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危机

　　全球变暖已经逐步从“幽灵般的威胁”转变为现实挑战。世界已经醒来，中国还未做好准备

　　□ 本刊记者 王以超 发自北京 本刊特派记者 严江宁 陈晋 发自瑞士达沃斯 李昕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 徐可 发自香港

　　另一个达沃斯？

　　1月24日至28日，位于瑞士东部阿尔卑斯山区的旅游小镇达沃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度过了酷热难耐的2006年夏季之后，今年的达沃斯再度感受了“暖冬”，直至论坛开张前两周，小镇才迎来了第一场瑞雪。年会照例在雪花纷飞中召开，与会的各国各界要人们照例踏着积雪赶往会场。然而，2000多名与会者却比往昔更急切、更强烈地关注着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话题——气候变化。

　　引人注目的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在开幕上首开此题。今年的G8会议即将于6月在德国举行，默克尔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就明确表示，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是G8（由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加拿大八个国家组成的“富国俱乐部”）以及欧盟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三天后，1月27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同一个论坛发表演讲时表示，英国将在2050年前削减6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作出姿态的绝对不仅仅是政治人物。尽管包括雀巢公司CEO彼特·布莱贝克（Peter Brabeck）在内的少数企业家仍然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紧迫性心存犹疑，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从有色金属巨头美国铝业到低成本航空公司EASYJET都纷纷表示，即使政府不采取措施，商业界也有责任行动起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粗粗统计，在本次论坛期间，有多达17个专题讨论涉及到气候变化问题。无怪乎有人说，2007年的达沃斯聚会不仅是WEF，也可算WCF（“世界气候论坛”，World Climate Forum）了。

　　从1990到2007

　　其实，对于2007年，达沃斯也许仅是个引题而已。

　　世界经济论坛结束后第二天，1月29日，为期四天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第十次会议，就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开幕。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之一、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主持了开幕式。

　　最让世界关注的，则是在达沃斯会议结束后的2月2日，IPCC正式拉开了发布其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序幕。由第一工作组完成的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科学基础部分，在正式发布之前，就被认为可能“震撼世界”。

　　这份由全世界超过2500名顶尖科学家参与并共同完成的报告指出，从20世纪中期至今观测的大部分温度上升，有很大的可能性（超过90％）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关。这种变化，最起码在过去1300年中都是很不寻常的。

　　报告警告说，即使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稳定下来，海平面持续上涨的趋势仍然会持续数百年之久！这对于伦敦、纽约——当然也包括上海等沿海大都市而言，无疑意味着长期威胁。因为一旦格陵兰冰盖完全融化，全球海平面将上升7米，这几乎让地球回到了125000年前。

　　IPCC成立于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建，职责是系统地评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经济等信息。目前IPCC下设三个工作组，第一工作组负责评估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致力于回答全球变暖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对未来预测；第二工作组负责评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人类社会在这一影响面前有多么脆弱，以及应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第三工作组则希望找到具体可行的办法，来遏制或者减缓气候变化。此外，IPCC下面还设有一个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题组，负责计算、编制各个国家能源活动、工业生产、农业以及土地利用等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等。

　　今年4月、5月和11月，IPCC还将陆续发布第二、第三工作组所完成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以及用于决策指导的综合报告。

　　从1990年IPCC发布第一份评估报告至今，科学家通过不懈的努力，越来越逼近气候变化的真相：1990年发布的第一次评估报告，初步给出了全球变暖的科学基础；1995年的第二次评估报告，第一次清晰地指出了人类活动已经对全球气候系统造成了“可以辨别”（discernible）的影响；2001年发布的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新的更强的证据显示，过去50年观察到的大部分变暖现象，可能要归因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浓度上升”。

　　那些认为人类导致全球变暖仍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的怀疑论者，也许现在可以自我怀疑了。

　　危险的气候

　　“气候，也许是科学家所面对的最为复杂的系统之一。”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张称意博士说。气候不仅与人类文明的兴衰息息相关，与整个地球物种的演化也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

　　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地球历史上几次大的生物灭绝事件，都与火山喷发或者天体撞击导致的气候剧变有关。即使如此，地球的气候与很多星球相比仍然温和得多。这一切，得益于地球有着一个得天独厚的大气层。

　　太阳光照射到地球表面上，带来最原始的能量之源。一部分太阳光会被大气层或者地面反射，地球在被照射之后也会以红外的长波方式向外辐射能量。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水蒸汽以及一些其他气体对于这种红外辐射却有着非常强的吸收能力。地球向外辐射的能量因之在一定程度上被“截留”下来。地球表面以及靠近地面的大气层，也因而变得有如温室一般，这被称为“温室效应”（greenhouse effect）。

　　感谢温室气体的存在，否则今天的地球将比现在冷33度。这样的场景，几乎想象一下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同样地，温室气体浓度的变化，也足以带来气候的巨大变化：浓度太高则“截留”了太多的热量，使得气候偏热；太低会导致“截留”的能量不足，不足以保暖。

　　幸运的是，正如2006年3月26日美国《科学》杂志所指出的那样，自冰河期结束以后的1万多年中，地球气候保持了相对稳定。科学家认为，这为人类文明的起源以及演化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今天的现实却是，人类的行为正在改变着这个极其重要的“文明参数”。

　　科学家第一次发出人类活动可能导致全球变暖的警告，可以追溯到1896年。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瑞典化学家阿列纽斯（Svante Arrhenius）指出，每年因燃烧煤炭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将会造成气温的轻微上升，长期积累下去就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一倍，全球气温将上升五到六摄氏度。

　　虽然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世界上一些地方就出现了全球变暖的迹象。但在当时，这仍是一个类似先知般的预言。阿列纽斯的观点当时并没有得到认同，实际上，到了1910年，多数人认定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论。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不断的科学研究和观测，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对气候的影响，才逐渐被主流学术界所认同。而到80年代，全球变暖已经成为最受关注的气候挑战之一。

　　在工业革命之前，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的水平一直稳定在280ppm（ppm指百万分之一）左右。但在过去250年内，根据IPCC在2001年发布的报告，由于人类大规模的经济行为，这个浓度已经上升了31％。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整个地球的表面温度也已经上升了0.6度。IPCC最新的报告显示，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2个年份，有11个都出现在过去12年中。

　　“京都回合”

　　1990年IPCC第一份评估报告的发布，以及当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终于把气候问题从学术界推向了国际政治舞台。

　　在IPCC开始为气候变化设立科学支点之后，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去采取行动。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单独行动，而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艰难选择。

　　与全球贸易谈判相比，气候谈判的难度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贸易谈判对于参与者而言，往往还是有明确的即期利益可供追逐；但气候谈判对于所有参与者而言，都是看不到任何短期利益的。相反，要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就意味着要减少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或者采用成本更加高昂的节能技术等，这都需要即期的巨大投入。

　　所以，气候谈判从开始就注定是一条“荆棘之途”。

　　1990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就气候变化问题作出决议，决定就制订“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行谈判。谈判从1991年初开始，据当时代表中国参与谈判的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骆继宾回忆，谈判异常艰苦，“经常为了一个句子，甚至两个字，都要争论上一两个小时”。

　　到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154个国家和地区代表，终于正式签署了第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性条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称公约）。这一公约于1994年3月正式生效，但并未提出任何约束或者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次年春天，在德国首都柏林，所有公约缔约方举行了首次会议，并且通过了《柏林授权》（Berlin Mandate）。会议决定，将通过两年的分析和评估，找出一个经济和环境兼顾的方案，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引人关注的是，《柏林授权》也沿袭了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原则，不考虑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强制性减排范围内之内——尽管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会逐渐成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毕竟，这些国家经济都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以往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一时期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污染相联系。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先程度，应该低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消除贫困等目标。

　　但很显然，这也为未来新一轮矛盾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

　　1995年正式公布的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为气候变化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科学依据，也为谈判增添了新的压力和动力。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各方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

　　根据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要实现在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2％。其中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则要完成降低7％的目标。

　　次年11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缔约方会议上，本来希望把在京都悬而未决的问题做一个彻底的了断。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远超当初的想象，于是决定推迟到2000年。

　　事实证明，两年之后在荷兰海牙，气候谈判重新变成一场政治角力。美国提出种种建议，比如允许其通过森林和农业用地对二氧化碳的吸收，来代替减排额度，并且要求进一步明确发展中国家的责任问题等。以英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为了在最后时刻挽救这次会议，愿意与美国取得妥协。但在丹麦和德国等“强硬派”的推动下，欧盟整体上拒绝了美国的提议。海牙会议最终以崩溃收场。

　　根据原定计划，将于2001年7月在德国波恩重开谈判，但2000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的布什政府上台。新政权的第一个重大国际举动，就是于2001年3月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

　　继美国之后，在发达国家中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仅次于美国的澳大利亚也宣布退出，原因是它拒绝接受5％的削减目标，而希望在2012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于1990年的）增长幅度控制在8％。

　　美、澳先后退出，对于《京都议定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许是汲取了其中的教训，各方随后采取了更为灵活、务实的谈判策略，并最终于2001年底举行的第七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了《马拉喀什协议》（Marrakech Accord）。

　　至此，历经四年多的风雨，《京都议定书》终于具备了可操作性。但是，要真正生效，还需要至少55个成员批准，并且要求这些成员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要达到所有发达国家1990年总量的55％。

　　这同样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2005年2月16日，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批准之后，《京都议定书》才终于等到了正式生效的时刻。

　　此时，距《柏林授权》，已经过去了几乎整整十年的时间。

　　碳交易崛起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的最大亮点，无疑是碳交易市场崛起。

　　温室气体主要由碳燃烧所致，一般用“碳交易”指代“温室气体交易”。各个减排义务国将各自的减排目标层层分解到各个产业部门和企业中，体现为每个排放主体的减排量；各个企业可以选择内部消化，也可以从市场上购买排放额度。

　　2005年1月，欧洲排放贸易体系（EU ETS）正式启动。欧盟委员会环境专员斯塔夫罗思迪马斯（Stavros Dimas）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通过这个市场，政府和企业都可以购买自己需要的碳排放额度。

　　他承认，由于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初期分配给一些企业的排放额度可能超过了其实际需要，导致交易价格在2006年夏天出现了异常波动。但迪马斯对《财经》记者强调，他对这个市场充满信心。他预计，仅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欧盟各国政府就将在这个市场花费28亿欧元，购买5.5亿吨的碳排放额度。

　　数据显示，排放贸易体系极大地降低了欧盟国家兑现《京都议定书》的成本。目前，欧盟在这方面每年只需要支出29亿欧元到37亿欧元；而如果没有这一交易体系，可能支付的成本将大为提高。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在他去年10月完成的轰动一时的全球变暖经济影响评估报告中，也给予了这个目前全球最大的碳交易体系很高评价，认为值得在全世界加以推广。

　　除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排放贸易体系，在2001年7月的波恩会议上达成的“灵活机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机制鼓励发达国家与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碳交易。

　　“清洁发展机制”（CDM）从2005年开始启动。这一机制鼓励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温室气体，减少排放的数量可用于抵扣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视做本国减排指标的一部分。由于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较低，发达国家可以以较低的代价达到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及先进技术，可谓“双赢”之举（参见《财经》2006年第21期“与CDM共舞”）。

　　另外一种“灵活机制”，是发达国家与中东欧转型国家之间的“联合履行”计划（JI）。这一基于具体项目的减排合作，显然也可以大大降低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

　　实际上，即使在那些并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自愿性的碳交易也蓬勃兴起。其中最为典型性的，是创建于2004年的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以及2003年启动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温室气体减排体系（GGAS）。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5年，全球碳交易金额约为110亿美元。但在2006年前三个季度，整个交易金额就比2005年全年翻了一番。

　　2005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还要高出8％。如果仅仅依靠内部消化，这就意味着在2012年前，日本需要削减12％的排放量，这种难度是不可想象的。但多种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存在，使得日本履约成为可能，因为它完全可以通过CDM，从中国、印度等国购买大量的减排额度。

　　2月1日，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在一份报告中乐观地预测，在未来五年中，出现全球性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可能性“超过了50％”。

　　气候的觉醒？

　　全世界都在经历一场“气候觉醒”。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的统计，2005年是1850年开始有全球气象纪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之一，仅略低于1998年。但1998年，全球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厄尔尼诺（El Nino，因赤道海面的异常增温而造成的气候反常）现象。科学家们普遍认为，2005年的全球气温实际上已经是史上最高。

　　在《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之前，年初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气候变化已经被认为是全球面临的第三大挑战，仅排在贫困以及公平的全球化之后。7月，在苏格兰鹰谷（Gleneagle）举行的G8峰会上，气候变化也与援助非洲一起，成为最重要的话题。

　　这一年，在美国和中美洲，罕见的飓风夺走了超过3000人的生命，其中就包括卡特里娜（Katrina）。这场于2005年8月袭击美国的飓风，也是美国历史上造成损失最为惨重的风暴，超过1800人死于这一极端性气候事件，以百万计的人被疏散，经济损失更高达800亿美元以上。

　　尽管这一飓风与全球变暖的直接关系还存在争议，但不少科学家都警告说，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从长期而言，美国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地遭到高强(高强新闻)度飓风的威胁。

　　事实上，虽然美国政府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很多州以及城市，都制订了自己的减排计划。以加州为例，其目标是到202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1990年的水平。

　　虽然不管是商业界还是普通公众，对于全球变暖仍有一定的疑虑，但在美国，气候变化的觉醒已经上路了。

　　美国去年以来进行的几次民意调查都显示，超过七成的公众对全球变暖给予了认同，并且认为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来鼓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连一些保守主义宗教团体，也开始呼吁政府对温室气体排放加以限制。

　　回想1995年，美国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气候专家本杰明桑特（Benjamin Santer）仅仅因为参与了当年发布的IPCC评估报告，就在国内遭到了猛烈的批评，就不难明白十年间的转变是如何巨大了。

　　在商业界，虽然仍有埃克森美孚等能源巨头坚持强硬立场，但直面全球变暖已渐成气候。

　　2007年1月22日，由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发起的“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USCAP）正式成立，其成员包括了雷曼兄弟、美国铝业（Alcoa）、英国石油美国公司（BP America）、卡特彼勒（Caterpillar）、杜克能源（Duke Energy）、杜邦（DuPont）以及佛罗里达电力和照明公司（Florida Power & Light）等。该组织向将在第二天发表国情咨文的布什总统呼吁，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美国通过立法来舒缓、停止和扭转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

　　耐人寻味的是，连一直宣称全球变暖在科学上还存在争议的布什，在1月23日的演讲中，也首次使用了“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这样的字眼。

　　美国著名环保组织西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国会说客梅琳达·皮尔斯（Melinda Pierce）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华盛顿遭遇到了有史以来最暖的一个冬天，这给了人们更多的直观感受。

　　当然，更重要的是，随着去年11月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出，整个华盛顿的政治气氛也已经开始转向了。

　　美国参议院前任环境和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詹姆斯·因霍夫（James Inhofe）一直声称，所谓全球变暖是“史上最大的愚弄行为”（greatest hoax of all time）。在这种情况下，邀请《恐惧状态》（State of Fear）这样的赝科学著作的作者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堂而皇之参加环保听证会，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在民主党控制国会之后，因霍夫的主席一职由民主党人芭芭拉·鲍克索（Barbara Boxer）接替。

　　“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或许美国选择强制性减排最终将不可避免。”美国“保护环境”（Environmental Defense）组织国际顾问安妮·派松克（Annie Petsonk）说。

　　2006年10月30日，英国政府正式发布了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主持完成的评估报告，对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给出了迄今最为清晰的图景：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都有可能灰飞烟灭。

　　激进的欧洲已经在酝酿进一步的行动。欧盟环境专员迪马斯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要稳定全球气候，发达国家必须在2020年前削减3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达沃斯的演讲中也重申了这一目标，即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将在2020年前完成30％的削减。这比《京都议定书》更具雄心。

　　中国角色嬗变

　　在目前的《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印度、巴西等国家一样，不必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相反，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等，中国还可以获得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CDM项目最大的受益国，其所占的市场份额远超其他国家。

　　但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被推到舞台中央的时刻越来越临近了。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不管是英国首相布莱尔还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在讲话中强调，应该建立一个包括中国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内的新排放体系。因为在批评者看来，《京都议定书》最大的“洞”，就在于它没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任何约束。

　　布莱尔强调，即使英国一点温室气体都不排放，也仅能削减世界总量的2％，还不足中国在两年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量。如果没有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经济体参与，任何新的体系“都没有现实的成功可能”（earthly hope of success）。而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到2009年，中国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此前，斯特恩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也强调，要稳定温室气体的水平，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做贡献，即在2050年，把排放量相对于1990年的增长控制在四分之一的水平。

　　然而，承诺之路对于中国而言绝不容易。

　　实际上，中国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潜在的严峻程度。1990年，中国就在当时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面，成立了以国务委员宋健为组长的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统一协调中国的气候变化对策，当然也包括外交对策。

　　在1998年中央机构改革之后，这一小组被重组为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由当时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任组长。2003年，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马凯新闻)成为第二任组长。

　　分析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小组由原来的环保部门转到国家发改委下面，显然是中国政府认识到了《京都议定书》可能带来的长期、复杂影响，以便加强在气候谈判时的统筹兼顾。

　　2005年6月，叶笃正、刘东生、何祚庥、孙枢、孙鸿烈、巢纪平、吴国雄和秦大河等八位中科院院士，联名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了设立国家气候变化科学特别顾问组的建议。在最高领导层批示之后，今年1月12日，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无疑，由12名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清华大学等顶尖专家组成的该委员会，将为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的决策，提供更多技术层面的支持。

　　这种关注度的提升，并不仅仅来自外部的压力。全球变暖的影响，在中国已日渐显现。

　　与美国首都华盛顿颇有些类似的是，在刚刚过去的1月，北京的气温也创了50年来的新高。在可能导致气温偏高的各种因素中，被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受全球变暖的大环境影响”。事实上，在过去50年内，中国东北北部、内蒙古以及西部盆地，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4度以上。

　　对于拥有庞大的农业人口的中国而言，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刘颖杰博士告诉记者，山东等中国主要的冬小麦产区近年冬季气温一直偏高。如果将来这种趋势加剧的话，很可能会影响粮食产量，因为温度高造成水分蒸发严重，同时升温也对病虫害防治带来负面影响。

　　在过去30年中，中国境内的冰川已有八成以上出现了退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郑度曾在去年6月下旬考察了西藏波密，那里冰川退缩的速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财经》记者说，如果冰川继续退缩，注入长江上游的径流可能就会减少。而对于西北干旱区，冰雪融水更是最重要的依靠。

　　郑度更大的担心，则来自全球变暖对于青藏高原的影响。在他看来，“世界屋脊”上雪盖的面积与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2000年，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陈乾金研究员就发现，凡是青藏高原当年冬季多雪，次年夏天长江中下游出现洪灾的可能性超过了三分之二；凡是当年冬季少雪，次年夏天出现旱灾的可能性则超过了七成。

　　从去年至今，长江流域很多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以及江西等地，都在经历着百年不遇的旱灾，这是否与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川退缩，甚至积雪变化有关？如果这样的话，这是否意味着就长期而言更加严峻的考验？

　　也许科学家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来回答这些问题，但很显然，即使对于中国普通百姓而言，全球变暖已经不再是遥远的、幻影般的威胁了。

　　改良还是革命？

　　1月26日夜，达沃斯一个小而温暖的饭店，窗外是久候的雪花，咖啡厅里聚集了20多位谈兴未已的午夜漫谈者。他们当中有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一位美国前财政部长。他们迅速地找到了兴趣的交集——气候变暖。

　　——200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Engle）认为，应直接对碳排放征税；199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Steve Chu）的看法是，虽然目前尚不可能被政客们接受，但也许可以公告将在多少年后征税，以便企业们调整行为。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悲叹中离题——美国在对碳征税这个议题上远远走在了欧洲后面，原因是欧洲有更好的社会保障网，而更好的保障使人们更勇于面对风险。

　　——前美国财长萨默斯（Robert Summers）迅速把话题拉了回来，他认为征税最困难的还是如何把发展中排放大国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如果不对发展中国家排放征税，就可能给予其产品以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要把他们纳入进来，所需要的成本又可能是这些国家难以承受的。

　　——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则指出，不一定需要全球统一的对碳排放征税框架，也许国家之间双边谈判就可以……

　　这场发生在达沃斯的雪夜漫谈，由此进入下一轮唇枪舌剑。

　　正如学者们所洞察的那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无论是否采取措施，都不会是免费的，“马上采取行动也许将是代价最小的”。欧盟环境专员迪马斯告诉《财经》记者。

　　不过，如何采取行动，这是一个问题。所有的设计，都绕不开《京都议定书》遗留下的一个“巨大黑洞”：在未来的架构中，是否应该把发展中国家包括进去？如果要的话，那么是什么时候，2012年《京都议定书》一期目标完成之后，还是更远？

　　换句话说，到底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改良，抑或是革命？

　　在达沃斯，与会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暗示，应该给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时间，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公平问题”（a matter of fairness）。毕竟，工业革命以来，北美和欧洲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超过了总量的七成。

　　迪马斯也认为，今后的谈判还应该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内进行，因为现在“还看不到更好的替代方案”。当务之急，是如何使得这一机制更加有效地运行。

　　这也正是与会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想表达的。他在发言时称，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内各国应增加交流，“对话而不是谈判”。会后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张承认，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能源消费水平必定相应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会增加，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也强调，中国实际上已经在致力于节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不能因为环境问题，就根本不发展。要统筹兼顾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尽可能地节约能源。”张晓强补充说。

　　多位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都表示，由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完成转变，资源禀赋又不同于大部分现有发达国家，加上数据和资料的缺乏，现在就预测中国需要多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足以支持现代化进程，仍然为时过早。

　　“我们当然注意到全球变暖对中国的影响，毕竟，中国不是生存在地球之外。但不管谁贸然去承诺减排目标，影响经济增长怎么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

　　如何为“共同的地球”，承担“共同而又区别的责任”（公约确定的原则）？中间的度又在什么地方？除了可以预料到的更加艰巨、漫长的多边以及双边谈判，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正如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高广生撰文指出的那样，在全世界迄今提出的20多种排放权分配方案背后，各种利益的纠葛可想而知。

　　即使按照斯特恩的说法，要把中国205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在比1990年高四分之一的水平，恐怕中国也难以接受。毕竟，1990年对于发达国家已经是经济稳定增长之后的基准点，而对于中国来说，才刚刚是一个经济腾飞的起点。

　　据中国科技部、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发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称，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不宜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不过，这一分析完全基于中国的内部考虑，或许并未充分考虑到气候变化作为国际社会关心的最主要议题之一将带来的外部压力。比如说，一旦美国未来重返谈判进程，中国肯定将承受更加巨大的压力。

　　当然，中印等发展中的人口和排放大国，也不是没有应对之策。一些学者认为，为什么要按照国家而不是按照人均来划分碳排放配额？倘如此，即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但人均碳排放也还只有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对《财经》记者表示，按照这一规则，发达国家将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购买额度；后者则可以获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从而有可能顺利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但即使这样，也有人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仍不够公平。毕竟，这还只考虑了人均增量部分，没有考虑到存量部分。更何况，中国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经济以及贸易模式，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也都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准备好了吗？

　　科学家警告说，全球气候变化有可能在未来十多年中就接近“拐点”（tipping point）。一旦不采取措施，届时这种改变将再也无法逆转；但很显然，不管是世界还是中国，都还远未做好准备。

　　在达沃斯进行的现场调查就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有超过55％的人认为，在人类面临的所有重大挑战中，对于气候变化的准备是最不充分的。

　　按照《京都议定书》，对于2012年之后的减排方案的谈判，应该在2005年就启动。虽然缔约方先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以及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了两次会议，但整个进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欧盟环境专员迪马斯说，按照去年11月内罗毕会议的决议，各方应在2008年完成对《京都议定书》体系的重新评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施泰纳在达沃斯也发出警告，除非各国政府采取重大举措，否则新一轮的气候变化谈判几乎肯定会面临崩溃危险。

　　在中国，虽然政府设定了雄心勃勃的节能目标，即在2010年，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但从刚刚过去的2006年来看，每年4％的分阶段目标无法兑现几成定局。

　　2006年12月26日，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外交部以及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但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气候变化虽然很多部门都在参与，但优先级别都不高，至于对策，更是多集中在“泛泛而谈”的层面上。距离真正的可操作性，仍然有相当的距离。

　　2006年下半年，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北大环境基金会主席江家驷一直在推动中国气候交易所的建立，以便让中国通过市场机制探索减排之路。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张称意博士对此提议表示赞同。

　　他认为，现在距离2012年至少还有三四年的“窗口期”。通过这个交易所的建立和运作，中国不仅可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其在运行中的缺陷。

　　目前，从《财经》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出于多方面的顾虑，相关部门对此并不十分积极。中国目前的准备，可能连相对保守的气候危机都难以应对，更不用说“最糟糕的情境”（the worst case scenario）了。

　　“最糟糕的情境”并非全无可能。

　　根据2月2日最新发布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到2100年之前，海平面可能会上升59厘米左右。一般认为，IPCC的报告要兼顾到各方的立场，往往都比较保守和谨慎。真正的情况或许更为严峻。

　　以学术界普遍谈论的全球变暖“正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为例，此次报告中，只部分包括进去了水蒸汽的增温作用以及植物固碳能力的下降。随着温度升高，海洋的蒸发加剧，而水蒸气本身也是一种高效的温室气体，增温效应要远大于二氧化碳。

　　同样，一旦温度升得过高的话，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也会减弱，也会导致二氧化碳的沉降速度下降，浓度升高。

　　还有更多可能的正反馈机制在，比如在湿地、冻土、湖泊和海洋中，存在着大量的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富含碳的沉积物。而其主要成分甲烷的温室效应，要比二氧化碳高出21倍。早在2005年，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气候学家辛德尔（Drew Shindell）就警告说，甲烷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比IPCC之前的估计要整整高出一倍。一旦全球变暖导致永冻土退化，并且这种升温逐步传导到深水、深海的话，大量甲烷的突然释放，很可能会极大地加快气候变化速度。

　　冰川迅速融化，海平面上升，以及各种极端性气候事件的大幅度增加，这将是一个梦魇般的场景。届时，决定人类命运的，很可能将不是历史经验，而是现在的准备程度。

　　虽然这一切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正如《科学》杂志所说，这一切，都是有很可能“真实发生的事件”（probable event），而不仅仅是“假想中的可能性”（hypothetical possibility）。■

　　封面同组文章：全球变暖将如何改变中国？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