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理想

　　很多经济学家把现有制度约束条件下企业家收买、勾结官员的腐败，视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当然，这些经济学家毕竟还是很理想的，或者曾经很有理想。他们的终极理想是私人财产权、自由市场、法治及宪政。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求人们接受这个次优选择，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次优选择是现有约束条件下实现这些终极目标的唯一道路。

　　这些经济学家的推论过程是：面对一些僵硬的政府管制，部分企业家贿赂、收买政府官员，就为市场打开了门缝，从而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将会使很多人获得财产，其中当然包括企业家，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私人财产，就会推动政府强化法治。不过，先不管残酷的现实，仅从理论上说，如此期望未免过于乐观。

　　谁的收益在最大化

　　主张腐败有利论的经济学家坚信主流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即个人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选择。一些企业家之所以贿赂相关管制官员，乃是因为，给定管制，贿赂是这些企业家能够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同样，那些官员之所以愿意放松管制，也是因为，他获得了贿金补偿，从而愿意放弃某些权力。这些经济学家期望采取某种赎买策略，令相关管制官员逐渐放松管制，从而瓦解僵硬的管制体制，让市场获得发育的空间。

　　然而，假如严格按照经济学的这种推论，则这些企业家的贿赂只会让管制趋向强化。显然，相关官员很快就会通过经验学习到一点真理：维护和强化管制就是他实现自身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策略。他之所以能够在政府发给的薪水之外获得灰色乃至黑色收入，仅仅因为自己掌握着管制权力，权力越大，权力的灵活性越大，他的寻租空间就越大，贿金收入也就越多。

　　而且，企业家贿买官员，所支付的并非官员放松管制制度的成本，而仅仅是部分官员对自己例外的成本。贿买者总是单个企业家，所以，也没有哪个企业家愿意为管制制度本身支付租金。每个企业家所寻求的仅仅是个人收益最大化，因而，他并不关心管制规则本身是否变化，只要该管制规则对自己，甚至仅仅对自己的本次交易不再生效即可。这是降低贿赂成本的理性策略。再说，作为贿买者的单个企业家之间存在着非此即彼的恶性竞争关系，每个人都期望只有自己例外，其他仍被管制束缚着，这意味着自己将享有垄断特权，而垄断特权是每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家所梦寐以求的。

　　反过来说，相关官员也会通过经验变得十分精明：它绝不会把一项管制作为一个整体一次性出售，假如这样，他就是在自断财路，就绝不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的最优策略是每次只针对单个企业家，出售管制制度的一个例外特权。这样可以保持贿金收入的现金流之持久性。事实上，即使作为一个整体的企业家所支付的租金已足以换取相关官员取消一项管制制度，官员也仍然可以不放弃管制，因为，这些官员与企业家之间的交易并非正义的法治规则之下的平等交易，而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易：其中官员居于支配地位。因而，在接受了贿金之后，而且，这些官员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对企业家交货。对此，企业家无法寻求正规渠道的任何救济，除了黑社会的做法。

　　结论显而易见：依据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预设，恰恰能够证明，腐败将会把一个社会锁定在腐败的死胡同之中。企业家群体以及整个社会沿着看似能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最终却大幅度增加整个社会交易成本的危途狂奔。这些企业家的活动空间确实扩大了一些，但是，相关政府权力似乎并没有缩小，原因在于，这些企业家所得到的活动空间，不是制度化的，而仅仅是管制制度的例外。

　　财富的道德属性

　　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腐败确实可以弱化两种不同产权制度之间转换过程的摩擦，或者说降低其交易成本。中国私人经济空间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赎买策略”。

　　但是，这也必然导致一个“非意图的后果”：由此形成的新的产权配置结果之道德正当性比较薄弱。一些富人的“原罪”问题被舆论、被学者再三提出，原因正在于此。此种质疑一波接一波，导致国内财富最多的那个群体，始终处于不安、恐惧与焦虑之中。而富人们也十分清楚，舆论对富人的不利议论、民众的怨恨心理，随时可能促成某种清算政策，未来对于刚刚发财致富的人来说，存在着高度不确定。

　　这种不确定性促使他们在安排财富用途的时候，趋向于行为短期化。在经济活动中，一些富人的投资倾向于投入到快进快出的领域，带有强烈投机色彩，这可能极大地妨碍着中国经济结构之合理化。一个不为未来投资（考虑未来的投资，集中表现为知识与技术创新及企业组织创新）的经济体，其增长的潜力是可疑的。

　　在经济活动之外，部分富豪们更倾向于把钱花在奢侈品消费上，他们不愿意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这些富人们经常满足于财富强人的形象，而无意进行长期的社会投资，为自己博取社会声望。这是中国社会建设缺乏足够动力和资源投入的一个根本制约因素。因此，这些富人们有钱了，但其社会声誉却十分糟糕。有些人将其归咎于中国人的平均主义思想，这实在有点不着边际。古代中国的商人是教育、公共交通、社会救助等各种社会事业的主要举办者。当代的一些富人似乎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他们不敢相信未来，不再追求“不朽”。

　　更重要的，一个人的财富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他将借助何种手段保护他的财产。假如一个人通过贿买个别的特权积累了财富，必然倾向于借助个别掌权者的庇护来保障自己财富之安全。他不会把保障个人财富安全的需求，转化为普遍的保障个人财产权的权利诉求。因为，他是理性的经济人，对他来说，追求权利的成本太高了。而且，假如自己费劲争取这种权利，会让很多人搭便车，理性的经济人绝不会愚蠢到去做这样的事情。确实有很多人在呼吁保护私人财产权，但这些人是向往法治的学者，是普通中产阶级 ，而不是财富较多的那些人，也不是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们。

　　常有人说，与外国人相比，中国人极其聪明，这或可为主流经济学的“腐败有利论”作一注脚。但中国也有句老话：聪明反被聪明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