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留下的遗产

　　弗里德曼也曾说：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没有几个国家比中国面临更大的经济上的挑战,每一个怀有善意的观察者必定会祝愿中国能够很好地迎接挑战并发挥其潜力

　　米尔顿·弗里德曼走了，同时也把一份遗产留给了这个世界。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能与之相媲美的也只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了。而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与凯恩斯主义的尖锐对立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随着上个世纪末西方各国政府纷纷放松管制，并借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迎来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几乎取得了完胜。

　　进入21世纪，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飞机撞碎了这个世界的短暂宁静，“反恐”成了西方国家政府干涉民众政治自由甚至经济自由的绝佳理由。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为了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崛起，令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逐渐抬头。“自由”这个崇高的词汇又遇到了新的挑战。弗里德曼曾以他的睿智和雄辩，揭露了西方国家政府以“经济增长”、“充分就业 ”为借口的干预经济行为，批驳了私有经济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根源的论调。那么，面对恐怖主义威胁、宗教文化的差异甚至冲突所带来的人类社会问题，弗里德曼还能抵挡得住政府日益膨胀的欲望吗？

　　自然生命规律终结了，弗里德曼留下的那些“精神遗产”——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货币主义理论仍将继续影响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并时刻提醒着人们警惕政府行为的扩张。可以说，弗里德曼遗产中很大的一份是留给了中国，因为处于社会经济结构巨变期的中国最需要厘清政府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弗里德曼也曾说：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没有几个国家比中国面临更大的经济上的挑战,每一个怀有善意的观察者必定会祝愿中国能够很好地迎接挑战并发挥其潜力。

　　弗里德曼给中国留下了哪些遗产，这些遗产又是一笔怎样的财富呢？

　　两个精巧的制度设计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如果仅把经济学看成是一堆枯燥的数字和怪异的曲线，那未免太无趣了。还好，一代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不是个无趣的人。出生在犹太移民家庭中的弗里德曼从小表现出的商业天赋不比学术方面差，这或许是他对自由市场始终保持敏锐感觉的原因。而他的两个精巧的制度设计——学票制和负所得税，绝对不是封闭于象牙塔内、埋头于书堆里的人所能设想出来的。我们在翻阅弗里德曼的遗产时，不妨先从这里开始吧。

　　“学票制” 是弗里德曼针对当时美国公立学校的弊端提出的。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政府对每一个适龄的中小学学童，发一张可抵某一票面金额学费的记名学票，不可转让。在学票制下，各个学校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可以自由制定学费与教学质量，政府停止补贴亏损的公立学校。学生用学票抵缴学费，根据其票面金额与其选择的学校的学费的差额以现金多退少补；学校持收到的学票到辖区政府领取现金；政府用停止补贴公校“亏损”所省下的钱来向学校赎回学票。

　　这样，学生可以如一般消费者一样，根据适合他的地点、教学方法、硬件质量、学费水平来自由选择学校，性价比成为衡量标准。学校为了争取学生，自会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以求利润最大。

　　我们知道，教育产业不能像大多数的产业，政府不去管而完全交给市场。因为教育生产的东西———人力资本，其产权有瑕疵，所以在资本市场上不容易得到融资，于是各国政府都对教育进行大量补贴。通常的做法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足够的产品和服务，亏损部分以财政补贴。多数的国家或地方政府正是采用这种方式建立起庞大的公立学校体系。

　　公立学校最大的问题是它往往会在主办政府的辖区内成为垄断者。我们在国内一些地方重点中小学看到的豪华教学楼、高昂的学杂费和一些说不出来由的费用就是这种补贴的后果。有没有办法让学生有选择以至学校间有竞争，靠竞争压低广义学费、提高质量、增加教学创新呢？实行学票制，用现金补贴买主(学生)，一定程度上可以低成本地将补贴教育和公立学校切开，使社会可经由有选择地补贴而优化教育投入，部分解决产权瑕疵造成的市场无效率，又可使教育产业与一般产业一样享受竞争与消费者选择带来的巨大好处。

　　浙江省长兴县从2001年就开始了类似的教育券改革，其效果为教育部和学界高度关注，这或许可以成为国内教育改革的一种借鉴。

　　我们再看一个更有趣的“负所得税”，这种方法是通过补贴穷人的收入来扩展所得税，补贴的数额就是穷人未曾使用的所得税减免份额。比如一个四口之家有资格享受不低于 3200元的个人所得税收减免。那么家庭总收入超过3200元的，有正的应纳税收入，需交税。如果低于3200元，比如2200元，那么有1000元的负的应纳税收入，在负所得税制下可得到补偿，按10%的税率算补偿100元，税后收入变成了2300元。显然，负所得税更利于将公共基金集中用于补充穷人的收入，也有助于消除累赘的、代价高昂的福利官僚机构。

　　“学票制”和“负所得税”是弗里德曼留给美国乃至世界的遗产，但对于中国来说显得更有分量。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扩大，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最低生活保障这些方面，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在社会上有“建立最低工资制”、“政府包办教育医疗”、“让居者有其屋”这样的呼声与政策诉求时，是不是应该冷静的思考一下，简单而情绪化的努力有助于达到想要的效果吗？早就有研究表明，“最低工资”不会提高穷人任何福利，客观上却抬高全社会的通货膨胀。

　　当然，弗里得曼这些天才的制度设计未必符合中国国情，不过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社会现实理性客观的分析，确是我们这个部分人逐渐变得浮躁和偏激的社会所需要的。这或许是弗里德曼留给我们的更大一笔遗产。

　　

　　　学术思想

　　“学票制”和“负所得税”是弗里德曼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进行的精巧制度设计，而其设计思想源泉可以归结为：对政府机构职能日益膨胀、及其干预经济自由的深深戒备。

　　弗里德曼捍卫经济自由主义是从反凯恩斯主义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深深恐惧，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几乎让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成为“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当时认为，出现大萧条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的私有化性质，并由此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

　　弗里德曼则认为造成当时经济大萧条的原因，并非是美国私有化经济所造成的，而是美国政府过分干预经济运行的过错。但弗里德曼并不主张无政府主义，他所提倡的是从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道路上转变方向，政府只应扮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应在反对技术垄断和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等方面发挥作用。

　　凯恩斯的理论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时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而美联储通过采纳弗里德曼的建议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弗里德曼接着又成为里根政府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推动下，西方世界在上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一股浩大的“放松管制”运动。这场运动结合信息技术革命使西方国家获得了持续繁荣，弗里德曼的声望也因此达到了顶峰。

　　经济运行像一个钟摆，在上个世纪初偏向了政府管制，而到了世纪末又偏向自由放任。弗里德曼笑到了最后，但他的战斗远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弗里德曼那本自由主义宣言式的经典小册子——《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他说：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看作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方法，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和平等看作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以福利和平等的名义，国家干涉和家长主义政策再度出现。历史往往是在反复，弗里德曼的这番盛世警言更令我们的改革者深思。

　　

　　货币，还是货币

　　在弗里德曼的遗产中，有一份很特殊。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局势都曾因它而变；它又是如此富有争议，至今人们对它的力量还难以捉摸。弗里德曼最后也没有安排好它，而如今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突显。它就是货币主义。

　　上个世纪货币中性论曾经大行其道，而弗里德曼一直认为货币不是中性的，会实实在在地影响真实经济。

　　1963年，弗里德曼与施瓦茨两人合作发表《美国货币史》，对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原因进行反思，指出没能有效解决货币供应问题是其中之一。从1929年到1933年的4年多大萧条时期，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破产倒闭，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三分之一。而1913年成立的联邦储备局如果能在这次大萧条中发挥作用，创造出更多的现金，那么大萧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

　　弗里德曼还认为，“通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如果不控制好货币供应，想要长期同时维持低失业率 和低通胀是不可能的。他还对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在控制通胀方面的失败多次提出批评，果然美国出现了弗里德曼所预言的失业率和通胀率双高的“滞胀”局面。1979年，格林斯潘的前任沃克通过制定货币供应目标和加息等一系列手段有效控制了美国的通胀。

　　就这样，弗里德曼几乎是个人赤手空拳地让这个世界承认了“货币数量化理论”，即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一旦政府接受了这一理论，就可以通过放慢货币增长率来达到控制通胀的目的。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成为今天各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基础，以至他成了“货币主义”的代名词。

　　有趣的是，货币供应量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弗里德曼的 “货币主义遗产”之一，反倒在中国继承得最好。随着上个世纪末各主要西方国家纷纷解除资本流动管制、全球金融市场快速发展以及各种支付工具出现，货币供应量这个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可测性以及和最终目标的相关性也随之弱化，并纷纷退出各国中央银行的舞台。而中国在国际收支 顺差居高不下、汇率难以大幅浮动的情况下，短期内还难以改变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除此之外，“货币主义”遗产中关于中央银行地位的思想阐述可能对中国更有价值。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罗斯巴德说：货币太重要了，所以必须交给市场。弗里德曼则说：货币太重要了，所以必须交给央行。可见弗里德曼对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保持“独立性”的重视。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享受相对的独立性，但还不足以承担稳定币值，进行金融调控的重大责任。在外汇占款增多、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强调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变得尤为重要。

　　弗里德曼这位大师怎么放心把这么“重要的货币”交给央行呢？我们需要理解他眼中“独立性”的真正含义。弗里德曼认为货币管理权力过于集中会造成灾难，也不能让政府大力干预。而当货币制度“自由”主体地位得以确立成功，中央银行只是一个执行机构，那么，它的“独立性”只是这种制度的一种实现方式而已，这才是真正的“独立性”。制度与制度物应当成为社会的“主宰”便是自由的最高境界，在这里，弗里德曼把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结合在一起了。这种思路对于中国建立“独立”的货币政策执行机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弗里德曼始终对中国经济发展给予极大关注，曾三次造访中国。曾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了几点意见，包括：结束外汇管制，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结束通货膨胀；尽可能快地放开对个别价格和工资的控制；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来取代政府对经济和国营企业的集中控制。上个世纪末，中国经济成功的实现了“软着陆”、国企改革步伐加快、商品价格与工资逐步市场化。如今，汇率改革也在积极推进。

　　弗里德曼有一句关于中国的名言广为流传——“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不必过于看重诺贝尔经济奖，但为了让改革少走弯路，我们研究和借鉴弗里德曼的思想很有必要。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