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WTO之后最重要一场国际谈判

　　世界气候谈判的实质是分配日渐稀缺的温室气体大气容量资源，如果说几个世纪以来对国家疆土的分割已大体结束，那么，对环境容量资源的分割才刚刚开始。

　　气候谈判的结果，将直接事关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之中的中国的国家利益，并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模式产生重大影响

2007年1月26日，在哈尔滨市开发区广场内的部分冰景开始融化，工作人员已经设立警示牌提醒游客注意安全　CFP／图

　　鲜为人知的国家气候谈判代表

　　2000年9月，在法国里昂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会议上，时任法国总理若斯潘提议全场1700多名各国代表起立，为一位中国老人默哀。

　　这位老人的名字叫钟述孔，三个月前因病去世。“像这样为一个国家的气候变化谈判代表默哀，据我所知还是第一次”，气候谈判中国代表团成员、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说，“钟老师既是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也是气候谈判的推动者。

　　对中国公众来说，钟述孔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但在气候谈判圈内，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他给周恩来当过翻译，是气候谈判中国代表团的首批重要成员。

　　吕学都留有钟述孔的很多手稿。他的办公室已经搬过4次，扔掉的文件不计其数，但这些手稿不敢扔，“因为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献”。

　　国际气候谈判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0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首次发布评估报告，认为持续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将导致气候变化。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次年，联合国就制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始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多边国际谈判。中国则在1990年成立了以国务委员宋健为首任组长的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协调外交谈判在内的中国气候变化对策。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曾撰文指出，气候谈判的实质是分配日渐稀缺的温室气体大气容量资源，如果说几个世纪以来对国家疆土的分割已大体结束，对环境容量资源的分割才刚刚开始。既然是一场争夺稀缺资源的谈判，其难度和复杂性可想而知。在邹骥看来，“气候谈判是继WTO谈判之后最重要的一场国际谈判，因为它几乎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及基础的所有方面，而钟述孔先生和其他老一辈谈判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持续了56个小时的一次谈判

　　参加过多次气候谈判的中国农科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所原所长林而达说，加入W TO，是加入一个人家已经制定好的规则，而加入公约，是从一开始就参与制定规则。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包括中国政府总理李鹏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代表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下简称公约）。公约明确规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保护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约于1994年生效。

　　自1995年起，缔约方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谈判。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3次缔约方大会期间，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各缔约方代表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2012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平均减少5.2％。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以国际法形式就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

　　有关那次京都谈判的情景，当时中国谈判代表团成员吕学都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两个星期的大会期间，最长的一次谈判竟然持续了56个小时。会场不提供饮料和食品，代表们只好利用会间短暂的休息时间胡乱吃点东西。中国代表团当时只有八九个人，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代表团都在数十人以上。吕学都说：“我们就那么几杆枪，别人却可以轮流上阵”。因此，包括67岁的钟述孔在内，中国代表团成员连续两个晚上没有离开会场。

　　中国代表团面临着空前的压力。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给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打电话，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亲赴会场发表演说，美国谈判代表则频频约见中国谈判代表，希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承担减排义务。

　　在谈判桌上，新西兰代表团还“临时”抛出一个提案，建议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问题。钟述孔当即要求发言，坚决予以回击。接下来，4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相继发言，以排山倒海之势否决了新西兰的提案。

　　美国《华盛顿邮报》对会议的紧张气氛进行了报道，并引用了钟述孔的一句精彩言辞：“发达国家每两个人就拥有一辆小汽车，可你们连公共汽车都不想让我们坐！”

　　邹骥也出现在京都第3次缔约方大会，但当时他还不是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只是参加了一个边会（Side Event）。除政府代表团以外，每次缔约方大会都会引来数以千计的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士、各大公司游说者和新闻记者等。

　　两年后，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5次缔约方大会上，邹骥才初次结识中国政府代表团，并在一次允许旁听的公开发言中目睹了气候谈判奇才钟述孔的风采：那是一位年近七旬的长者，英语略带中国口音，但非常流利。

　　邹骥在欧盟委员会环境总司做实习研究员时，顶头上司Jose Delbeke就曾多次提及钟述孔，称这个中国老头立场强硬，是让他们既头疼又敬重的对手。而气候谈判圈内也流传着钟述孔的不少轶事。例如，有的小岛国在谈判中提出，它们是海平面上升的最大受害者，希望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英国代表跟着诉苦，说自己也是一个岛国。钟述孔当即发言：“你们不是小岛国，你们是大不列颠！（You are not a small island country，you are Great Britain！）”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邹骥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也会和钟述孔那样在谈判桌上与对手唇枪舌剑。2000年夏天，钟述孔去世后不久，这位39岁的环境经济学教授收到了来自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发来的公函，邀请他出任谈判代表团成员。他非常激动，“我一介书生，报国有门了”。

　　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于2001年3月宣布撤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退出《京都议定书》。澳大利亚紧跟着也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处在一个生死关头。2001年下半年，第6次缔约方大会的后续会议和第7次缔约方大会先后在波恩和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由于各方采取相对灵活的策略，最终达成“马拉喀什协定”，挽救了《京都议定书》，为议定书的生效扫清了障碍。

　　中国代表面临巨大压力

　　邹骥说，在气候谈判桌上，不光是英语好、懂外交就行，科学、经济、政治、法律也都要懂，否则会吃亏，“我生怕一个词或一句话不妥，将来就会影响中国的一个群体或一个行业”。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林而达对此也有同感。2001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会议上，当时欧美国家有研究结论认为，全球还能容忍的变暖幅度在2到3摄氏度之间，林而达等中国科学家表示反对，理由是这个结论还充满不确定性。双方争执不下，最终欧盟提出“a few degree”的折衷说法，即容忍的变暖幅度为几度。这次科学论争后面蕴藏着丰富的政治含义。假如将全球能够容忍的变暖幅度定为3摄氏度，则可以计算出大气中还能容纳多少温室气体，发展中国家所能分配到的温室气体排放资源就非常有限了。

　　2005年2月16日，随着50多个缔约方的核准加入，《京都议定书》终于开始生效。根据《京都议定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必承担强制性减排指标，还可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与发达国家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双赢合作。

　　CDM是指发展中国家借助技术改造等方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后通过项目合作将减排量销售给发达国家。据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CDM官方网站的信息，中国已批准300多个CDM项目，其中，去年年底以前批准的255个项目预计减排7.5亿吨。目前市场上温室气体减排量的价格突破了每吨10美元。显然，中国企业可以从CDM中获益。

　　“这不是他们的施舍，也不是慈善。温室气体主要是工业化国家两百多年来排放的，治理是他们的历史责任。但你如果不去谈判，他们自己不会掏钱出来。”邹骥说。

　　外国一些机构称，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2006年11月，第11次缔约方大会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澳大利亚一个研究机构称，如果中国不减排，澳大利亚就不会减排。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高广生回击说，中国人口是澳大利亚的65倍，如果澳大利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乘上65，马上就会变成世界第一。

　　面对这样的指责，邹骥有一次在谈判桌上显得非常激动：“我来这儿一趟要花几万元人民币 ，够一户中国农民花上好些年。我来干什么？受中国老百姓之托来的。你们人均能源消费是我们的几倍，减排效果也并不令人满意，却整天要求我们中国减排。你们应该去中国看看，看看夏天有多少人用不起空调，冬天有多少人还无法取暖……我们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当然意味着要排放。我们这是必要的排放，不是奢侈的排放！”

　　中国所面临的压力，从即将公布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也可见到端倪。该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潘家华说，在IPCC的三个工作组中，有关减缓对策的第三工作组报告肯定最为激烈，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谁可以做什么，谁不可以做什么。据他透露，报告中预计会有“新增发 电装机容量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一类的描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句话矛头所指正是中国。而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将成为未来几年气候谈判的主要科学依据。

　　潘家华认为，气候谈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科学政治，需要依赖和利用科学。美国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诺减排，就有一大堆“科学证据”。欧美学者凭借英语和学术背景的优势，左右着IPCC报告的评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拿出客观的观测数据和研究成果，并且在公开的国际刊物上发表，才能更好地支撑自己的立场，向发达国家反击。

　　邹骥和同事们每次出国参加谈判，气氛都非常紧张。一旦回到国内，却发现很多人并不怎么关心气候变化问题，也不太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尤其是企业，不论国有还是民营，与国外企业差距很大，战略意识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谈判期间，许多国外企业都会派出专业的游说者，积极影响游戏规则的制定，却很少见到中国企业的影子。”

　　谈判并没有结束。《京都议定书》只规定了发达国家在2012年之前的减排义务。2012年之后，即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何去何从，还需要各国代表继续磋商。

　　除了商谈2012年以后的减排指标以外，在公约框架下还有很多议题需要谈判。例如，“技术开发和转让”议题在内罗毕会议上毫无进展。邹骥表示，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发达国家不肯转让有益于保护气候系统的先进技术，落后技术造成的温室气体高排放状况在几十年内将难以改变，我们将错失保护气候系统的最佳机遇。他补充说：“这是一场没有尽头的谈判。”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