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民企不规范”疑似“宽容原罪”？

　　圆桌话题：在日前举行的“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重庆市市委书记汪洋发表讲话称，民营经济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各级党委、政府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

　　“宽容说”本身 “规范”吗？

　　“不规范”的范畴是什么？是说不健全、不规范的公司制度，还是投机取巧、财务税收混乱等不规范的生存手段？“宽容”又是指什么？是默许民企当初采取的畸形甚至违法的发展手段呢，还是鼓励监管体系、司法部门对民企可能存在的偷税漏税等问题不闻不问？最后，“宽容”的指向是什么？是要宽容“当初”，还是“现在”甚至是“未来”？

　　汪书记说，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是民企与生俱来的“胎记”，这个比喻很形象，但不够准确——胎记意味着要伴随一生，而任何企业的生存，都不该让“不规范”陪伴一辈子。“只有坚持先发展后规范，才能保护创业激情，激发创造活力”表述，也忽略了现实情况下未规范的企业实际上很难发展的语境。

　　善待民企是应该的，或许民企的早期发展确实遭遇了一些诸如政府关注不够的外部因素，但今天的大环境已改变，各地在“招商引资”的刺激下，对民企老板“超国民待遇”的政策不断出台，一些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都早已“宽容泛滥”，再号召“最大程度地宽容”，岂不是要误导大家宽容的感情成灾？这样的话也不该高调地被政府要员公开说出来，其态度下级部门是要执行的，一句话有可能令招商部门、税收工商部门、质量监管部门等都缩手缩脚，甚至会让一些民企“携此话为尚方宝剑”，继续扩大“原罪式”积累。这不是我们发展民企的方向。

　　如果致力于法治经济的建设，就不该有政府特权设定的“宽容”；如果没有以法制规范经济的用意，用特权给出“宽容”来扶持企业的行为，也只会令中国民企身处“原罪”的酱缸而难以自拔。

　　毕诗成(陕西西安 资深评论员)

　　宽容之外应回馈社会

　　民企创业初期的“不规范”被坊间称为“原罪”，而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如何对待“原罪”一直没有明确。汪洋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对待“原罪”宽容，这是迄今为止级别最高的党政领导对民企“原罪”的正式态度。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不管民营企业是否有过“原罪”，都不对现在的发展构成因果关系是一种政府层面的行政宽容。具体到某个民营企业，这样的宽容不等于你没有“原罪”，只是不追究；对有“原罪”者的宽容，也不等于对“原罪”的自动豁免。再者，对于“原罪”者的罪恶感，除非得到被损害者的宽容，才能得以减轻乃至消失，其他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所以在道德谴责中，有“原罪”的民企业主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如何消解成为一个问题。

　　各种社会形态的经验表明，回馈社会应当成为消解“原罪”的最佳选择，用“新善”洗去“旧恶”。这在国外已经成为“潜规则”。在浙江，很多民企都已在公司的年度财务中专门设立一笔慈善捐助资金，以便随时捐助慈善活动就是明智举止。

　　这样的回馈不是简单的报恩，也不是仅仅是对宽容的感谢，而是企业家道德自我净化的途径，是社会价值观的物化过程，还是民心宽恕资本“原罪”的润滑剂——这有助于构造社会阶层和贫富差距 的断裂和冲突的民间缓冲地带，于社会和谐有重大意义。所以，在宽容“原罪”的语境下我们主张民企更应该回馈社会。

　　如果有“原罪”的资本被宽容，其拥有者不再惧怕“秋后算账”，也就不会将妻儿子女和剩余资本早早地“后退”海外，而是留在宽容的国度，成为“新善”的能源；如果有“原罪”的资本被宽容，就可能和无“原罪”的资本一起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给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积累的同时也提供更多被民意“宽恕”的机会，以净化有“原罪”的资本和拥有者的灵魂。

　　周晓翔(四川成都 资深评论员)

　　一味“宽容”也是对民企不负责

　　汪书记的话赢得了与会民营企业家们的热烈掌声，显然，这话是说到他们的心坎上了，不过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宽容，其实也是一种不负责，对他们的未来，并不见得就是一种利好。

　　所谓的“不规范”行为，我想无非是这样一些方面：偷税漏税、污染环境、侵犯员工权益、假冒伪劣……等等。政府要“宽容”，说白了就是要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简言之，对“不规范”的宽容，导致的成本却要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带来的刺痛，会使企业的公共形象恶化，成为公众和舆论视野中的“坏孩子”。而另一个必须直面的道理是，当这位书记离开重庆之时，这些企业还能被“宽容”吗？到时因“宽容”而带来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一味地强调宽容不规范，还会在民营企业中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愿意通过“不规范”的方式来发展，一些目光远大的企业家，希望一开始就把企业做得很优质、很规范。而对“不规范”的宽容，显然会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恶性竞争的结果要么是这些规范优质的企业被迫破产、出局，要么是这些规范优质的企业也被迫“不规范”起来。

　　此外，当前民企的发展不能不面对的是一种基于WTO 游戏规则的竞争，真正能发展能壮大的企业，是依靠不了“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规范”是健康发展的秩序要求。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曾经把对待民营企业比喻为“带孩子”，众所周知，任由孩子无法无天而一味纵容溺爱的教育法，是对孩子最大的不负责，这样教出来的孩子长大了多半是要进监狱的。主张“宽容不规范”的做法，就好比这种带孩子的方法——与会的民营企业家们怎么反而给掌声呢？

　　郭松民(北京 高校教师)

　　与其究“原罪”，不如移开“玻璃门”

　　纠缠于原罪该不该赦免，委实不甚明智。就当前而言，比讨论原罪更有价值的是，该如何让民企逐步涉入垄断行业？

　　报道称，重庆市总商会会长尹明善(尹明善新闻,尹明善说吧)表示，当地的民营经济基本上都是在国资不愿意介入的“边角料”领域里发展，发展得很辛苦，但很成功。该言辞耐人寻味。打量这种奇迹，原因并不复杂，“纨绔少伟男，贫寒出才俊”，没有强权依恃，没有先天宠爱，只有白手起家，不打拼何以生存？以他们的服务意识，如果进入到国资也视之为“香饽饽”的领域，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民营资本缺少体恤，有时为了生存甚至不得不委曲求全。当前即有报道称，由138家民营石油、成品油经营企业组成的“中商石油”在成立大会上向中石油等献媚，如此“装孙子”，道出了一个群体的落寞与艰难。而公众对一些垄断行业的怨言，也早就宣告了他们的无奈。

　　化解公众怨气的办法，事实上已形成共识，那就是必须允许非公经济进入垄断行业。然而“非公36条”已经颁发一年多，现实却不尽如人意。横亘在民营企业面前的是一道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一进就碰壁”。欲放还休的政策，强横的垄断能力，民营企业也只能在玻璃门外兴叹。而何时真正解决民企的公平准入问题，目前尚只能呼吁。

　　上个月初，重庆表示将允许非公经济进入垄断行业，还将积极鼓励新老民营资本进入新的领域。目前重庆民营经济约占当地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照此势头，民营经济占重庆GDP 的比重将超过70%。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汪洋的“胎记论”，真是别有意味。

　　王石川(江苏南京 编辑)

　　来源：长江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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