界的未来。”(王健君袁元李洁)
担心过热经济是否会失控? 从数字看中国影响力
世界如今已习惯了中国的令人眩晕的增长数字。因而，中国经济稍一减速，经济学家就报以些许宽慰。事实上，有关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眼下观察家们最担心的莫过于其过热的经济是否会失控。
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5年非同寻常的投资繁荣，其经济规模大体增大了一倍，达到了2005年底的2.2万亿美元。中国去年超过英国跃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
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金融浪潮早已越过了纽约、华盛顿和洛杉矶等传统国际都市，开始重塑美国中部人民的生活。芝加哥公立学校的孩子们开始学习普通话；俄亥俄州一个地区性银行也正在努力跟上商业客户进军中国市场的步伐；明尼苏达州北部处于困境之中的铁矿也依靠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而迎来了转机。
美国人对于中国所有事情的兴趣都开始上升，加利福尼亚州圣伯那地诺市和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贸易代表团纷纷拥向北京，你也可以看到《中国震撼世界》、《中国经验与中国》等一系列畅销书摆上货架。
拿破仑曾说过,中国像一头沉睡的雄狮,它一旦醒来,整个世界都将为之震颤。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但中国以什么方式发展,将在世界上树立什么样的形象,这既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经济形势而言，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显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即一个经济大国在敦促另一个经济大国采纳日后被视为错误的不合时宜的政策，这令人不安。
这个问题与美国的竞争力关系甚小，与人民币汇率的联系更是微乎其微。重估人民币对问题帮助不大。当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大幅升值日元时，其对美国国际收支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可忽略不计。但这项政策对日本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巨大的，导致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步入衰退。
(责任编辑：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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