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最没有悬念的一次加息行动悄然降临。
这被普遍认为是宏观调控实行偏紧政策的一大步骤。
不过,在认可宏观调控从行政手段退身市场取向的同时,我们认为,目前忽略综合经济手段而过分倚重金融手段的做法并非完美选择,须知市场手段并不完全等同于金融手段。
两次上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之后,2月份CPI 同比增长2.7%,而信贷更是迅猛如常,引发了央行对通货膨胀 的担心,最终导致加息政策出台。
这是对通胀压力的释放,当然也能对流动性过剩加以缓解,但从抑制宏观经济中的种种现实矛盾而言,仅仅用金融手段是不够的。
其实,新一轮的投资过热或者说是一直以来想压而压不住的投资过热都是因为资金的边际收益与成本之间存在较明显的空间,造成了投资快速扩张。而从减少资金供应的角度入手的确是可行的思路。但是,种种对流动性的对冲工具当中,央行票据增加央行的成本,而上调准备金率压缩了商业银行的收益率,加息又存在扩大国内外利差进而引进热钱等负面效应。
因此,这些金融手段都不能算是最理想的选择。
在加息出台的第二天,就有报道显示政策对楼市和股市的影响有限。由于真实需求的刚性和预期涨价等因素,开发商往往将自身的资金成本压力转嫁给消费者,从而进一步推高价格。
因此,在调控思路从行政、法律转向市场的时候,经济手段也应该摆脱纯金融的窠臼,向更宽泛的领域延伸。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凸显的几大矛盾问题主要有投资过热、国际收支 不平衡这两大难题。因此,在后一个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前提下,旨在抑制流动性过剩的金融手段往往会带来前一个问题的急速反弹:2004年以来央行每次加息之后,都出现外汇占款的大幅增长。
也就是说,在贸易不平衡以及汇率形成机制不完备的背景下,单纯的金融手段带来的负面效应十分明显。而适时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弹性,才能够降低调控政策的成本。
我们知道,经济手段处理的是效率与分配的问题,研究的是关于怎样提高全社会效率和怎样分配更公平的问题。而金融手段则基本是从钱出发,用钱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通过经济手段的多样性和组合效果来寻求解决之道才是根本所在。(2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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