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人民币资产定价 中国:未来全球金融中心一极

　　中国资本市场整体发展的趋势则是：在波动中不断实现增长，最终成为世界多极金融中心之一，并行使其核心功能——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

　　■中国现阶段的资本市场并不能满足其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源，并为人民币资产合理定价，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一个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为人民币资产定价的资本市场。

这也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战略转型的目标—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并发挥其核心功能—人民币资产定价。 金融中心漂移说

　　国际金融中心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并早在中世纪已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不断发挥它的影响力。

　　国际金融中心应具有如下特征：国际金融机构、各种金融市场、国际借贷者汇集于一地，并从事实际金融中介活动。要同时具有这些特征，国际金融中心必然是一个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资讯发达、经济自由开放、法律法规完善的城市。13世纪的威尼斯就曾依托于兴旺的国际贸易和对君主的信贷，而获得当时世界上最著名国际金融中心的殊荣。到了17世纪，凭借荷兰经济力量的支持，又拥有整个欧洲商业和信息交换中心的优势，阿姆斯特丹后来居上，跃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之后，凭借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伦敦也成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并且凭借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国际金融中心从伦敦漂移到纽约，并且持续至今。虽然这中间经历许多变化，但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至今仍没有被撼动。导致金融中心变迁的因素多种多样，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但这也不意味着无迹可循，这些偶然因素中蕴涵着一些必然因素。很多共通的特质在不同的形成路径上，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进而产生了金融中心的内在共性。这些共性是由资本期望摆脱束缚和追逐利润的内在动力所决定，因此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

　　■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输出输入对世界贸易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通过比较世界各国商品服务进出口总额在总贸易中的比重演变趋势，我们发现，除了美国曾经在1994年到2000年这一阶段内存在上升的趋势之外，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均缓慢下降，而能够始终保持上升趋势的只有中国。

　　■大型国有企业回归A 股上市、中国股票市场对国际资本进行投资的渠道逐渐扩大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些因素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具有“人民币资产定价权”的中国资本市场。

　　■结合中国GDP 的发展可以做出预测，当中国的GDP水平在2020年分别达到50万亿元人民币、60万亿元人民币和70万亿元人民币的时候，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应当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到7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

　　■正像美国是全球美元资产交易的定价中心．英国是英镑资产全球交易的定价中心一样，中国也将成为世界多极金融中心中的一个。而这一人民币资产定价平台的最重要、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将是中国的股票市场。

　　■中国的GDP总量和增长率决定了人民币资产的高成长性和高盈利性，决定了中国能够承载和支撑的人民币资产交易的规模，而中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总额决定了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决定了人民币资产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相对地位，也决定了中国由贸易中心过渡为结算清算中心，进而成为世界人民币融资中心的路径。

　　中国资本市场在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这一重要制度转型之后，阻碍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制度障碍将被清除。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也将由此迈上新的台阶。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宏观经济长期以来高速发展；经济总量(以GDP衡量)稳步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升级；金融资产规模占GDP比重不断增加；金融机构管理、运营和风险控制能力不断增强。我们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战略转型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其转型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完成战略转型后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当我们把研究的视角拓展到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的相互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金融体系的发展能够促进一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而一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该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研究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确定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战略目标——成为全球多极金融中心之一，其核心功能为“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

　　实现核心功能——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

　　早在1911年，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就提出了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的五大重要作用：动员储蓄、评估项目、管理风险、监管管理层和便利交易。戈德史密斯等西方学者(Goldsmith)通过研究部分国家的数据，指出了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麦金农(McKinnon)通过类似的研究得出了和戈德史密斯一致的结论。莱文(Levine)进一步提出，“这一主要功能可以分解为五个基本方面：便利交易、避险、分散和分担风险(Risk Pooling)；配制资源；监督管理层和施加公司控制；动员储蓄；便利货物和服务的交易。”罗瑟和塞拉（Rousseau,Sylla）分析了1790—1840年美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他们指出，尽管实体经济部门在美国现代化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金融上的变化才是美国现代经济增长的真正推动力量。因为工厂建立、运河开凿、铁路的建造、棉花的种植、机器的广泛使用等，都需要新的金融创新支持。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两种类型

　　资本市场的存在能够避免(或者减少)企业融资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资源运用的效率，实现资产的合理定价。美国成长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经历表明，其金融系统最先发生了革新和发展，形成了现代金融的基本体系，为企业和政府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对美国经济的早期增长和现代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外学者的研究都强调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关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学者帕蒂克(Patrick)说：“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市场导向的经济体通过价格传导功能配置资源，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是金融机构数量和种类的增长，以及货币和总金融资产相对GNP和有形财富的比例的上升。”

　　帕蒂克提出“需求跟随型”和“供给拉动型”两种描述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之间因果关系的解释。其中“需求跟随型”强调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以及相关的金融服务的发展是对实体经济中投资者和储蓄者行为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体系的进步是普遍存在的、广泛的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供给拉动型”则强调金融机构、金融资产负债的供给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是超前于需求的，是现代社会中那些推动经济增长的部门中企业家们未来的需求。

　　“供给拉动型”有两个功能：“将资源从传统(非增长型)部门分配到现代部门；促进和刺激现代部门中企业对这些资源的反应。”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需求跟随型”的关系中，金融体系成为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实体经济的增长提出了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需求，而金融体系的发展(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双重发展)满足了实体经济对于资源配置、资产定价等多方面的需求，从而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实现了金融体系的发展。

　　“需求跟随型”和“供给拉动型”的关系在经济增长的历程中是并存的，并且在不同的时代发挥着不同的重要性。在帕蒂克看来，金融发展能够在持续的经济增长到来之前促进革新性的投资，当实体经济的增长到来的时候，供给拉动型的作用就逐渐减小，而需求跟随型的关系就逐渐变得重要。

　　中国也有学者研究了世界各国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金融学的学者孙杰曾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作出相关性分析。通过表1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资本化率与人均GDP 、人均GDP增长率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资本化率越高的国家，通常会有较高的人均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交易率和周转率反映了一个市场活跃程度，这两个指标也和人均GDP及其增长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市场的活跃程度，或者说市场的流动性也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从上述指标之间的关系机理不难理解：资本化率越高的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也越高，资本市场通过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也就越有效，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强，从而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就越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其增长部门对增量资本的需求也就越高，这也会促进资本市场等金融体系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相伴，最终达到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合理的定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研究，都揭示了金融体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相关的关系。

　　中国资本市场的作用将日益显现

　　中国的股票市场设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从设立至今，为中国众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筹集了大批资金，通过股票市场配置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资本市场功能的不断成熟和完善，中国资本市场从“货币池”到“资产池”的功能将逐步显现。

　　中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分为资金支持、效率支持两个方面来讨论。资金支持强调股票市场对中国企业的筹资功能。企业通过IPO、增发等方式在股票市场筹资，并将筹集的资金转化为产业资本；效率支持则强调股票市场将资金以不同的价格配置给不同的行业和企业，这一信息可以通过托宾Q和市盈率等指标反映出来。而这些指标可以引导投资者资金的流向，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下面我们主要关注资金支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通过表3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股票市场总市值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在30％～50％之间，股票市场筹资额与GDP的比重在1％左右。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市值与GDP比重均显著高于中国。而中国中长期信贷融资所占的比例则在逐年稳定上升，并且也显著高于市值与GDP的比例。中国中长期信贷融资所占GDP比例从1991年的14％上升到2004年的59％。对于股票市场筹资额和中长期信贷筹资额之间的差距，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而中国企业对中长期信贷的依赖程度在几十年来始终较高，发展已基本成熟，基于二者发展状况的不同，造成了中国股票市场融资额小于中长期信贷融资的格局。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和资产交易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是有多种原因的，既与中国资本市场建立的时间较短有关，又与中国资本市场体制不完善有关。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不断地发育、完善，上市公司的质量也在提高，资金渠道多元化等众多因素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对GDP的增长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打造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

　　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和成熟相对应的宏观经济背景包括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增加，贸易规模在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也逐渐增加，正不断跻身为世界主要货币之一。与此相结合，可以预见到中国资本市场的边界也将拓展，资本市场的作用也将不断增加。作为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的主要定价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人民币资产定价功能将伴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一个与之相配套的金融体系，而这个金融体系中资产定价的功能又尤为重要。资产的合理定价是有效配置资源的重要途径。资产的合理定价一方面可以引导资源的流动和配置，通过资产价格变动传递信息，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当然，资本市场在满足了资产定价的功能的同时，还应当有强大的经济规模、贸易规模以及经济增长率作为支撑等必要条件，才能成为国际多极金融中心之一。当一国的经济规模较小的时候，其经济很容易受到巨额国际资本的冲击，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作支撑的资本市场，当遇到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入和流出时会引发资产价格泡沫或价格体系崩溃。

　　当一国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时候，反映该国资产的盈利能力较低，从而资产增值能力也较低。没有较强增长性的资产或增长性较差的资产将不具备吸引国际资本的优势，从而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都会受到限制，这也就为一国成为世界多极金融中心创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一国的贸易规模反映了该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并且一国国际贸易规模较大的时候，其货币往往为世界各贸易国所接受。而当该国国际储备资产规模较大、经济发展稳定的条件下，该国货币则具备了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条件。以该国货币计价的资产也将随着该国货币国际地位的上升而逐渐在全球范围内交易，交易的规模又直接与该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的规模相关。结合不同时代的英国和美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我们不难看到英国贸易中心的地位把英镑和英镑计价的资产带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世界，而美国贸易中心的地位则为美元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资产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规模、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国际贸易的规模在客观上要求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强大的资本市场，能够在国际范围内配置资本，将国际资本转化为人民币投资，并且能够准确地为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定价，为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易构建一个市场平台。

　　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个平台的更深一步含义是它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不同风险和收益的资产选择，使得投资者能够在风险——收益平面内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配置资产，从而达到投资者的效用最大化。从这个平台对中国经济的支持角度来看，它通过调动全球范围内的储蓄，并将储蓄以人民币资产交易的形式转化为投资。这个平台通过资产交易的方式，对企业的发展和经济活动实行监督，在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平台的融资效率，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这是出于 “需求跟随型”的典型例子。现阶段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并不能满足其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源，并为人民币资产合理定价，从而进一步吸引国际资本转化为人民币资产定价的功能。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一个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为人民币资产定价的资本市场，这也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战略转型的目标——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并发挥其核心功能——人民币资产定价。

　　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功能的未来路径

　　下面本文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数据，对第一节的理论分析做出实证支持。首先将从中国经济规模因素角度对中国资本市场功能转型的要求做出分析，其次将从中国经济结构因素的角度做出分析。

　　规模分析：经济力量迅速提升

　　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了GDP以较高的速度增长。通过表4我们可以看到，中国GDP(以可比价格计算)从1994年的46759．4亿元人民币逐年上升，增长速度在每年7.1％～12.6％之间。2005年中国GDP总额已经达到了182321亿元人民币，并且2003、2004、2005年连续三年GDP增速超过9％。在表4所列示的年份中，增长率超过10％的有两年，超过9％的有四年，超过8％的有三年，超过7％的有三年，表中算术平均GDP增长率为9．0％。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在沈阳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生产力大会上这样评价中国的GDP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年均9.6％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增长了11倍。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数据，2005年，中国GDP达到22350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5年的约5％，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至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5％，仅次于美国，已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助推器。2005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70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21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4，大体上与乌克兰相当，全球排第110位。”

　　中国GDP总额的大规模增长，表明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意到中国经济蕴含的巨大潜力，这也就刺激了国外资本流入中国进行投资的需求，而中国从人均GDP角度考虑，则存在着进一步的发展空间，这也为全球资本流入中国提供了巨大的盈利空间。

　　图2以2005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为基础，分不同的年均GDP增长率情况预测了中国在2020年GDP总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2006年到2020 年这14年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5％的情况下，中国2020年GDP的规模将达到约40万亿元人民币，而当中国在这一阶段的GDP年均增长率为10％的时候，中国在2020年的GDP总额将为75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需要巨大的资源作为支撑，这些资源包括国际资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FDI)，也包括国际资本和中国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合资企业，还包括国际资本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购买中国现有企业的股权等多种方式。这些方式最终将归结于资本向资产的转化，这就在客观上对金融体系的发展提出了要求。中国资本市场能够为资本的流入和资产的交易实现合理的定价。国内外资源从资本转化为资产的过程，对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资源无法有效地转化为资本并最终形成资产，中国的经济也就无法实现增长。而资源转化为资产的交易场所在资本市场，这就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出了“人民币资产定价”的要求，也即所谓的“需求”，根据“需求跟随”理论，这一“人民币资产定价”的要求也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对于金融体系尤其是资本市场的“需求”。

　　贸易分析：走向进出口大国

　　伴随着中国GDP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也越来越高。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程度也越来越紧密，在世界经济分工中的重要性也越发得到体现。通过表5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从1993年的2186亿美元增长到了2003年的7433亿美元，10年的时间增长了200％还要多。而中国的进出口商品和服务总额在世界总额中的份额也从1993年的2.29％增长到了2003年的3.94％，这样的增长速度也是绝无仅有的。同一时期内，美国的这一比例从1993年的14.07％下降到了13.48％，德国从9.22％下降到了8.67％，英国从5.23％下降到了5.08％，日本则从7.85％下降到了5.49％。这种变动反映了世界贸易领域新格局的变化趋势，体现出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快速、稳步上升。

　　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输出输入对世界贸易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通过比较世界各国商品服务进出口总额在总贸易中的比重演变趋势，我们发现，除了美国曾经在1994年到2000年这一阶段内存在上升的趋势之外，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均缓慢下降，而能够始终保持上升趋势的只有中国。

　　在中国国际贸易绝对额和相对额均稳步增长的经济条件下，中国在亚太乃至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越来越大的贸易规模和高速的贸易增长率是支撑中国成为贸易中心的重要基石。而贸易中心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结算和清算，为一国成为国际结算和清算中心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伴随着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数额的不断增长，中国提供的结算和清算数额也逐步增加。正如历史上的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一样，中国也正演进成国际重要的结算清算中心之一。

　　中国国际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国际贸易结构的不断升级进而成为人民币资产交易中心的重要支撑因素。而中国资本市场能够实现人民币资产交易中心的关键功能仍将是“人民币资产”的定价功能。正如前文所述的机制，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微观角度，人民币资产交易规模的扩大、参与者的不断增加、交易范围的深化等因素都将推动中国资本市场最终实现人民币资产定价的核心功能。

　　结构分析：经济结构的升级

　　对于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研究，主要讨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历史变化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中国金融资产变化的过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为货币化过程，另一条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分析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资产与GDP比例的变化，可以得出关于中国金融发展的结论;而通过分析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资产的相对变化，则可以得到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相对发展情况的结论。

　　下面将从分析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视角，讨论中国资本市场人民币定价功能这一话题。通过表6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类金融资产，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和股票资产在表中列示的阶段中都体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仅从绝对数量来看，增长最快的为股票资产市值，其余依次为国债资产、金融债资产和M2。这反映了中国股票资产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而从中国各类金融资产所占GDP的比例来看，根据中国各种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表我们可以看到，占GDP比例上升最快的依然是股票资产，从1992年的占GDP的3.93％上升到2004年末的27.14%。

　　通过图3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股票资产在GDP中的比例波动性较大，但是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其他金融资产。而在排除了M2之后，股票资产则成为中国金融资产中占GDP比例最大的部分。其最大值出现在2000年年末，这一比例达到了GDP的53．75％。股票资产占GDP比例迅速上升，这反映了中国股票资产在中国居民金融资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更大规模企业的融资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在中国股票市场稳步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股票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及股票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代表性逐渐增强和人民币升值 的背景下，国际资本对中国资产的投资已经不再是历史上对H股、N股等在国际股票市场上市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而会逐渐转为对中国A股市场的投资。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型国有企业回归A 股上市、中国股票市场对国际资本进行投资的渠道逐渐扩大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些因素相辅相成地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人民币资产定价能力在不断地增强。

　　更加重要的是这一切也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具有“人民币资产定价权”的中国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平台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其对资产合理定价的能力和效率。一国的股票市场 成为资产定价的中心，其必要条件之一为市场规模应当能够承受大量资产的交易。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数据表明了沪深市场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并且已经初步具备了为大规模资产交易合理定价的能力。中国联通、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在中国股票市场成功上市的案例，也说明中国股票市场成功已经具备为大规模资产定价的能力。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中国股票市场在建立的十几年间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这一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速度。其次，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仍然偏小，占GDP的比例仍然较低，这与中国股票市场发挥其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功能，促进人民币资产的国际交易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持的战略目标，至少从现在来看是不相称的。第三，中国资本市场的战略目标与现实状况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的空问，这既包括规模的因素，也包括资本化率的因素。通过表7，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资本化率仅仅保持在30％～40%的水平是远远不够的，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相比较，中国这一比例，应当达到中国 GDP水平的60％～100％甚至更高，而这一水平恰恰是世界中等收入水向高收入水平过渡的平均值，这也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结合中国GDP的发展做出预测，估算中国市值的绝对规模。当中国的GDP水平在2020年分别达到50万亿元人民币、60万亿元人民币和70万亿元人民币的时候，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应当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到70万亿元人民币之间(以表7中2005年GDP为标准计算)。中国2006年12月初市值为7.3万亿元人民币，这也就表明中国市值的规模在下一个十年中将达到现有规模的 5倍～10倍，而这一规模的增加恰恰又符合了中国资本市场对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的规模要求，进而满足了中国经济发展对股票市场人民币定价功能的要求。

　　结论：成为世界多级金融中心一级

　　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效的金融体系，需要强大的资本市场，而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和强大的资本市场又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相互促进，螺旋上升。这一点已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得到了证实。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资本市场也不断成熟和完善，在完成制度性变革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又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建造一个更加广泛、强大和高效的资本市场，作为人民币资产进行跨国交易的平台，而这一平台的核心功能就是“全球人民币资产的定价”。这一平台也将使中国成为全球多极金融中心之一。正像美国是全球美元资产交易的定价中心，英国是英镑资产全球交易的定价中心一样，中国也将成为这多极中心中的一个。而这一人民币资产定价平台的最重要、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将是中国的股票市场，中国A股市场也将成为人民币计价的股票交易中心。

　　这一核心地位取决于金融体系、资本市场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在中国的实证。而支撑这一世界多极金融中心之一的关键因素分为两个层面，其一为规模因素，具体包括中国的GDP，总量以及中国进出口总额等；其二为结构因素，具体包括中国金融资产的结构以及中国资本化率等。中国的GDP总量和增长率决定了人民币资产的高成长性和高盈利性，决定了中国能够承载和支撑的人民币资产交易的规模，而中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总额决定了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决定了人民币资产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相对地位，也决定了中国由贸易中心过渡为结算清算中心，进而成为世界人民币融资中心的路径。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反映了金融资产在中国GDP中的不同分布情况，体现了中国经济的相对结构，而中国的资本化率则体现了股票资产在GDP中的比例。

　　比较中国的GDP总量、增长率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应指标，中国的GDP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不断上升，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平均每年9．6％的比例，这使得中国一方面有足够的宏观经济背景作为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多极金融中心之一的基础，又有迅速发展的潜能。中国进出口商品和服务的总额也与中国GDP指标相类似，这使得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被接受，人民币的国际地应不断提升，其坚挺的地位为人民币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奠定了基础，为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交易成为可能。中国较低的资本化率反映了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的高速发展和不断成熟又为这一要求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

　　比较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历程，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前景，我们可以得出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的结论：股票市场的发展并不是匀速的，并且方向并不是永远向上的，但是其整体发展的趋势则是明确的：在波动中不断实现增长，最终成为世界多极金融中心之一，并行使其核心功能——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 （本文摘自《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报告》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