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竞争的大棋局中定位上交所

　　——本报独家专访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朱从玖

　　现在说到交易所，国内很多人关注的是谁要搞创业板了，谁要搞三板 了，谁要上市了等，对这些问题的议论都没有触及到交易所使命的实质

　　交易所的本质属性是要发展资本市场。

能不能以合理的成本促进资本的高效流动，如何与经济的改革发展相适应，扩大和深化资本市场，这些才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

　　“金融市场中军帐”之一

　　编者按

　　从本报创刊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梦想——帮助中国资本市场成长为世界级的先进市场，并伴随这个过程成长为国际主流财经媒体。

　　因此，在2004年11月22日——本报创刊第7天，尽管当时A股市场矛盾正越积越深，指数每况愈下，但我们仍然对未来充满信心——“只要（中国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股市令中外公众信赖，未来10年中国股市规模增大5~10倍，指数提高3~5倍，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之一，股指成长最快，发展速度最快的股市绝不是天方夜谭。”这个当时看来非常天方夜谭的期盼，在今天看来，已不再是笑谈。如今，股权分置改革已基本成功解决，仅仅两年，中国A股的总市值已是当日的2.33倍，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已经分别上涨93.88%、57.30%。

　　值此可喜可贺之际，我们却难以沉醉于昨日之硕果中，希望能够和中国金融市场的战略家们一道，冷静地剖析中国各金融市场的现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竞争中定位自己，理性审视与先进市场间的差距和不足，并以此为契机，借成功股改之势，全面夯实中国成就国际一流金融市场的体制地基，围绕“公正”的核心价值观完善我们的制度建设，从而令金融市场更具凝聚各方参与者的公信力，并最终迎来中国金融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黄金十年”。

　　我们的思路恰恰与中国主要的金融交易所的主帅们不谋而合，并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支持，从而使得我们能够代表市场投资者掀开中国“金融市场中军帐”的神秘面纱，能够和中军帐中的各路领军人物畅谈，开启一段智慧之旅，理性之旅，建设之旅。

　　从今日起，本报将陆续刊发对中国主要交易所负责人的独家专访，敬请读者关注，并在此向支持我们工作的交易所老总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昨日，上海股市成交量达863亿元，超越去年12月6日的640亿元，成为新的历史纪录。

　　就是于12月6日下午，浦东，在上海证券大厦一个极为安静的小会议室里，朱从玖总经理坐在我们的对面，神态平静，目光睿智而清澈，他说：“你们的专访策划让我感兴趣的是，你们看到了交易所在现代金融市场中的作用。” 采访结束之际，最后给他拍工作照的时候，他看了看电脑，淡淡地说，“今天的成交量超过640亿元。”这是一个历史新高。如今，新高之上再见新高。

　　交易所的取向是在一线积极地把市场往前推，无论是产品、技术，还是其他一些参与者在推进的过程中，总会碰到一些瓶颈。对这些瓶颈的突破，交易所可以起到很积极的作用

　　交易所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着枢纽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人觉得证券交易所很神秘，不知道交易所到底是做什么的？交易所的工作人员整天忙什么？不少人认为它跟证监会是一回事，或者是证监会的分支机构，你会怎么回答这些疑问？

　　朱从玖：确实市场上多数人不知道交易所在干什么，甚至是行业中与金融关系很大的一些人，有人认为交易所与证监会是一回事。说交易所很忙，有人觉得奇怪。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交易所的作用，因而存在不少误解。事实上，交易所职能比较特殊，有很多独特的业务和工作不为外人所知。

　　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各个环节的努力，包括监管部门、交易所、中介机构、媒体等各方面。各参与者各司其职，每个参与者的作用是他人无法替代的。例如，证券公司的重要职能之一是要发展自己的客户，这一职能是其他任何机构所不能替代的。

　　交易所也是如此，并不是说只要政府提供了政策，市场发展自然就好起来了，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否则就不能解释前几年证券市场出现持续低迷的现象。市场发展本身需要很多因素，政策很重要，但它只是其中之一。

　　在目前我国这种管制程度还比较高的环境下，交易所处在政府和市场的中间。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所的位置就尤为特殊和重要。一方面要坚决地贯彻政策，以维持政策的效率和市场的公平；另一方面要有效地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把市场做大做强的同时，对政策的更加有效的变革产生积极的影响。交易所的取向是在一线积极地把市场往前推，无论是产品、技术，还是其他一些参与者。我们希望形成良性的资本市场发展循环。然而，在推进的过程中，总会碰到一些瓶颈。对这些瓶颈的突破，交易所可以起到很积极的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知道交易所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资本市场的枢纽，是政府、投资者、上市公司等参与者的共同平台。你对此有何看法？

　　朱从玖：交易所既可以从其自身的纵向发展脉络来观察，也可以放到横向比较中去看。现在很多境外的交易所都到内地来了。随着资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全球市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很容易把彼此进行相互比较。纽约、伦敦、日本交易所是怎么样的？香港交易所是怎么样的？上交所是怎么样的？那么，为什么别人是那样的，我们是这样的？

　　现在说到交易所，国内很多人关注的是谁要搞创业板了，谁要搞三板了，谁要上市了，金融期货交易所花落谁家，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议论都停留在表面的现象上，没有触及到交易所的使命的实质。

　　交易所的本质属性是要发展资本市场。怎样发展对经济、社会是有好处的，能不能把市场发展起来，能不能以合理的成本促进资本的高效流动，如何与经济的改革发展相适应，扩大和深化资本市场，这些才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因此，媒体要善于引导大家关注问题的实质。

　　现在已经实现了地球村，任何一个国家的交易都可以做。所以说交易所最后竞争的理想状态是7天、24小时的交易。它改变了整个市场的组织

　　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强势整合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才提到，可以从全球金融市场的横向比较中，来分析交易所的特征，那么，全球各国的交易所正在发生哪些重大的变迁，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这个大格局中如何定位？

　　朱从玖：近几年全球交易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应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我认为有以下五个变化趋势。

　　第一是交易所上市。第一家上市的交易所是澳大利亚交易所，而第一家改制为公司制的交易所是北欧的斯德哥尔摩交易所。目前，国际上主要的交易所都已经上市，纽约、伦敦、法国、德国，还有亚洲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东京证券交易所如果不是因为上次的技术事故，可能现在也已经上市了。

　　第二是交易所整合。近期媒体关于纽约交易所和泛欧交易所合并的消息比较集中。对此，美国监管机构已经批准了，近日报道说欧盟监管机构也表态会支持两者合并。以前欧盟曾有不少人反对这一合并，他们当时支持与德国合作，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都有过类似表示。但是最近德国放弃了。如果合并成功，这将是迄今我们看到的最大一桩交易所并购案例。由于纽交所本身规模已远超其他交易所，泛欧交易所规模也很大，两者合并之后就更大了。在此之前，已发生过很多的交易所并购案件。前期纳斯达克交易所发出要约，要以50多亿美元价格收购伦敦交易所，因伦交所认为出价太低没有成功，此事还在过程当中。

　　再看中国香港，现在的香港联交所也是一个合并之后的交易所。之前，香港有期货交易所，还有结算公司，后来把几家合并起来成立了香港联交所集团。新加坡也是一样，原先是股票交易所，后来合并了期货交易所（名为SIMEX，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成立现在的新加坡交易所。而纽交所在并购泛欧交易所之前，已花费90多亿美元的代价收购了群岛交易所，实际上后者主要是个电子交易系统。

　　《第一财经日报》：以前上交所人士曾经对大量中国公司境外上市表示过忧虑，对于上市资源的竞争是否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趋势呢？

　　朱从玖：是的。第三个重要趋势就是几乎主要的交易所都在跨国（境）吸引上市公司。香港较早就开始做了，在其回归之前已在做，H股1993年就已有。除香港之外，伦敦证券交易所在内地也十分活跃。伦交所有个AIM板块，在其上市的公司不少。东京、韩国交易所在中国也很活跃。纽交所虽然距离很远，但像无锡尚德的上市，他们也主动上门去争取。最近纽交所CEO塞恩来访，还在上海和北京分别举办了活动与一些企业家见面。塞恩强调企业应先在本土上市，然后再到纽交所上市，他比较推崇这种模式，认为这样对监管和向投资者推广都有好处。

　　交易所之间必然存在争夺上市资源的情况。由于成熟发达国家本土的新增上市资源已不多，必然会到发展中市场来开拓。

　　第四是各国交易所几乎都在改进技术系统。伦交所建设新交易系统实际和上交所建设新一代交易系统差不多。伦交所已在宣传其新交易系统，约在2007年上线。纽交所收购了群岛交易所，实际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加先进的电子交易系统。泛欧交易所的技术实力很强，有专门的技术公司。德交所也是这样。各大交易所纷纷把大量的人员、金钱投入到技术系统改进之中。

　　最后一个特征就是交易所纷纷朝跨市场、跨产品的方向发展，形成一个多产品的交易所，不再局限于单纯只交易股票的现货市场。泛欧交易所收购LIFFE（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就是为了衍生品交易，希望能通过LIFFE整合整个衍生品交易。此外，它还收购了欧洲债券交易所MTS。美国现在有两种情况，就是期货交易所去设立一个股票交易所，股票交易所去合办或者设立一个期货交易所。美国正在这方面取得新的突破。香港也是一样，香港交易所表示要推人民币期货，这相当于从股权领域向货币、利率和汇率产品领域拓展。此外，他们还在研究商品期货，已组织成立了专门的小组来研究推动，目的就是要丰富自己的产品线。

　　《第一财经日报》：这些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朱从玖：首先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交易所的能力越来越强，成本更低。现在已经实现了地球村，任何一个国家的交易都可以做。所以说交易所最后竞争的理想状态是7天、24小时的交易。技术的发展使交易所有能力向其他的领域渗透，除了能够处理现货，还能处理衍生品、债券交易，只要客户有这方面的需求。技术发展是个巨大的推动力，它改变了整个市场的组织。

　　其次是经济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带来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从欧美来看，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十分发达，即便是我国逐步在开放金融市场，资本的跨境流动也已十分活跃。大家熟知的H股、ADR、QFII、QDII，都是资本跨境流动的例子。这种情况要求交易所能够服务于这种资本的全球化。

　　第三，客户需求是很现实的动力。试想一下，如果客户在一个交易所就跟在超级市场一样，进去之后什么想买的产品都可买到，该多方便，而且一定会更经济。所以交易所要综合化经营，向其他领域渗透。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人都认为交易所是不缺钱的，如果说从会员制改成公司制进而实现上市的话，最大目的是融资，那么融资的目的是不是由于竞争对手的压力所致？

　　朱从玖：理论上哪家交易所都是缺钱的，因为交易所规模和业务总要越做越大。对于上交所现有的规模，现有的产品，840多家上市公司，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可能暂时还不缺钱。但是要做更多的事肯定就会缺钱，比如，要建造更先进的交易系统，还有很多辅助系统来支持交易、提供更宽范围的服务等。再有，如果要参与跨国竞争，按照国际薪酬标准来招募国际化人才，那也会大大增加人力方面的开支。

　　未来交易所的竞争会更趋激烈。交易所公司化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竞争。公司化以后，以利润为导向，又会进一步加剧竞争。交易所都需要资金去发展技术系统。纽交所收购群岛交易所已花费90多亿美元，并购泛欧交易所又需要130多亿美元，这对交易所来讲不是小数。此外，它还需要钱去雇用更优秀的人员。

　　在当今日益开放的环境下，跨国金融机构和服务都要进来，所有的金融业务如果自己不做，就有别人来取代

　　中国金融市场需要加快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在新技术的推动下，交易所的跨国界、跨产品、跨市场的全面竞争已经展开。这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背景下，你怎么看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们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面临什么挑战？机会在哪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优势如何转化为我们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朱从玖：对于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定位，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不是专家。我还是谈谈金融市场与整体经济发展的关系。

　　首先，经济的改革发展一定离不开金融的发展，二者关系十分密切。我国经济一直是渐进开放的，迄今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无论是短期融资还是长期资本，主要还是依赖于国内提供。然而，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开放步伐越来越快，开放领域越来越宽，我国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步伐也越来越快。换句话说，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未来越来越有可能会由别人来提供。外资银行不是已可开展人民币业务了吗？这样不就是替代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一部分服务了吗？

　　其次，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相对来说，金融的改革相对晚一些。包括银行和资本市场，其特征就是很多金融服务国内无法提供。例如，一些很有价值的项目需要资本时，国内机构或市场却不能提供，而国内又有大量居民储蓄存在银行。其实这样的资本需求十分正常，国内机构不能提供，国外机构就进来了，像新浪、尚德、百度等，类似这样的项目，外国一些资本就十分愿意投资。

　　我国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很不协调，现有融资渠道主要还是依赖银行贷款。但仅靠银行放贷，总有一天是走不动的。因此，资本市场要发挥更大作用，要把更多的居民储蓄吸收到投资领域来。

　　此外，我国资本市场体系结构尚不合理，层次不足。目前，国内的情况是只有那些规模较大的、发展成型的企业才可发行上市。然而，很多新经济企业不满足发行上市所需的规模和条件。这一问题反映出的实际是市场层次不够，需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需要资本市场有更大发展。市场需要有不同层次来支持不同阶段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在主板上市的通常是认知度较高、流动性较好、风险程度较低的企业，而在其他板如创业板，则是针对认知度较低、风险程度较高的企业，它的推出可实现资本市场对创新经济的支持，对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支持。

　　《第一财经日报》：正如你所说，国外金融市场和机构都已经上门服务了，挑战已经越来越紧迫了。

　　朱从玖：我们一向都有紧迫感。前些年国内许多大型企业纷纷赴境外上市，我们一直就很关注，一直在努力推动大型优质公司在境内上市，上交所在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实际上，整个金融行业和市场都应有强烈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越来越现实，越来越逼近。在当今日益开放的环境下，跨国金融机构和服务都要进来，所有的金融业务如果自己不做，就有别人来取代。社会各界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几大商业银行的改制上市看，政府花了很大的代价和精力，去积极解决处理一揽子问题。

　　如果国资在市场中动不起来，没有动机去并购重组，进行竞争性活动，市场可能就失去活力和效率了，这是我们对市场的一个担心

　　国资经营效率对内地股市影响大

　　《第一财经日报》：你较早就曾提过国资管理引入机构投资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朱从玖：国资对我国资本市场特别重要。我国市场国资比较庞大，国资控股的上市公司占主导。对市场来说，这些公司都是同一个主体。主体单一会带来一系列挑战。首先是竞争不够。公司的主管领导都是一个，它们之间怎么竞争？肯定很难形成足够的竞争。

　　其次是定价失真。假定两家同类的企业，本应是竞争性很强的，如果一家公司的股价低估了，另外一家可能就要去并购。但现在的问题是，你、我都隶属于同一主管，若上级主管不表态，并购就不可能发生。这就造成市场定价可能不真实，定价效率出问题，那么机构投资公司股票的积极性就不高。如果国资在市场中动不起来，没有动机去并购重组，进行竞争性活动，市场可能就失去活力和效率了，这是我们对市场的一个担心。

　　因此，我们提出国资应引入机构投资者的理念。按照机构投资者的理念来管理国资公司，也可以委托机构投资者来管理，这样机构投资者会把资本配置到更加合理的地方去，最终给国家的收益可能更多，国资管理部门也可以真正实现职能的转变。当然，还可以探索其他新的方式。

　　《第一财经日报》：新加坡淡马锡的模式对于我们有多少借鉴意义？

　　朱从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我国国资如此庞大，需要设立多少个淡马锡啊？新加坡只有一个淡马锡，搞得很不错，但如果新加坡有100个淡马锡，那情况会怎样？而且，淡马锡的构造还很复杂，要选个董事都不容易。因此，建议国家尽量把关键的行业控制住，例如石油、电力、电信等经济命脉行业，可以把它搞成淡马锡。但是对于大部分行业或企业，可以把这些股份打包，分门别类，除部分划拨社保基金 以外，委托专业机构经营管理。关键要对受托的管理者进行严格的考核，收益不好就可换掉。如果这样做，国资这样一个庞大实体就可慢慢通过一个有效的途径既实现增值，又分散风险，这对我们国家是好事情，对国资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都是好事情。

　　锻造上交所可持续竞争力须多“锤”齐下

　　《在全球竞争的大棋局中定位上交所》下篇

　　新一代交易系统支持多交易所、多市场、多时段、多币种、多订单类型、多交易机制，为上海证券市场未来5到10年的业务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跻身国际主流证券市场行列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新系统为国际主流市场奠定技术基础

　　《第一财经日报》：围绕上交所的核心竞争力，刚才你说到新一代交易系统，交易系统对交易所来说是核心资产，那么现在新的交易系统在国际上大概是什么水准？

　　朱从玖：交易系统是交易所提供市场服务最重要的载体，也是交易所参与竞争的武器。它不是简单的一般性工具，如果组织得好，这个武器可以把很多生意拉过来。因此，全球很多交易所都在发展技术系统。事实证明，谁的技术系统发展得好，谁就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生意和业务，就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的参与者。

　　然而，判断一个系统的好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标准很难衡量。全球的市场有很多类型的系统，这些系统各具特点，很难简单说孰优孰劣。关键看这个系统能否更好地提供产品，能否满足投资者对每种产品的需求，能否经受得住市场竞争的考验。

　　《第一财经日报》：这个新交易系统有怎样的新特点？

　　朱从玖：我们现在做的新一代交易系统基础结构十分优秀。它以德国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核心版本作为基础，在上面做了非常大的改进，否则没法适应中国市场的需要。从设计的功能看，这个新系统比老系统有了质的飞跃，它的上线将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为迎接金融市场全球化挑战打下了基础。

　　首先，新一代交易系统强大业务功能的逐步释放，将为我国证券市场未来5到10年的业务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经过国际上成熟证券市场检验的素材。通过配合新一代交易系统上线的技术改造，整个证券行业也将出现一轮明显的技术进步热潮。

　　其次，新一代交易系统上线，将会实质性地提高上交所的核心竞争力，在业务创新和内部业务流程上更具灵活性和高效率，在技术体系上更加集约化、整体化、模块化，上海证券市场的规模扩张也有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我们于2001年启动新一代交易系统的研究、设计工作，从2004年11月正式开始进入开发实施阶段，计划于2007年上半年正式上线。新一代交易系统的主要特点，可以用“新、多、高”三个字来概括。

　　所谓“新”，就是在系统中引入了崭新的、符合国际证券市场发展潮流的创新机制。首先是市场组织机制。我们针对信息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传统的席位所负载的财产属性、业务管理属性和技术属性进行了分解，引入了PBU（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的概念，使之成为账户指定、权限控制、风险管理和席位收费的载体，更好地支持了会员向集中交易方向发展。其次是交易接入机制。我们采用了兼容国际FIX标准的国家标准STEP作为交易接入的新标准，为未来业务的灵活拓展和国际化证券交易业务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所谓“多”，就是在系统中支持了大量中国证券市场目前并不存在、但是作为国际主流证券市场应当具备的新的交易品种、交易机制、交易模式等。新一代交易系统支持多交易所、多市场、多时段、多币种、多订单类型、多交易机制，为上海证券市场未来5到10年的业务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跻身国际主流证券市场行列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所谓“高”，就是新一代交易系统的高性能、高可靠性、高可扩展性的技术架构。新一代交易系统支持20秒钟40万笔申报订单的峰值处理能力、日成交5000万笔订单的容量和8000万投资者账户的持股余额在线检查能力。新一代交易系统采用了基于机群结构的负载均衡灾备方式和加载广播抑制设施的全三层核心交易网络，可以更好地保障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新一代交易系统采用了架构层和应用层严格分离的体系架构和设计原则，新业务的增加灵活方便且风险得到严格的防范。

　　交易所曾对个别投资账户实施暂停交易，因为监控发现这个账户在买卖权证时涉嫌操纵价格

　　产品创新：大胆探索 小心论证

　　《第一财经日报》：交易系统为产品创新提供了条件，而在中国这个正在成熟中的市场上，搞创新有很多挑战，权证的创设一开始争议很大，但现在实践证明相当成功，你们有什么经验？

　　朱从玖：我们当时推出权证时，第二天就有报纸说必须马上关掉。如果以这个态度来搞创新的话，就什么事都不能干了。因为引入任何新东西都可能会遇到水土不服，都有个适应过程。这不仅仅取决于交易所，还取决于整个市场能不能正确认识这个新产品，到底它是怎么回事、该怎么用，做投资是投资的用途，做投机是投机的用途。

　　由于现有权证是股改权证，不同于备兑权证，没有境外权证的持续发售机制，加上国内市场环境基础较差，在权证推出之前，我们就非常担心市场会过度炒作。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在去年武钢股改的时候推出了创设机制。

　　创设机制是按照权证的定价原理来设计的。它实际是帮助权证定价的。打个比方，创设的基本功能就是在权证和其基础产品之间牵一根线，建立这条线，就是建立权证和正股之间应有的关系，从而有利于权证定价回归理性。权证就像风筝，创设是根线，基础产品是手，捏着它。风筝的线不能断掉，否则，断线的风筝飞到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可能飞到天上，也可能栽到河里。

　　同时，考虑到市场各方对风险的担心，我们要求权证创设要提供百分之百的保证。即如果要创设一个权证，到期日那天，无论它价格如何变化，行权当天必须要有相应的股票或资金在此担保，以确保能正常行权。

　　从现实情况看，确实有券商因权证创设挣了钱。事实上，券商创设权证的成本很高，百分之百的股票或钱在担保期间不能挪作别用，除非把权证买回来加以注销。这些条件是很严格的，成本也是很高的。因创设而挣了钱，是在告诉我们权证和其基础产品是关联的。

　　《第一财经日报》：在权证运行过程中，交易所给了很多风险揭示和警告，比股票多得多，为什么？

　　朱从玖：首先，我们事先反复向投资者强调权证风险较大，每位投资者在买卖权证之前，都必须先签署权证风险揭示书之后，才可进行买卖。目的就是让投资者充分认识到其中的风险，这样即使日后有亏损，也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随后，我们还采取专门措施加强对权证交易的监控，并进行过多次风险揭示和警告。例如，交易所曾对个别投资账户实施暂停交易，因为监控发现这个账户在买卖权证时涉嫌操纵价格。交易所还对不规范的营业部暂停权证交易，促其整改。

　　上市公司内部的问题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要有激励机制；二是要严厉惩处违规

　　从各国实际情况看，中小投资者都是比较容易受到伤害的。可采用几种方式来改变中小投资者这一状况：一是鼓励他们投资基金 ；二是加强学习；三是制度保护

　　股市各方各司其责 公平游戏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交易所来说，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是另一个基础，这有很多方法，比如强化信息披露监管，上交所还曾提出过上市公司治理指数的想法，在这些方面上交所接下来准备重点做哪些工作？

　　朱从玖：上市公司质量问题关键在上市公司内部。外部所有的努力，包括监管部门、交易所、中介机构等，都有赖于上市公司内部的机制能正常发挥作用。强化信息披露、推公司治理指数等都是外部的，这些措施只能发挥制约上市公司的作用，旨在希望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使投资者能更清楚地认识上市公司的状况，从而引导投资者的选择和市场资源的配置。当前市场关注外部的较多，关注内部的较少，上市公司内部的改善和改革力度还不够。

　　上市公司内部的问题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要有激励机制。公司管理人员的收入一定要与公司发展业绩结合起来，这样管理人员才会有真正的动力；二是要严厉惩处违规。对那些造假、违规挪用或滥用募集资金而导致损失的违规行为，一定要严厉惩处，不能手软。

　　上交所一直把公司治理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一直在努力持续推动，因为做一、两年根本就不管用，必须要年年做、持续做，一直到获得市场各方的共识，大家一起来推动，那时就可能收到大的成效。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参与者的平等权利，所有参与者都应该有平等权利，比如说国资委、券商、基金、QFII、中小投资者等，现在这方面对我们来说还是个挑战，中国有两个群体比较特别，一是国资委，你也曾经提过，如何将国资管理引入机构投资者。而另一个是散户，散户单个力量特别弱，但是他们总体上是这个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同时他们对市场的长期投资是市场公信力的重要体现。在美国有集体诉讼、辩方举证等制度保护中小投资者，上交所会采取哪些措施保证平等的参与权？

　　朱从玖：所谓平等参与，就是投资者一律平等，大家都要有公平待遇，这是市场最基本的原则之一。这也是交易所的责任之一。但是有些事情，交易所实际上是辅助性的。上交所在此方面做了很多研究，有过不少成果，有些已体现在《公司法》和《证券法》的修改之中了。这次在两法的修改中做了很多调整，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是深远的。如何有效落实，是个逐步的过程。

　　从各国实际情况看，中小投资者都是比较容易受到伤害的。他们的劣势一是在信息获取上，散户知道信息一般会比机构晚，比内部人更晚；二是在信息辨别上，散户知道信息之后，辨别、分析信息的能力一般比机构差；另外，散户的资金实力也较弱。

　　可采用几种方式来改变中小投资者这一状况：一是鼓励他们投资基金；二是加强学习。加强投资者教育，要让其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产品，别什么都不知道就参与；三是制度保护。我国已经建立了投资者保护基金，目的就是要保护中小投资者。在法制建设方面，比如集体诉讼、辩方举证等制度，其建立还需要时间。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越来越多的散户投资者将钱交给了基金，我们还是有点担心基金的情况。国内的基金管理公司大都还是国有经营的，如果出了道德风险导致的后果，难以给他对应的惩罚，而西方基金管理者是有可能赔得倾家荡产的。这里某种程度上关系到你刚才讲到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你怎么看？

　　朱从玖：我的看法与你不一样。我认为，从整体上判断，基金业相对可能是比较健康的。它的整个模式是相对健全的。它的资产如何管理、管理费用提取、资产托管和监督管理等都是十分透明的，从这个角度说，基金业相对可能是较安全的，关键是一些隐患要防住。其实西方基金公司也一样，有多种形式，有些是无限责任的，但绝大多数包括对冲基金在内都是有限责任的，发生问题并不会倾家荡产，取决于基金订立的协议和章程到底如何。

　　对我国基金业应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基金的持有者。实际上，基金的持有者最终承担基金管理的结果，持有者是不是有足够的辨别能力去辨别基金公司。监管部门要在这方面下工夫，就是让基金公司的业绩更透明、更有可比性，对基金人员的诚信度要求也要很高。

　　第二，投资者教育。这是监管部门、交易所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证券行业全系统的事情，包括中介机构、媒体、基金公司等，大家要共同来做这件事情。我国这么多人，要让一个普通老百姓知道基金是何物，肯定是要想办法的，多样化教育十分重要。

　　第三，坚决防止利益输送。监管部门在此方面的力度已很大。绝不能够把基金的财产通过一些不正当交易转移给其他利益相关者。

　　最后，激励机制。基金公司也要有激励机制。要让基金公司的高管人员有荣誉感，使其利益与基金的发展捆到一块。缺乏激励机制，长期来看，公司可能就做不好，这样对基金投资者的利益也不利。

　　《第一财经日报》：股指期货近期可能要推出，这涉及到跨交易所的协作，那么这里面怎么监管，关于这些证监会和两个交易所有没有合作监管的其他一些思路？

　　朱从玖：这个问题很重要。股指期货的正常运行确实需要期货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监管上的合作，做到这点不是特别容易，还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现在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不久，已经就此与上交所的监管人员进行接触和研究，以便能满足股指期货发展的需要。可以确定，将来这一合作将不断强化，并在股指期货的运行中发挥作用。

　　朱从玖

　　● 1965年3月出生

　　● 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毕业

　　● 1988年至1992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司工作

　　● 1993年至1999年在中国证监会工作，

　　任证监会办公室副主任；

　　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

　　深圳专员办事处专员；

　　● 1999年4月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 2000年9月至今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