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后相忘 张宏伟遭“老弟兄”群起“控诉”

　　富贵勿相忘。黑土地上汉子们常以此教诲子女。但，张宏伟(张宏伟新闻)，东方集团董事长，近日被人指为“有违此训”——在他的资产多得几乎“沦落”为符号之时，有33位与他出生入死的“老弟兄”群起“控诉”。

　　一桩陈年“资本血汗”往事，被那些迟暮却贫病的人述出，格外凄凉。

　　“张总啊，毕竟我在东方创业初期做过贡献，帮帮我，救救我，就算我死了，也请张总帮我兑现资产股，帮我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这是身患肺癌的金彦芳去世前的最后要求。

　　记者强忍了几次干呕，在东方前高工于长鹿家里。拥有5.2万股资产股的于，被东方集团劝退后，以摆地摊渡日，如今已半身不遂9年，他那5.2万股非但没享受过分红，更遑论流通？

　　据统计，除张洪全外，另32位股东持有原始资产股合计285万股，经多年来滚动已增至大约2280万股。按2006年1月12日每股8.68元的价格算，这部分股权市值约为1.97亿元。对于这些股份，东方集团不予承认：“依据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去主张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在法律上是错位，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支持。”

　　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张宏伟的资产股数量，1994年还是113万股，1995年“规范化”后，突增至1.315亿股。而他那些老伙计中，在“规范化”后，大多数均无变化。就在1994年，东方集团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自此之后，张宏伟的事业如日中天。

　　但当年与他一起创业的33位员工，却晚年凄惨，最潦倒的时候，有人曾在菜市场捡过剩菜回家吃。

　　本报记者 廖新军

　　金彦芳的“遗情书”

　　“金彦芳原来是国有企业的业务骨干，她的工作能力很强，也是一个性格很要强的知识分子。”东方集团（600811.SH）的几位创业元老一致评价说，“她在东方集团创业初期，为公司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公司另一元老于长鹿给记者提供了一份已经发黄的文件——呼兰县乡镇企业管理 局下发的《关于张宏伟等同志任职的通知》（1989）26号文件。该文件为哈尔滨东方建筑工程公司任命了4名主要领导，其中张宏伟为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金彦芳工程师为经济负责人；高级工程师于长鹿为技术负责人；另有一名张姓同志为财务负责人。

　　显然，金彦芳是东方集团早期创业的核心骨干之一。

　　马元顺等创业元老认为，“不能说东方集团没有她就不行，但可以肯定地说，在东方公司的初期，她起了很主导的作用。”

　　但是，这样一个创业功臣的晚年，却没钱治病。2006年10月10日，肺癌夺走了她的生命。

　　去世的那个晚上，她与几个子女最后的谈话是关于手中的15.7万股东方资产股。

　　金彦芳，1956年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校，毕业后一直在黑龙江省建委系统工作，任工民建工程师。1983年，黑龙江省建工局下属的省联合总公司将其派往联合单位——哈尔滨东方建筑工程公司——从事合同预算工作。1985年，省联合总公司中断与东方建筑工程公司的“联合”关系，金彦芳被调回黑龙江省住宅建筑工程公司任主任工程师（正科级），兼经营部副主任。

　　“东方建筑工程公司当时承建的检察院大楼合同预算及投标都是我搞的，手头工作别人接不上手，东方公司想挽留我继续搞完工作，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帮助东方公司做些预算，东方公司当时给了我一些补助费。联合总公司领导借机整我。”金彦芳在1987年8月2日写给黑龙江省人才交流开发公司领导的一份求助信中说。

　　1987年8月27日，黑龙江省住宅建筑工程公司发文黑建字（87）第33号，称金彦芳1985年3月回到公司任职后，“不安心本职工作，利用迟到、早退、请事假、无故旷工，背着公司继续到东方建筑工程公司工作，并逐月领取工资等项收入5556元”，公司决定给予金彦芳除名。

　　2006年3月27日，重病中的金彦芳自知活不了多久，于是给张宏伟写信回忆说，“1983年我48岁，有着成熟的管理和技术经验，在你事业起步初期，需要我的技术和经验，所以你几次到我家力邀我到东方工作。我看你是干大事的人，于是为了东方的事业，1987年，我一个52岁的女同志放弃了安逸的国营工作和晚年生活的保障，冒着被单位除名的风险最终加入东方公司。但我当时坚信，跟着张总，肯定不会错。”

　　“我为东方的事业做出了什么贡献、培养了多少人才，张总你心里应该是最清楚的。”金彦芳写道，“1995年，我为东方工作了12年，而此时东方已经成为了国内外知名企业，这一年我60岁，被东方董事会退养，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任何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我曾于1995年2月写过一封信给张总和公司董事会，请求帮助，但最终石沉大海，我仿佛又一次被除名了。”

　　金彦芳在1995年的信中曾说，“我个人当时不愿退养，因为第一，我与东方的事业有感情，第二，东方集团事业干起来，我愿意继续做贡献，第三，也是为了解决个人的生活费用问题。但既然是董事会的决定，我也只能接受。”

　　金彦芳的儿子介绍说，事实上，关于妈妈的退养，公司也未办任何正式的手续：退养后，妈妈年老多病，经济拮据，主要靠子女抚养生活，出钱看病。

　　2004年前后，金彦芳被确诊为肺癌。由于没有医保，只能自费治疗，一年就花了十几万元。

　　金彦芳在信中说，“由于已经多年没有收入，孩子们都挣工资，不富裕，到处筹钱给我治病。我不堪重负，要强了一辈子，到头来却承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瘦得只剩下70多斤，做心电图的夹子都夹不到脉搏了。于是，我想到了那15万股资产股，当时说会分红利。”

　　“唉，我还欠那么多外债，张总啊，毕竟我在东方创业初期做过贡献，帮帮我，救救我，就算我死了，也请张总帮我兑现资产股，帮我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这是，金彦芳在信中的最后言语。

　　据金彦芳儿子介绍，一直以来，尽管对外欠了很多钱，但妈妈多次提起持有东方原始股票，还债没有问题。“她把资产股当成了救命稻草。”

　　2006年7月，几个老同事来看金彦芳，谈起资产股的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时，尽管她已经病入膏肓，但依然强忍疼痛，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2006年10月10日晚上，金彦芳把儿子、女儿叫到床前，把股票拿了出来，并交待说：“儿子啊，我病了这么多年，花了不少钱，做妈妈的拖累了你们几个了。几个同事也来找过我了，你要好好保存这些股票，东方公司会有说法的。”

　　“说着说着，她头一歪，就这样去了。”金彦芳40多岁的儿子，回忆此时，满眼泪水。

　　本报记者 廖新军

　　高工于长鹿的晚年

　　在哈尔滨零下20摄氏度的一天，记者来到东方集团前高级工程师于长鹿位于6楼的家里，刺鼻的气味预示着房间久未通风。

　　采访过程中，记者强忍了几次干呕。

　　一进家门，记者看到走廊、房间里除了堆满了覆盖着厚厚一层灰尘的一捆捆书籍外，就剩下一个破烂、简易的桌子和几把一层污垢的破旧椅子，房间里唯一的电器是一架21寸的旧电视。

　　“不好意思，我几年前就已经半身不遂了。”于长鹿艰难地挪来其中一张破旧椅子叫记者坐。

　　《21世纪》：听你以前的同事们说，你曾经是公司唯一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为东方集团初期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

　　于长鹿：我1953年毕业于哈工大土木系。1982年前在哈尔滨教育局工作，1982-1985年在市建委下属城建干校工作。1985年因与顶头上司有矛盾，离开建委到过很多建筑公司，最后到了道里区一家国营建筑公司。因为都是国营企业，一直有退休金、劳保等福利。

　　1989年东方在全市建筑行业企业资质审查时，连一个有证的工程师也没有，只评为承包6层以下的四级建筑施工企业。而哈尔滨规定，楼房必须盖7层以上，意味着四级施工企业无权在哈尔滨承包建筑工程。当时负责资质审查的建工局领导向东方介绍了我。

　　1989年12月，东方公司派人找到我，好话说尽，要我调档案加入东方。按照规定，三级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必须具有本专业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因此我一调入东方建筑公司，东方公司马上通过了资格审查，被评为三级施工企业，可以承包7-12层的楼房以及21米跨度以下的厂房。可以说，我的加入为东方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21世纪》：就这样你进了东方公司，并且一直在东方工作吗？

　　于长鹿：经过一年的观察，1991年我听同事议论说，东方不可能给退休金。我当时已经57岁了，赚工资到哪里都没问题，退休后能否拿到退休金是个大问题。

　　公司一位副总裁也明确表示，退休后没有退休金。而张宏伟在公司成立几周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东方公司有一个竞争优势，就是没有退休金的负担。这与当初劝我来时公司的说法大相径庭。听了两位老总的话，我经过一番思考后决定辞职，调离东方，去了黑龙江省城研建筑公司，因为它是国营的，有退休金。

　　两个月后，当时东方建筑公司的人事科长齐淑清三番五次劝我再回东方，说了许多好话，让我帮东方的忙。因为几个月后，就是1991年底施工企业的资质审查时间，东方公司的资质审查又面临通不过的状况。我于是提出了两个条件，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回去：一是必须保证每个月给我开工资；二是保证退休后给发退休金。当时东方建筑公司经理戚善义答应了，还给我写了一个保证。1991年5月，东方公司筹备股份制的事，经理也说了：“如果你能成为股东，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有退休金，有医疗保险 ，有股票，还有红利。如果成不了股东，公司保证在你60岁后每月至少给你开200元以上的退休金。”按当时的收入标准，退休金有这么多相当于中等收入了。

　　在这些保证下，我又调回到东方建筑公司。1991年底，东方公司的资质年审通过了。

　　1991年11月26日，我被省人事厅评为高级工程师。东方公司有了我这个高工，就可以晋升为二级建筑企业，有资格承包30层以下的民用建筑、30米跨度以下的工业厂房和100米以下的水塔烟囱等构筑物。

　　在当时的哈尔滨，有二级资质的建筑公司不超过10家，可想而知，我对公司的发展起了多大的作用。

　　除了1989年、1991年企业两次晋级和每年的资质审查合格外，我的高级工程师证书还起了一个大作用：东方企业集团在向省体改委申报股份制试点的申请文件中，需要报有高级职称的职工人数，虽然人数报了不少，但真正具有高工证书的，只有我一个人。

　　后来公司股份制试点批了下来，我的高工证书资格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因此，我不仅对东方建筑公司，对后来的企业集团也是有贡献的。也正因为如此，我的个人档案此后一直放在集团，而不是建筑公司。

　　分配资产股时，尽管我进入公司的时间不长，但我交了1000元，获得了5.2万股。

　　《21世纪》：对于资产股，你有何想法？

　　于长鹿：1994年9月，公司上市快一年了，集团动员我、安振邦、金彦芳、玄东春4个人退休，集团当时的人事处长于剑平对我们四个人说，用你们的资产股每年的分红作为你们的退休金。但时至今日，东方企业集团从来没有给职工资产股股东分过红！

　　1991年，企业集团成立，并开始实行股份制。1993年、1994年，大家都吵着要分红，每个股东一年都是几万元，但公司只是宣布了一个分红的钱数，我当时还做了笔记，始终没有给过钱，直到现在也没有一次现金分红。不分红，我们几个人的退休金就等于零！

　　《21世纪》：那你退休后靠什么生活？

　　于长鹿：我退休前的工资是每月1300元，退休后就没有了退休金、医保等，生活一下子失去了来源。

　　1996年，我们几个退休老人曾给公司董事会及张总写过报告，请求落实退休金的问题，公司一直没有回应。1997年，我们又将这封信复印后发出去，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我被劝退休后，由于没有收入来源，1994年开始摆地摊，出早市、摆夜市，卖过线头，一个赚几厘钱，也卖过服装。1998年5月，由于生活没有着落，精神压力特别大，很容易上火。一次最严重的上火后，就半身不遂，瘫痪了，至今，我已经病了9年。

　　“我们不羡慕张宏伟的亿万财富，只要求收回我们自己的一点点活命钱，该多少就是多少，也不多要！”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