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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延信:用半辈子只做一件事情

  很多伟大的事情反而是一些小人物做到了,他们做到的惟一原因,是他们有一颗伟大却朴素的心

谢延信:用半辈子只做一件事情

谢延信给岳母梳头 焦作煤矿供图

  最近一年里,55岁的河南矿工谢延信正成为方圆上千公里内的“大名人”———这个个头矮小,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的“小老头”,他的头像正被印成海报在中原大小城市张贴,以他命名的展览馆也已开门接待参观者,甚至他还确定将走进人民大会堂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内退前只是一位常年在192米井下工作的普通采煤工,最后的工资也仅是631元;他没有井下舍身救人的壮举,也不是先进劳动技能的发明者,甚至缺乏一技之长,目前中风初愈,工作档案的奖惩栏上空空如也。

  谢延信似乎只做了一件事情。他用半辈子———33年时间———照料病中岳父母及呆傻的妻弟,一度被邻居视为“傻子”、“固执老头”、“得不偿失”,但当了33年“傻子”后,几乎所有人都被感动了———“我真的做不到他那样”。

  谢延信的老家安阳,殷墟的所在地,自古就流传着“二十四孝贤”的传说,现在,他的名字被同样流传,人们总是习惯地加上一个前缀:“大孝至爱”。

  “我走了,这家就破了”

  岳母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和关节炎,冬天的时候连一滴凉水都不能碰,呆傻妻弟常常一出门就忘了回家,大小便总是粘满一身。他已经27岁了,成了这个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几乎没有机会回老家相亲,何谈续娶

  “33年如一日”,纸上轻巧,但谢延信却如口含铁榄,沉重得落泪。

  1974年,谢延信的妻子谢兰娥因产后风撒手人寰,撂下了4个待照顾的人———嗷嗷待哺的女儿、年迈的岳父母和一个呆傻的妻弟。听着谢延信含泪许下的“我替你把这个家撑下去”的承诺,妻子欣慰地合上了双眼。

  当时的他,22岁,并不是一个能挑大梁的汉子———初中毕业,学业一般,几乎没什么手艺,只编得一手好竹篮,但不足以养家糊口,在小学老师谢元亮眼里,是一个“不爱说话但有同情心”的老实人。丧妻之痛,改变了谢延信随后的生活。他当年的挣扎或犹豫已无从还原,哥哥刘延胜第一时间奉母亲之命去焦作看他,要他回来续娶,在焦作煤矿招待所那间只有七平方米的屋子里,谢延信说,我走了,这家就破了。1974年到1979年,他在焦作煤矿附近的一家窑厂打工,干着将土坯烧成砖瓦的重体力活,这里距岳父家十里路,谢延信时常骑着一辆二八式永久牌自行车来回。彼时的煤矿尚是万众羡慕的第一线工人,身为矿工的岳父还能支撑家庭,直到1979年,岳父脑中风,瘫痪在床,多难的家庭至此濒临崩溃。

  岳母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和关节炎,冬天的时候连一滴凉水都不能碰,呆傻妻弟一出门就忘了回家,大小便总是粘满一身。谢延信的日常生活由此定格,他白天烧窑,晚上回家做饭、洗衣,伺候岳父翻身擦洗,再替岳母烫脚按摩,还有妻弟,得一口一口地喂饭。

  当年遗留下来的一本钢笔字帖上,留着他曾摘抄的一句俗语,“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个恶名背到老”。如今,则归为一句简单的话,“不管,咱没人性。”

  谢延信一辈子在焦作打转,没坐过火车,没去过省城,最简单的乡土生活教会他的也正是这最朴素的是非。当然还有他对前妻的一份承诺。

  1980年代初期,依照当时产业政策,矿工工作可由子女顶职,岳父的内侄们闹着上了门,岳母是个明白人,质问侄子们,“我们生病这几年,你们谁来端过一碗水啊?”

  职位最终留给了女婿,这令内侄们大光其火,从此撒手不管,老人在老家的屋子也被扒了,断了回乡的退路。

  当时煤矿的劳资科长程兆太不放心,他见惯了后辈一顶职就弃长辈于不顾的事情,寻思着让谢延信立个赡养保证书,他记得那天,谢延信几乎跪下,声泪俱下,终于没忍心。

  为了告慰岳父母,1983年谢延信提出改姓。在安阳滑县老家,家族讨论会从晚上8点一直开到凌晨1点。族长刘延丕坚决反对,认为“愧对祖宗”,但无济于事。事隔多年,他说,“小亮(谢延信小名)也就是知会我们一声而已”。

  20多年后,程兆太几乎忘了下跪的细节,等看到报纸上宣传老谢了,觉得“真是个汉子,一言九鼎”,现在,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每位记者讲述上述细节。

  80年代的矿工月收入约为50余元,这甚至高于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薪水,但摊上两病一残的家,依然捉襟见肘。

  二十年里,焦作煤矿历经行业的起伏和大时代环境的变动,投射在这个近乎卑微的家庭,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和拮据。

  谢延信的生活就像苏打水,清淡而寡味,当同龄人竞相寻找出路,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时,他却必须困守这个破碎的家,无心亦无力。他烟抽得厉害,有一次下井,忘了掐灭烟头,被罚了五元钱。

  化解艰辛的方式只能是节俭,再节俭,“吃穿不问好歹”,有些时候令人觉得不近情理,他高血压多年了,却一直吃着醋泡花生米的偏方来治疗,最终还是中风了。

  对老人却是一丝不曾亏待,有段时间,矿上给予下井矿工的午餐补助是两个烧饼和两个鸡蛋,谢延信总是省下鸡蛋塞在内衣里,下班一回家,就把带着体温的鸡蛋给老人送上,岳母几次号啕大哭。当年的一位工友回忆说,“掘进那活,得端着几十斤重的钻头好几个小时,老谢吃那么点,怎么撑得下来的?”

  如今,被街坊们津津乐道的细节包括,岳父瘫痪在床17年,临终时,邻居帮着擦身换衣时,竟发现老人浑身没有一处褥疮,“若不是每天擦洗翻身,怎么能这样?”

  邻居们还能看到的是,但凡晴天,谢延信总是背着岳父出门,拿着板凳,伺候老人在旧招待所门口晒太阳,“17年不间断,细节见真心”。岳父患上肝硬化、癫痫等病后,大便时常干结,谢延信就用手一点一点地往外抠,后来还使用钢笔帽为岳父往外抠以减少老人的痛苦。在他的悉心照顾下,临终前老人居然能扶着墙走上一段路了,煤矿的医生说,缺医少药的条件下,这是个奇迹。

  岳父还喜欢豫剧,谢延信记在心上,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就买了收音机,这是当时家里唯一的电器,隔壁邻居对此唏嘘不已,“老谢平(谢平新闻,谢平说吧)时连一个水果都舍不得给自己买。”街上的小青菜才1毛钱1斤,他都宁愿在煤矿的荒地上开垦种菜,从不上街,偶尔去也是专捡不花钱的菜帮。

  1996年,岳父去世后,因为经济所限,骨灰一直没有下葬,1997年,矿上领导去家里看望,谢延信指着骨灰盒,“家里最值钱的就这个了,150块钱”。他想了好多年,希望在附近的公墓买块墓地,让老人入土为安,但这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老岳母今年84岁了,住在最大的朝阳的房间里,装着家里唯一的暖气片,窗户缝隙被特意用一排砖头堵上了。记者问,女婿好吗?精神矍铄的老太太说,“不好我能活到今天吗?”

  她的呆傻儿子,乐呵呵地坐在母亲身边,被问起谢延信,不停地重复,“亮哥,好,亮哥,好。”他脑子里装不下太多词汇,而这两个最简朴的词汇的含义是对等的。

  谢延信此时就坐在隔壁阳台凑合出来的卧室里,面对着记者“这样的日子算幸福吗”的追问,他中风初愈,努力咬准着字音说,“不生气便是福,在一块就是家。”

  “我尊重我爸,理解他的选择”

  如今,所有的埋怨都已化解,刘变英自己身为人母后,终于与往事和解。“我尊重我爸”,她开始理解父亲的选择,几乎家徒四壁的家里,关于父亲事迹的宣传海报,贴满了床边的墙壁,和自己儿子的奖状一样,令这个农村妇女引以为傲

  1984年9月,经人介绍,独身已10年的谢延信终于有了第二场婚姻,对象是同村的妇女谢粉香。后者的经历生活亦很坎坷,前夫去世后,一直自己辛苦拉扯着两个孩子。

  如果以通行的互敬互爱为标准,这场婚姻缺少太多温馨的细节。事实上,夫妻婚后便长期分居两地,谢粉香在老家滑县照顾老谢父母和子女,而老谢则继续留在焦作伺候岳父母。

  这个会在正规场合佩带毛主席像章,在家里供奉毛主席画像的农村妇女,对身边的的丈夫常常表现出善意的责怪。

  她说,结婚时,才花了100块给自己买了两件衣服,办酒席时,竟还穿着补丁的裤子。如果追问,丈夫这么多年还买了什么礼物,她往往会陷入沉默,半晌后会补充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细节。

  有一年,谢粉香故意偶尔耍了点性子,偏要老谢给自己买双袜子,老谢拗不过答应了,结果真的捎回老家两双干净的袜子。后来才知道,袜子竟是前妻的遗物。如今她会嗔笑着说,“那会他还没中风呢,装着脑子不好使。”

  2004年,谢延信突发脑中风后,谢粉香专程来焦作照顾他,刚刚搬进集资房,谢延信说什么也不让谢粉香靠墙睡得太近,“墙刚刷,还没干,有潮气。”听者以为这是丈夫关爱妻子的表现,谢粉香却一本正经地解释:“那是怕我身体不好给他添麻烦。”

  许多时候,连架都吵不上,谢粉香说,他就是闷着不说话,从焦作偶尔回老家也没安过心,尽惦记着矿上的那个家。

  在十年前的中部农村,以各自的处境而言,这实是一个同病相怜的结合。谢粉香说,“当时就图他照顾老人,心好,不会亏待我的孩子。”

  这种朴素而纯粹的愿望,得以令这个外人看来“关系复杂”的家庭,和谐地支撑到现在。将心比心,她在为现任丈夫骄傲的同时也承认,“顾了别人,而忽视了自家。”

  在老家滑县,邻居们会说,不是谢粉香,老谢顾了岳父那家,自己的家就毁了。

  如今滑县离焦作煤矿两个小时的车程,但在20年前,谢延信骑着二八式永久自行车,需要整整骑上一天。为此,回滑县也构成了对他的挑战。

  邻居们直至最近才知道他改姓的事情,他的侄子曾有三次去矿上找他,问“刘延信”,答无此人。

  小女儿刘凤霞是谢延信和谢粉香所生,她甚至记不得某一年春节家人团聚的场景,她说,“一个月不见母亲,很想,但是半年不见父亲,一点概念都没有。”

  老家的房子要翻新,谢延信的贡献是500块现金,几乎没回来露过脸,村里人看着孤儿寡母深夜里拉土方奠地基,数落着谢延信一百个不是。

  现在,在滑县,这个谢粉香独力操持的家里,记者试着询问,家中可有什么物件是父亲添置,子女的回答总是尴尬的摇头,最后找着的是一件编篮,由塑料包装带交替错结而成的工艺品。

  这玩意是谢延信唯一用以交际的工具,在焦作矿上,他的对门邻居和社区的同志,的确很多人家里存着类似礼物。

  记者很难找到一张这个复杂家庭的全家福,事实上根本就没有。

  大女儿刘变英倒是留着和父亲惟一的合照。1994年新婚后不久,她带丈夫去焦作看望父亲,父亲难得陪着小夫妻去了趟十里之外的人民公园,本来是没带相机的,竟巧遇到了一同村的姑娘,才留下了这张合照。

  照片上的谢延信穿着褪了色的黄军装,围着围巾,与女儿显得生分。

  对于这个前妻留下的女儿,父亲是充满着愧疚的,出生40多天,就被送到了老家,没有奶水,从邻村借来了羊,竟是靠羊奶喂养大的。

  大女儿的眼睛至今看东西,会重影模糊,这缘于小时候的一次事故,因为父亲不在身边,错过了治疗。

  如今,所有的埋怨都已化解,刘变英自己身为人母后,终于与往事和解。“我尊重我爸”,她开始理解父亲的选择,几乎家徒四壁的家里,关于父亲事迹的宣传海报,贴满了床边的墙壁,和自己儿子的奖状一样,令这个农村妇女引以为傲。

  一位真实的“小人物”

  回来的车上,他摸索来摸索去这透明的奖杯,从来没见过,终于忍不住,问矿上的干部,“兄弟,这东西值多少钱啊”

  半辈子为赡养生活所累,属于个人的爱好和兴趣便显得奢侈。据说谢延信年轻时疯狂喜欢武侠,如今还记得《岳飞传》的名字,还据说他写得一手好钢笔字,缺了封面的字帖里,有一些模仿毛体的钢笔字迹,却是一些俗语摘抄,比如“不明之财不可收,昧心之食不可吃”。

  焦作煤矿的张书记说,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惟其如此,他的人和事才“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

  矿上的宣传干部赵国堂,目睹了谢延信出名前后的经历,不无感慨,“本色不变,许多时候可爱,又真切。”

  至今,谢延信仍不习惯出镜和讲话,他拙于言辞,人一多就会掌心出汗,记忆因中风受损,总是憨厚地笑对话筒,“没啥,没啥。”

  2006年10月,他去焦作作报告,市里领导特意安排他入住迎宾馆的总统套房,当时的照片显示,老人颇不习惯,僵硬着身板,蹭在床沿。这天晚上,他抱着外孙,愣是没睡在床上,窝在沙发里一晚。

  也是这一年,当选河南省敬老模范,要去省城郑州领奖了,第二天,他腼腆地问宣传干部,“你嫂子也想去,中不?”这是他出名后唯一的一次额外要求。

  矿上见他没像样的衣服,决定送他一套,在商场里,问喜欢什么样式,谢延信都是“中,中”,最后从上到下,从衬衫到皮鞋袜子,全买了遍,才花了490元。对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老谢憨厚的笑,一声不吭。

  这双皮鞋,后来在他接受中央新闻采访团采访的时候穿上了,一看鞋面浅浅的折痕,就知道平素根本就不怎么穿。

  那个时候,他已经中风过,脑子反应迟钝,宣传干部临上奖台前,提醒他别忘了对领导说谢谢,别忘了转过身时举起奖杯示意。结果一上台还是忘了,下面的干部急得直示意,老谢才突然醒悟似的举起奖杯,两只手臂伸得笔直。

  回来的车上,他摸索来摸索去这透明的奖杯,从来没见过,终于忍不住,问矿上的干部,“兄弟,这东西值多少钱啊?”

  今年,矿里为了更好地宣传其精神和事迹,提议办一个谢延信事迹展览馆,许多实物临时从他家里借用,并开了清单。

  结果,他还是忘,成天在家里找镰刀,找收音机,后来看到用铁丝锯条做成的菜刀还在,视若珍宝。

  他的生活一如既往地不宽裕,有一次,在焦作市参加完“河南文明家庭”的颁奖晚会后,矿上领导问他想吃什么,谢延信说,吃碗面条吧。后来矿上出钱,犒劳了一顿北京烤鸭。这成为他那段时间里最津津乐道的荣光,时不时摆在嘴边,“我吃过北京烤鸭了,我也坐过大饭店的圆桌了。”

  社区服务中心出于爱护,给他家里重新粉刷了墙壁,河南冬天冷,原来的破窗户呼啦呼啦地透着冷风,又给他安装了封闭性能好的铝合金窗户,这几乎是二十余平方米的家里最具现代化的特征。

  阳台被临时改成了小房间,小女儿刘凤霞到焦作打工时就住在阳台上,家里太小了,憋得慌,和男朋友才认识四个月,就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嫁。

  各级领导不时来探望,于是家里多了洗衣机和彩电,但记者采访时,这些家电原封不动地摆着,他说,“吃穿不问好歹,习惯了。”

  实际上他的身体正日益衰老,并且不可遏止地被病痛折磨,工作的轨迹也印证了这点,他从井下的掘进工,拿着铁钻在水花四溅中钻击煤层,到运输工,将井下矿渣用轨道车运回地面,再后来到了井上,最后只能看管矿上的泵房了。

  工会的领导曾上门劝他申请救济,结果申请书都写好了,还是没有上交。赵国堂说,他很自尊。

  这之前,焦作煤矿效益连年滑坡,大批工人下岗,并无显著业绩的谢延信曾在其列,他硬是不求人。若不是当时的煤矿党委书记及时干预,他在物质上的窘境或许更糟。

  矿上竭尽所能地给予照顾,最新的一份工作是安排其在机电房里接听电话,以传达井下状况。除此,公司的领导有点为难,“我们不能因为他成了典型,就给予特殊照顾。”

  谢延信很清楚这点。邻居有时会在后面撺掇,“趁这机会,给你的孩子寻份工作啊。”小女儿迄今还在婆婆家赋闲,被问起为什么不劝父亲去求下领导时,这个才21岁的姑娘说,“我爸爸不会的,说了就不是他了。”

  谢延信不说,他只埋着头去做。但荣耀还是不期而至:现在,他很有可能成为焦作煤矿108年历史上的又一位风云人物。

  半个世纪前,焦作煤矿的刘九学,曾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浩大的“刘九学安全生产运动”;矿上的采煤班长丁百元,去世后亦成为中国煤炭博物馆里的七尊矿工铜像之一,默默地看着这位姓谢的憨厚晚辈名扬天下。

  (《焦作日报》记者许伟涛、赵晓(赵晓博客,赵晓新闻,赵晓说吧)晓对此文亦有贡献)

  ■记者手记

  有种爱,无法衡量

  焦作煤矿的宣传干部赵国堂是第一个发现谢延信事迹的人,1985年起,他和谢延信一家相邻而居,住在煤矿的旧招待所里。

  12年后,他写了第一篇6000字的稿子《爱心撑起一个破碎的家》,发在《焦作矿工报》周末版第一版上,40元稿费。这一年,谢延信第一次获得奖励,在焦作矿务局举办的家庭美德演讲会上,他的经历被写成了感人的演讲稿,获得了二等奖。他是十位获奖者中惟一的男性。

  然而,从1997年到2006年,整整十年时间里,谢的事迹只止于矿区间的口耳相传,赵国堂写过很多相关稿件,投到全国各个报社,结果采用寥寥。

  他说,最大困扰在于,许多人都怀疑事迹的真实性,或者真实程度。孝敬,这个最为朴素的传统美德,何以一度成了最难以令人信服的事情?

  类似的对真实性的困扰,即便在十年后的今天,在我们走进焦作的初期,一度依然顽固地蒙蔽着我们。

  一位同行采访半途,近乎绝望地说,这简直不是正常人所为,他图什么啊?

  我理解他所说的正常人所为的指向,如果真的以“利益衡量,得失比较”这个现今要多流行就多流行的逻辑去考察,会得到什么结论?

  谢延信不是共产党员,又不是领导干部,没有太多身份和面子的顾虑,他生活拮据、自顾不暇,远非生活无忧后而滋生怜悯,前妻已经去世,他也另有家庭,偶尔嘘寒问暖可以,何必日日伺候?两个体弱多病的老者和一个傻子,又能给他的照料回馈什么?

  古语尚有“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他们之间并无血缘维系?

  我们走访了老谢的邻居、工友、领导、家人,出于朴素的爱护,他们反复言说的总是“好人、了不起”一类的形容词,甚至连抽烟的嗜好,也被刻意忽略。老谢的中风后遗症,使得记忆衰退,反应迟钝,他已经无法直面这些近乎残忍的追问。

  采访过程中,最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谢延信顶替岳父获得矿工一职,许多记者包括我一度相信,这才是最真实的逻辑。在经济动力充溢社会角落的今天,利益动机常常被视为最颠扑不破的“真理”。

  可是,赵国堂反问我们,为了换回一份矿山工作,何以解释33年的存在?一个如果一开始就打着得失算盘的人,难道连这简单的算术都不会?

  事实是,老谢付出的代价太多,他的生活因为两位老人的存在而拮据困顿,他失去了像同龄人一样在经济巨变的时代中,寻找其他出路的可能,他甚至对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满怀愧疚,严格意义上说,他是亏欠他们的。但他又的确改变了太多。

  在安阳滑县的谢的老家,这个中原最为普通的村落,我曾试图推开一户人家的门,随意走访。当地的一干部拦住了我,善意地说,别去,那是傻子人家。回来的路上,在村口,我还遇到了另一位傻子,鼻涕满面,惊恐地站在路边,身上的污垢几乎遮住了衣服上暗色的花纹,村民们遇之则远远绕开,我亦如此。

  我突然就想起谢的那个妻弟,那个只会念叨“亮哥,好,亮哥,好”的傻子,衣着素净,脸上的神情安详满足。

  赵国堂曾对我说,我用12年的时间才考验出一个真相,言下之意是,你们却用7天在寻找一个虚妄的动机!他有些生气。

  这句话,被我忽视了许久,直到最后,我才释然,并开始自责。(录入:陈利明)

  

(责任编辑: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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