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保护民族工业不要进入误区

　　如果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从事不正当竞争、垄断经营，或者损害消费者权益，那么，执法机关完全可以依法办事，必要的时候吊销其营业执照，而不必急于限制外国资本进入

　　我对浙江企业家总是心存敬意。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浙江温州一位朋友在销售低压电器过程中出现法律纠纷，曾请我到甘肃代理诉讼，在那段舟车劳顿的日子里，朋友告诉我许多关于创业的故事。

他们家乡许多年轻人10多岁出来闯天下，怀揣合同和印章，到处散发销售科长的名片，不远千里开拓市场。如今听说浙江的低压电器企业被全球电气巨头施耐德合并，不由长叹一声，浙江低压电器企业走到了隧道的尽头。

　　以宽阔胸怀开放大门

　　遥想当年的家族手工作坊，重新审视德力西集团企业重组开出的条件，确实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与外国企业重组，不仅摆脱了中国传统家族经营的羁绊，而且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跨国公司的市场网络，这样的重组计划不是中国企业梦寐以求的么？

　　然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参与并购民营企业，人们的心态悄悄发生了变化。有人忧心忡忡，以为这样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有人痛心疾首，认为这样会失掉中国市场；有人冷言冷语，认为这样是对中国员工不负责任；还有人冷嘲热讽，认为这是不自量力。其实，市场上存在着经典的“马太效应”：凡是有的都加给他；凡是没有的都搜刮干净。跨国公司之所以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愿意与中国企业携手并进，获取更多的利润。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真诚的合作，也有虚伪的算计；有诚实信用，也有尔虞我诈。如果从企业重组的结果来推断重组的原因，或者从现象来推测动机，不免有些小家子气。既然开放大门寻求合作，当然应该有宽阔的胸怀。

　　随着外国企业不断收购中国重量级企业，有关保护民族工业的舆论甚嚣尘上。在笔者看来，民族工业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虚幻概念。在资本跨国流动的今天，许多披着民族工业外衣的企业，早已被外国资本所控制。保护民族工业需要新观念。

　　民族工业在于对国计民生的重要度

　　首先，民族工业不是看资本的来源，而是看企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如果跨国资本为我所用，成为国民经济的生力军，那么，这些企业就是民族工业。问题在于，一旦这些企业进入中国境内，那么，就必须为我国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服务。这些企业要想撤走资本，必须掂量一下，中国的法律是否同意。如果违反中国法律，未经许可撤走资本，中国当然不会答应。

　　在鼓励资本跨国流动的今天，各国之间都签署了保护本国资本的双边或者多边协议，所以，如果严格依照协议和国内的法律办事，那么，外国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并不是坏事。除非国内资本需求饱和，外国资本的进入会导致国内企业恶性竞争，否则不应禁止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

　　通俗地说，在规则明确的前提下，无论是中国资本还是外国资本，都可以在中国寻找到商业机会。问题在于，如果企业家不善于进行对等谈判，从而造成经济损失，那么，应该责怪的是企业家而不是政治家，不能敦促政府制定有关限制外国资本进入的法律规定，因为这样做既违背了中国加入WTO 的承诺，同时也是一种故步自封的表现。

　　现在一些人呼吁中国政府制定限制外国资本的规则，无非是想阻止外国资本在中国兴风作浪。实际上，对国有企业，中央政府完全可以采取审批手段，有条件地选择外国资本；但是对民营企业大可不必操之过急。道理很简单，如果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从事不正当竞争、垄断经营，或者损害消费者权益，那么，执法机关完全可以依法办事，必要的时候吊销其营业执照，而不必急于限制外国资本进入。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开放国家，美国企业在寻求外来资本的时候，一般不会受到政府的干预，但如果外来资本影响到某些行业的发展，那么，美国的国会就会通过政治手段加以干预。这种充分利用意识形态多元化、多方位保护本国企业和行业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在竞争十分充分的行业，外国资本的进入可能会加剧竞争，甚至可能会产生垄断。但只要完善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 法，那么，就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有效地控制外国资本的恣意横行。

　　保护民族工业不要进入误区

　　其次，民族工业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不是静态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民族工业的含义是不同的。在早期工业化 时代，基本建筑材料行业属于典型的民族工业，但是在电子化时代，软件开发、芯片制造工业则属于民族工业。保护民族工业不是排斥外来资本，而是敞开大门。如果外国投资者试图通过制造亏损的方式，规避国家的税收制度，或者通过亏损的方式，控制合资企业，那么，立法机关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法律规则，确保企业投资者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不受损害。

　　坦率地说，在保护民族工业的问题上，一些中国人的思路进入了误区。对于企业家来说，应当争取最为有利的谈判条件；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来说，应当针对外国资本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完善法律规则。企业家面对越来越多的跨国资本，应当沉着应战。在必要的时候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寻求解决之道。但如果诉诸以道德情感，打着保护民族工业的旗帜，希望以此来争取经济上的主动，未免太低估了国人的智商。

　　现代竞争早已从价格、质量竞争变成技术、专利竞争；西方国家早已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制度和标准优势。所以，中国的企业不能抱残守缺，而应当从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竞争策略。如果仍然停留在价格和质量竞争阶段，那么面对层出不穷的标准和制度，将会逐渐失去市场占有份额。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一定要学会将自己的经济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通过制定更加合理的竞争规则，从而在无形之中抢占商机。

　　近来听说浙江的企业家朋友开始参与起草浙江的地方性法规，将保护浙江民营企业的政策变成稳定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在任何时候，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那么，保护的规则越严密，市场占有的份额就越小。这种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辩证法，值得企业家朋友认真思考。（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