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俊：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新农村建设

　　韩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

　　非常高兴来这个论坛和大家交流。第一点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04年以来，中央连续发布了关于“三农”问题的四个一号文件，这四个一号文件根据我的理解有三条政策主线，特别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有三条政策主线。

　　第一条政策主线就是新农村的建设包括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建设，也包括党的建设，五位一体。一些同志和我讨论说新农村建设是不是面太宽了，那么我们实际地研读一下这些政策，可以得出这么一个共识，也就是说中央所讲的新农村建设跟我们过去所讲的“三农”问题不是两个概念，而是一回事。所以我记得去年2月份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关于新农村建设研讨班的时候，温家宝总理讲了，不能够把新农村建设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政策脱离开来。胡锦涛总书记也明确地提出，不能够把新农村建设简单的等同于新村庄建设。所以第一个政策主线就是，新农村建设是落实好十六大以来我们制订的一系列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政策。

　　第二点我认为四个一号文件最突出的亮点就是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方针来推动新农村建设。这一点在理论界的认识并不是统一的，有人认为我们有必要反哺农业吗？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准确地理解工业反哺农业的核心是什么？很多人把工业反哺农业简单地理解为就是给农民发补贴。我们算了一下，04年、05年、06年三年我们的各项惠农政策加在一起给农民的钱是人均91块钱。所以说我们讲的工业反哺农业主要是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随着我们中国经济财力地增长，我们要拿出很大一块来为农民、农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所以从这一点讲，我觉得我们现在提工业反哺农业一点不早。我们现在城乡的收入差距高达3.3倍，而且这个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如果我们现在不跳出农业抓农业，跳出农村抓农村，我们的“三农”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第三条政策主线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研讨班上总书记和总理讲的非常清楚，就是新农村建设是与现代化同步的进程。就整个中国来讲，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消除城乡差距。我们能用十年的时间消除城乡差距吗？今后十年城乡差距能够不扩大就谢天谢地了。虽然现在的政策力度很大,但现在大家并不乐观。从我们整个国家来讲，要想把城乡差距完全消除需要一代人甚至是两代人的努力。大家知道韩国从1970年启动新村运动，到1979年韩国的城乡差距就消除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握好这三条政策主线。另外新农村建设还有三条政策底限。第一条就是我们不能够动摇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我们不能够动摇农村依法确立的土地承包关系。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拔苗助长，我们不能够通过行政权力去强行调整农民的承包地。第二条政策底限就是我们不能够随意拆并村庄。所以温家宝总理讲不能够违背农民的意愿随意并村。我们去年做了调研，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引导农民集中居住是必要的，但是是有条件的。我们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它应该是一个自然的，渐进的过程。如果这个村庄纳入城市规划区了，就要按照城乡统一规划的思路，引导农民集中居住。但是就绝大多数村庄讲，我们在新农村建设起步阶段不应该对农民集中居住做大的调整。第三个就是我们强调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我们强调农民参与。但是我们不能通过加重农民负担的方式来搞公益事业。前不久回良玉副总理在和县委书记学习班座谈的时候，有的学员讲，只要中央可以把握好这三条底限，就应该放心让基层大干，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第三点就是我们推进新农村建设要把握好三个核心政策问题。第一个就是钱从哪来？农民不相信我们的说法，而是相信实惠的。这三年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最大的亮点就是给农民带来了实惠。过去三年我们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是最大的。但是我们新农村建设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资金缺口。我们现在应该说财政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只有8%，这个比重不能算高。我们过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讲要逐步占到15%左右。这几年我们新增加的财政收入用于支持“三农”的比重大约在5%到7%，这个比重也不算高。我们讲要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到农村，要让公共财政的雨露洒到农村。但是实际上现在的农村，天还是黑的。也就是说公共财政在农村长期欠账，大量的投入还没有来源。我觉得，现在国家基本建设新增的投资应该主要用在农村。另外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比重应该显著增加。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钱用到哪里？大家知道，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要高，农民现在进城的全是年轻人，实际上老龄化将来对农村的影响比城市的要大得多。另外就是困难救助。今后要解决农村教育、看病、就业培训、交通、养老的问题。如果不对我们的财政支出结构做大的调整，我们新农村建设就没有办法满足农民的预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预期太高，而我们的投入力度还比较弱。

　　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比钱从哪来还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入城市的农民最少有2亿。这是中国过去最重大的社会结构转型。我们过去农村就是剩余劳动力蓄水池，农村劳动力就是廉价地供应给城市。如果农村的劳动力永远这么廉价，那么农民永远是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这几年随着农村生育率降低，农村青壮年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去年我们做了一个调查，50%的劳动力都转入非农产业了，常年在外面打工的劳动力已经接近农村劳动力的20%，举家外出打工的接近三分之一。无论是东部、中部、西部，75%左右的村干部都认为我这个村里能够出去打工的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出去了。这种3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有多少剩余的呢？西部是26%，中部是16%、东部是7%。所以，现在我们农村劳动力的总量仍然是过剩的，但是我们看待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不能光看总量，还要看结构。城市和企业需要的主要就是30岁左右的人。所以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重大变化，也为保证农民权益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重视农民工权益保护、重视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新阶段。应该说最近三年，我们的农民工工资每年都在保持上升的势头，对农民来讲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权益怎么保护。取消农业税以前，农村的矛盾最主要表现为催粮要款、计划生育。现在这些方面的矛盾越来越淡化，农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的特点是和土地相关。我们的调查显示，40%到60%的上访都是土地问题。应该说我们农村改革接近30年，农民的土地权力仍然很弱。我们在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土地大幅度增值，农民拿到的土地增值收益还是太少了。去年，我见了一个韩国的前总理，他说韩国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农民的土地价格上涨了30倍。我们看一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郊区，农民真正拿到的土地补偿连5倍都没有。我们现在合法的土地征用规模是一年三、四百万亩，每年造成的农村失地三、四百万亩，我们累计的失地农民有4、5千万。现在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可以买卖。农业土地变成非农业土地完全是不平等的，农民的宅基地也没有商品的属性，更不是一种完整的物权。我认为我们中国农村的改革经历了这么长的阶段以后，我们在保护农村的土地权益，让农村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方面，应该迈出更大的步伐。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些看法，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