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着力点在哪里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结构失衡日趋严重。对内看，表现为“高储蓄、高投资”，储蓄始终大于投资；对外看，表现为顺差、外汇储备激增，国际收支失衡，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

　　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症结所在：资源要素价格扭曲

　　中国20余年的市场化改革主要集中于最终产品部门，通过在最终产品部门引入市场机制，改善了对各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促进了技术进步。

现在看来，产品部门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除了能源和水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产品之外，绝大部分产品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决定机制。

　　然而，中国要素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则明显滞后，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要素配置与定价的高度管制，使得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与国外相比普遍较低。要素市场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短期竞争力，因此，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创造了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格局。与此同时，这些扭曲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结构失衡，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风险。

　　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有禀赋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性过强

　　造成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其一，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存在禀赋的因素。

　　在一个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经济体中，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而引发的通胀似乎很难发生。劳动力市场充分自由的特征没有改变，中国的工资水平就不可能有显著的和过快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并持续超过工资水平的增长率的状态中长期内难以改变。

　　此外，继续保留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和尚未普遍实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进一步压低了劳动力的成本，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乃至全球产业链转移提供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租”(有关研究表明，如果将中国劳动力成本与人均GDP的比例设定为100，那么马来西亚的比例则是114，韩国为132，泰国为157，菲律宾为203)。

　　其二，最核心、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政府对经济主导性过强。

　　客观上讲，近年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的主导性均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大量的经济资源要素配置权还集中在中央各职能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手中，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很低，此外还有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政策所制造行政垄断，导致整个资源要素价格被人为扭曲。

　　在中国，土地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政府基本上可以决定土地的使用价格。提供廉价土地使用权，是各级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另外，缺乏严格执行的环境保护政策也降低了企业的直接生产成本。在经济改革的初期以及当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企业很少考虑污染治理，目前的发展通常是以延后环境治理的成本为代价的。换句话说，目前企业的盈利中包含了本应由子孙后代享受的好处。

　　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由于政府对各种资源拥有强大的掌控权，企业被资源控制权所“挟持”，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生存下来是难以想象的，大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不得不以变异的行为寻求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机会；银行同样被政府的资源控制权所“挟持”，因为土地、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行政政策，是当下银行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和政治担保，故此，在这个层面上，金融资源自然就服从于行政权力而配置，达成了资本与权力的结合。

　　简单核算一下，2006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收入3.9万亿，预算外财政收入5000亿，加上国有部门企业当年盈余近1.1万亿和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6000亿，政府可支配的财力高达6万亿，接近占到GDP的30%。这是非常惊人的比例。我们现在常讲的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政府部门储蓄在大幅增长，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在高达44%的储蓄率当中，政府部门的占比高达21%，也就是，有9个百分点的储蓄率是政府形成的。政府部门的高储蓄导致政府及政府主导投资趋势近些年明显上升，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政府直接进行和通过企业间接发生的投资目前已经占到整个经济中总投资份额的1／4左右。可以预知的是，这一比例在近三年可能以更为惊人的速度在上升。中国的“高投资”问题远非规模之忧，实则政府主导的体制之虞，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投资效率的问题。

　　资源要素价格扭曲下的经济失衡

　　其一，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为直接的驱动方式。近年来企业和项目微观盈利飙升，尽管这里面不乏宏观景气因素、企业管理改善因素，但资源要素价格扭曲所制造的“经济租”显然是带来“超额利润”的最为基本的因素，这更多反映为一种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在加速深化。这是中国投资持续高烧不退的最主要原因。

　　其二，扭曲的成本会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会增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向中国转移，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部需求。

　　其三，最根本的，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造成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扭曲。因为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宏观上表现为地区差距拉大、城乡差别拉大、收入差别拉大，全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此外，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如法治环境、诚信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居住、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由于得不到的政府财力支持而建设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改革困难重重(由于金融生态的缺陷)，一方面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民营资本融资困窘，而另一方面金融资源越来越向着大企业、大客户和垄断部门集中，信贷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国内储蓄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等等。故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国内消费启动不起来，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不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来平衡。

　　其四是内外失衡的格局下，旨在控制投资规模的宏观调控越来越陷入一个“死局”。

　　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出现贸易顺差，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平衡。所以当在投资受到抑制的时候，国内的庞大储蓄就转化成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在高储蓄率既定的情况下，投资和贸易顺差是一对跷跷板。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信贷投资扩张、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因果都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内外失衡之间相互交织、相互转化。

　　这或许是当下以收缩流动性和限制流动性运用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总是难以持续的根本因素。即便是在加息和提升准备金率起作用的情况下(当然目前更为直接的效果是通过行政措施，如信贷控制)或许短期内能将过快的投资增长控制下来，但显然消费需求在短期内是无法形成内需替代，而中国进口基本取决于国内的投资需求，因为进口的90%是投资品，如原料和能源包括技术等，消费品进口比例已经下降到很低(这是当下国际产业分工以及产业链不断向中国转移的必然结果)。所以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必然导致进口需求减速，而外部需求依然强劲的情形下，顺差增加只可能加速(我们的研究表明，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速与进口增速表现出极强的相关性，而与出口增速的关系不甚显著)，此时投资消费的内部失衡就转化为国际收支的外部失衡，也就是说，宏观调控直接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人民币升值压力。事实上，2004年宏观调控以来的情形便是如此，2004年以抑制投资过热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一个直接的效果是，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00多亿美元一下子激增至2005年的1000多亿。这种效应在2006年的宏观调控后愈发显著，7月后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逐步减速，贸易顺差开始逐月扩大，当然其中也不乏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化和贸易政策调整所导致的贸易部门企业行为的改变。

　　随后必然是增加的贸易顺差又形成基础货币的供给，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的过剩，自我实现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得热钱更快涌入，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货币市场利率低企，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开始急剧膨胀。中国的风险在于金融压抑使得金融市场发展极其滞后，资金基本靠银行体系，而当下中国银行(5.72,-0.10,-1.72%)体系的信贷又主要是抵押贷款，资产快速升值意味着实体经济信贷条件事实上的放松，实体经济的利率事实上的下降，加息效果又化为无形，经济中投资过热局面又可能卷土重来。如此循环使得中国的所谓经济周期因素已经越来越难觅踪迹，每一次调控的效果保持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短，直至根本不起作用。

　　未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着力点在哪里？

　　理清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后，就需要为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重新定位。笔者认为，中国未来宏观调控体系的定位应该紧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症结，方能达成解决问题的根本。其核心内容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

　　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就是要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内在的价格形成机制。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当前最为主要的措施是，使用税收机制根据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严格管理资源行业，包括交重税，利润上交国家，限制资金利润使用，服务于国家战略，优化竞争，履行环保义务等，可以使其从名义上和事实上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回馈社会，抵消生态环境与福利欠缺。这些配套的监管措施是放开资源价格促进经济二次循环发挥效果的基础。

　　当然，从深层次看，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最终必然涉及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等等，这是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二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的过高的储蓄率降下来，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如此，上下游企业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方能构建。也就是说，资源要素价格上涨因素一定要能向下传导，否则如当下，资源价格的扭曲而根本无法传导经济过热的影响，造成日常消费品价格不增，表面没有通胀，而实质上是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导致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三要注意资源要素价格调整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次序协调。

　　对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国内越来越倾向于让人民币以较快速度升值，但是，如果在国内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的情况下，快速升值的直接后果是，在继续用国内资源无偿补偿国外消费者的同时，主动通过汇率调整削弱了本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对外销售价格自然上升，从而抵消了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乃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的点，而资源价格是根本，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

　　故此，稳定汇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有限。并且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较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科学合理。

　　进一步讲，与其让本币升值提高我国商品的成本价格，不如让国内的要素所有者得到这块利润(因为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利润不是在外资手中，主要是中国企业受益)，最终同样能够达到倒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且还有利于启动国内消费。

　　我们认为，在一个以构建市场价格体系为核心目标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当下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有必要在价格和汇率之间做出权衡——对于通胀目标的过分谨慎，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很可能是不合时宜的。

　　客观上讲，中国目前的价格上升，反映的主要是由于工资、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相对要素价格调整。这种轻微的通胀反映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后的成本推动型价格调整，而非全面的市场供不应求。“轻价格、保汇率”应是货币当局现阶段的最为现实的选项：尽一切可能稳定汇率、平衡国际收支，为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争取更多时间。

　　作者：刘煜辉 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