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进行的上海两会 上,有60多位代表委员建言取消市郊高速收费,以利于上海郊区的新农村 建设……
市人大代表王崇斌、沈永泉分别领衔的两份议案建言取消两条市郊高速公路收费,得到62位市人大代表的签名附议。
改革前上海实施市管县体制,改革中期始,除崇明县之外,剩余的上海郊区9县相继升格为市辖区。此项行政区划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前瞻眼光,利于破解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的空间制约,利于缩小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市郊农村与中心城区的巨大落差,符合通过几大新城建设带动郊区发展的“上海发展总体规划”。放在今天的话语体系下,它为实打实推进新郊区(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上海提前奠定了“行政区划准备”。若能进一步放远视野,世博会之后上海要想拉动经济继续发展,远郊新城建设是个主要抓手,抓好了会形成不可限量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可是,受制于战略眼光,受困于城乡矛盾,受限于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利益博弈,以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取舍,上海多年前较彻底的“县改区效应”未能得到较好释放。何以如此?原因也许错综复杂,其中,市郊高速普遍收费且收费太狠(譬如“A4高速公路金都路到剑川路短短3公里居然收取10元)当属显见原因之一。我们自信,上述判断言之成理。
为郊区发展“松绑”,要做(改)的事情很多,齐头并进不可行。但很显然,取消市郊高速公路收费,却是一件既迫切又相对易行的事情。这样做,是郊区市民的共同心声,也是郊区各类经济组织、本市和外埠包括国外投资者多年期盼的愿望。社情民意如故,又逢两会代表委员直陈利弊,市有关决策机构理当积极予以正面回应。
即便就事论事,市郊高速公路收费也当快快取消。依据常识,就算戴上了“高速帽”,就上海而言,中心城区连接郊区(譬如松江区)的高速公路,也只能算作“城区快速干道”。既然是“高速道路”而非通常意义上所指的高速公路,试问天下有哪座城市能对“城区道路”设定买路钱的?
基于历史原因,部分市郊高速收费也该受年限的约束。按照有关法规,政府贷款修路的收费年限最多只有15年,可仅一条沪嘉高速,一收就是整整17年(见早报昨日头版头条两会报道:《收了17年,沪嘉高速该免费了》)。人们常见政府反复倡导社会各界讲法制,透过这个超年限收费的实例,人们不难看清,中国社会要兴法制,前提首先在于政府能不能带头守法作表率。这是从法理层面评述取消市郊高速收费之必要性。
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取消市郊高速收费的议案提案不光理由成立,而且还向政府提供了具体的操作建议。譬如兰先德委员建议:先将收费站外移,至少移到各区政府所在地更外围的地方;再向常住市民和注册地企业提供优惠月卡等等。
据了解,市郊高速公路的收费涉及BOP、经营权出售等多种形式。若想重新收回收费权继而取消收费,市和区尤其是市级财政需要一笔不菲的“赎买金”,另外还须承担日常维护的费用开支。这笔财政开支该不该列支?值不值得列支?关键看政府如何算帐,如何处置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
社会各界希望看到政府学会算大帐。举个例子,当年多条浦江隧道和杨浦、南浦大桥先后收取“买路钱”,浦东的发展就大受影响。假如“买路钱”一直收到今天,人们很难想像,光浦东的房地产 一项,有可能繁荣到如今的水平么?!所见,无论讲常识、道义、法理,还是从加快上海发展的大局计,取消市郊高速收费都迫在眉睫。而且,此“路”一通所能产生的示范效应,将会为市对区的其它“松绑”提供更多的可能。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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