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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他为中国企业作史

  关于中国企业种种不可思议的事迹,散布在1978年到2007年这长达30年的历史中。做了14年记者、创办了蓝狮子图书出版公司、因投资房地产 已是千万富翁的吴晓波,花了三年多时间,将它们一一拾起,放在了一本新近出版的名为《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的书里。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第一年,40余万人如过江之鲫,纷纷游至龙门试图一跳。这其中,有一些人的名字,后来作为中国著名的企业家,广为人知。

  沈阳的铁路工人马蔚华(马蔚华新闻,马蔚华说吧)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1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四川的刘氏三兄弟同时应考,均过了高考分数线,却因“出身成分”不好而没被录取,兄弟三人一怒之下办起了养殖场,20年后,刘永行(刘永行新闻,刘永行说吧)、刘永好、刘永言这三兄弟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在广州的华南工学院无线电班,有三个关系要好的同学,一个叫黄宏生(黄宏生新闻,黄宏生说吧),一个叫李东生(李东生新闻),一个叫陈伟荣,日后他们分别创办了创维、TCL、康佳三家彩电公司,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总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

  这些人,这些事,散布在1978年到2007年这长达30年的历史中。做了14年记者、创办了蓝狮子图书出版公司、因投资房地产已是千万富翁的吴晓波,花了三年多时间,将它们一一拾起,放在了一本新近出版的名为《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的书里。

  这个想法萌生于2004年7月。当时,吴晓波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在访问期间感觉到:虽然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对于中国的商业,居然缺乏完整的案例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也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即便美国哈佛大学里那些谈论中国崛起的资深教授们,其判断与结论也多是感性的、零碎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基于灵感的基础之上。

  于是,时年36岁的吴晓波雄心勃勃地决定动笔写作一本关于中国近30年经济崛起全过程的“信史”。

  这显然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吴的大学同窗好友、《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秦朔新闻,秦朔说吧)对心情有些矛盾的吴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中国当代商业史,不是你一个人在写,是一批人在写,一批人在支持你,这件事,也许是你这一辈子最值得去做的一件事。”

  回国以后,吴晓波便开始埋首于这段历史的发掘。吴本来自己运营着一家名为蓝狮子的图书出版公司。进入这个研究项目后,他将图书公司的管理工作委托于人,将70%以上的时间投入研究中来。

  不久之后,两名负责资料查询的助理加盟进来。一名助理负责1978年以来国内主流大报上相关内容的查询,一名助理专门查询外报外刊上的相关报道。两名助理每两周与吴晓波开一次碰头会,助理们带来新查询的资料———通常是几百份报纸文章的数码照片。吴晓波被不断新增的资料推着向前走。

  3000多份剪报资料,几百本相关书籍,另外还有吴晓波在10多年记者生涯中积攒下的企业内部档案、采访录音等资料,共达1000多万字。吴晓波从这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梳理着历史的脉络。

  30年只有一代企业家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壮丽画布上,写满了种种个人的“传奇”:一个自幼丧父、50元钱被卖到城里的苦孩子牛根生(牛根生新闻,牛根生说吧),后来创办了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公司蒙牛集团,一个不安分的文学青年王石缔造了中国最知名的房地产公司万科,一个因读不起书而走街串巷修鞋、一不小心就将锥子弄得扎进手指的小鞋匠南存辉,日后创办了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正泰集团……

  “尽管这些事情充满着不可思议的传奇色彩,但归根到底,它们都不过是追求物质的欲望释放出来的一种结果。我不会多么欣赏这些。”他说。

  吴晓波更关注的是这样的问题:在对中国经济成长速度的一片惊呼声中,以及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一个个走马灯式的创业奇迹或悲剧后面,隐藏着怎样的中国改革与发展逻辑?还有一个时常被论者拷问的致命问题:为什么中国伟大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

  他花了两年半研究和写作而成的书因为坚持这一探询而获得了初步成功。

  2007年1月,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册)由国内的中信出版社推出。尽管这本书还缺乏完整性,只是描述了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企业的历史,但这本书上市不足1个月便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北京、广东、杭州等地的图书排行榜上,它成为仅次于《于丹论语心得》的畅销书。作为一本严肃的财经书籍,这堪称一项不大不小的奇迹。这本书在中信出版社的起印量是10万册。

  吴晓波目前仍在紧张地创作下册。并计划于2008年出版。

  《激荡三十年》的主线实际上是两条:一条是30年中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另一条是紧紧围绕资本展开———国有资本、民营资本、跨国资本这三种资本之间的博弈、交锋、妥协与消长。

  “资本是本书最大的主线。民营资本以惊人的生命力求得自己的生存,是长期以来的事实。”吴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有一代企业家。其原因在于,首先,民营资本依然是以“一穷二白”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二是创业者缺乏专业的管理训练,三是在与其他资本博弈中,面临的处境依然相同。

  吴晓波认为,国美集团总裁黄光裕最近遇到的“调查门”事件,跟20多年前万向集团的鲁冠球(鲁冠球新闻,鲁冠球说吧)被展览厅拒之门外、陈天桥造不成机顶盒等事一样,都是民营资本遭到其他资本的抵抗。“这样的问题今后还必将存在下去。一家企业,如果闯过界的话,即使战略再怎么正确,管理再怎么好,都有可能‘死’掉,你连死在哪里都不知道。”

  吴发明了一个“乌龟型企业家”的概念。能健康地活下去的企业家,一般都是“乌龟型企业家”———有一张坚硬的外壳,经受过频繁敲打。“有的壳敲瘪了,有的乌龟被敲晕了,过了一会又醒过来了,有的壳很硬,重锤也敲不碎它。”在吴看来,鲁冠球、李东生、柳传志(柳传志新闻,柳传志说吧)均是乌龟型企业家。

  漫长的准备

  吴晓波1986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大学宿舍里摆放着的《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报纸,成为他了解社会的最初窗口,刚进大学的他,就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位叫步鑫生的偶像级“裁缝”的崩塌,这个1983年被树为企业变革典型的裁缝,代表了1982年到1988年那一轮企业改革的一种潮流:勇于打破铁饭碗,雷厉风行实行奖金制度,通过调动国营企业员工积极性实施管理挖潜。

  步鑫生刚刚倒掉,另一个企业变革典型“造纸大王”马胜利又迅速崛起,他代表了以承包亏损国营企业来拯救国企的思路的流行,但他以更快的崩塌速度,宣告了这种思路并不真正有效……

  大三下学期,吴晓波和三位同学一道,从企业那里得到一笔赞助,组织了一次南疆考察团,他们四个人将长江以南的所有省市都跑了一遍。走出象牙塔的吴晓波,接触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1990年大学毕业之际,机缘凑巧,学新闻的吴晓波因为认真研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而得到一位在新华社工作的师兄激赏,这位师兄主动帮他在新华社浙江分社找到了一个刚刚空出来的职位。本已被保送研究生的吴晓波,放弃读研,奔向记者生涯。

  “进新华社好在那里呢?它让我在几年之内把中国全跑遍了。”吴晓波说。这位坚信要用脚去了解中国的财经记者,在新华社学会的不仅是用全国性思维考虑问题的能力,而且,他也通过大量采访,建立了跟企业界的联系。吴晓波在新华社期间采访过的企业,据他自称,不下1000家。企业家们似乎很容易就喜欢上他,像刘永行、鲁冠球这样的企业家,经常要找吴交流他们内心真正在考虑的问题。

  吴晓波钦佩的是具有独立精神气质的知识分子,这让他在跟企业家保持友情的同时,也能保持一种客观、超脱的态度。他跟王石关系好,但这并不影响他将早期的王石界定为“倒爷”,一种利用体制漏洞牟利的商人。对于柳传志邀请名不见经传的香港私人投资者吕谭平以及自己的父亲所在公司入股设立香港联想的行为,吴晓波犀利地指出,这是柳传志为解决联想产权隐忧而设下的伏笔。

  写书让吴晓波得以建立起自己的专业知识模块。2001年的《大败局》和2003年的《非常营销》,使他成为公司品牌营销、战略定位方面的专家,他还出版过一本《温州悬念》,使他对苏南经济模式了如指掌,而另一本《农民创世纪》讲述的是1980年代后期在全国兴起的专业市场,为写此书他跑遍了全国各地的专业市场,又成为专业市场方面的资深研究者。

  吴在前面几本书中积攒的模块化知识,在这本企业史中派上大大的用场。

  吴晓波还帮助妻子建立了一家广告公司——很多客户即来自于吴晓波常打交道的一些企业家,比如爱多集团总裁胡志标。“不仅是做一个旁观者,更要做一个介入的旁观者。适当地介入一些公司业务运作。这样比起你完全站在外面看公司来,你会更能够理解公司的逻辑。”吴说。

  不靠写字赚钱

  吴晓波拥有灵活的理财思路,这让他实现了多少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财务自由。他将从广告公司获得的收入和写书收入用来投资房地产,2001年以来,他在杭州陆续买下了10多套房子,通过出租这些房屋获得收益。随着房价 上涨,吴仅依靠自己所拥有的这些物业,已经成为一名千万富翁。他透露,每年房租收入的回报率达19%。吴甚至在千岛湖购买了一块面积不小的土地,这是他的“世外桃源”,这片土地上有一套别墅可供他度假之用,他还在这里种植了杨梅。

  财务自由解决了吴晓波的后顾之忧,他可以全心全意地从事他喜欢的事情:财经写作。吴的理念是不能靠写字赚钱。“比如《激荡三十年》,就算它卖掉20万册,也不过60万的版税收入,可我前后为它付出的时间是4年,如果要在乎写书的收入的话,回报率就太不合算了。”

  为了实现财经写作及出版方面的追求,2005年,他跟几位朋友共同开办了一家专门从事财经书籍创意策划及出版营销的蓝狮子图书公司,每年推出10多种财经出版物。公司运营两年,目前刚刚达到收支平衡。吴并不焦虑:一是开办这家机构的首要目的并非盈利,二是他看好财经出版事业的长期前景。

  完成《激荡三十年》后,吴晓波的计划是接着写1870年到1970年这100年间的中国商业史,如此一来,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公司史,都落入他的笔下。“1870年是第一次全球化的开始,中国开始搞洋务运动。那时日本也在搞明治维新。欧美也处于高速发展之中。如果那个时候中国走对道路,结果将会很可观。但中国走错了。近100年来的中国商业命运,非常值得写一写。”

  1998年前后患过神经衰弱的吴晓波只将写作时间控制在白天。晚上不写作。吴的助理郑作时说:“我觉得他写这本书一直是很快乐的状态,痛苦的时候当然很多,但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真的将这本书当成是痛苦的事情。”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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