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流动性过剩要打“组合拳”

　　上调准备金率虽有空间但负面效果不容忽视

　　次数 实际执行时间 准备金水平

　　１ １９８４ 年 企业存款 ２０％，储蓄存款 ４０％，农村存款 ２５％

　　２ １９８５年 １ 月 三者统一为 １０％

　　３ １９８７年 １０ 月 上调到 １２％

　　４ １９８８年 ９ 月 进一步上调到 １３％

　　５ １９９８年 ３ 月 由 １３％下调至 ８％

　　６ １９９９年 １１ 月 由 ８％下调至６％

　　７ ２００３年 ９ 月 由 ６％上调至７％

　　８ ２００４年 ４ 月 执行差别存款准备金；普通金融机构由 ７％上调至７．５％

　　９ ２００６年 ７ 月 由 ７．５％上调至 ８％

　　１０ ２００６年 ８ 月 由 ８％上调至８．５％

　　１１ ２００６年 １１ 月 由 ８．５％上调至 ９％

　　１２ ２００７年 １ 月 由 ９％上调至９．５％

　　１３ ２００７年 ２月 由 ９．５％上调至１０％

　　本报记者 黄宪奇整理

　　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建立以来的变动历史

　　本报记者 黄宪奇

　　尽管提高准备金率被认为是目前抑制流动性过剩的最重要手段，但这也面临“度”的问题。

　　在日前举行的“汉青高级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揭牌典礼”上，中外学者纷纷建言，要采取多种手段应对流动性过剩。在他们看来，为这些资金寻找好的去处至关重要。

　　准备金率上调仍有空间

　　兴业银行的鲁政委认为，从纵向历史角度来看，自1984年我国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累计进行了13次调整准备金率，其中（相对于上期）下调的只有3次，剩余的10次全部为上调。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曾超过20%（1984年）；即使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我国也曾在相当长时期内（1998年3月之前）执行13%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如果以13%为我国可接受的上限，以每次上调0.5%来推算，人民银行至少还有6次上调的可能空间。

　　从横向角度来看，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似乎也有继续上调的空间。尽管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相对较高。但如果进一步观察新兴工业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当前的准备金率水平似乎还处于合理区间。即使以台湾、马来西亚、捷克等12%左右的水平为参照，我国当前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仍有继续上调空间。

　　从经济状况的相似性来看，韩国在面临流动性过剩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可能值得特别关注。韩国1971年以来的23次准备金率上调中，其中为应付流动性扩张而进行的上调有10次，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为1978年的活期存款准备金率27%，定期和储蓄存款为20%。据此进行保守估计，当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总体平均水平至少在22%左右。

　　与会专家认为，外汇占款快速增长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由于存款准备金率连续提高有效缓解了央行货币冲销压力，因而基于其有效性的考虑，未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会继续上调。

　　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众所周知，准备金率的持续上调将降低货币乘数，进而弱化金融体系的货币创造能力。此外，作为猛烈的货币调控政策，一旦其上调幅度达到临界点，再上调的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将明显增加。

　　北京工商大学的高扬博士认为，货币供给总量扩张虽会使通胀压力加大，但还未成为现实的通货膨胀。因此，控制总量应是预防性措施，力度不可过大，否则可能会引起“超调”。况且，货币政策效果存在时滞，需要一定的观察期，不可因短期效果不明显而继续加码。

　　根据高扬的研究，准备金率持续上调虽然能够抑制信贷总量扩张，但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而且其应对结构性风险也无能为力。主要根源在于，第一，贷款银行主要集中在国有商业银行；第二，资金流向多为地方政府市政建设项目以及由政府担保的项目，民营企业相对较少；第三，资金的地域流向多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区域。

　　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属于“一刀切”政策，不存在信贷扩张问题的银行也要受到“连累”，不得不紧缩并不过剩的流动性，这将影响其经营状况。由于信贷扩张主要集中在几家资本充足率相对较高的国有银行，这种干预政策也会遇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冲突。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货币供给总量上能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在调节结构性问题、降低信贷风险上的力量很微弱。高扬认为，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虽可抑制信贷总量扩张，但与此同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不能解决结构性风险等问题，也必须予以重视。

　　抑制流动性过剩需多管齐下

　　在本次会议上，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吴晓灵新闻,吴晓灵说吧)表示，中国使用准备金率还有一定空间，但肯定不能一直这么用下去，经济的问题要靠经济办法来解决，金融只是第二性的。吴晓灵的讲话无疑点出了未来中国应对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政策导向。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陈雨露表示，目前可行的方式是对货币投放，特别是银行的信贷投放采取总量控制。另外，建立有效的投资渠道来消化流动性过剩。这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新能源、新农村建设；二是加深金融市场的广度，特别是加快债券市场的发展。

　　对于中国对外经济的失衡，陈雨露认为，需要解决我国企业走出去问题，并想尽一切办法控制短期资金流入。

　　“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是可选择的手段之一。”高扬表示，从国际收支 来看，贸易顺差仍呈持续扩大势头。这表明进出口部门对汇率变动还不够敏感，小幅度汇率变化尚不能引起国际收支的显著改变。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 还有相当空间，进出口部门的承受能力还相对较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过去中国采取的是鼓励外资流入的政策，税收方面一直采取优惠待遇，这是不合理的，应予以取消。“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已对短期资金的流入给予了限制，我认为应该继续限制，无论是外来的压力有多大。”

　　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也被认为是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手段。很多业内人士认为，由于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导致居民对未来某些开支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心。这种顾虑使得即期消费延长成为了远期消费，储蓄率因此居高不下。许多专家提出，要积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从根本上提高消费水平。

　　近期有关成立外汇资产管理公司来抑制外汇占款过快增长的提议被炒得沸沸扬扬。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士认为，这将有助于斩断外汇输入与货币增发之间的必然联系。(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