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蘑菇云”：历史上几次主要核威胁

　　文/沈丁立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期待人类远离战争和威胁，但事非所愿。在最近的十多年中，各种地区纷争连续不断，冷战期间被两大军事集团压抑的国家与种族冲突大多不再受到控制，亚洲、非洲和欧洲接连发生严重冲突，直至本世纪初发生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和美国发动旨在推翻伊拉克政府的军事行动。

　　在冷战结束前后，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扩散也呈现复杂局面。

　　一方面，一部分国家放弃了核武器的发展。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即决定放弃核武器。原苏联解体后，原加盟共和国哈萨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均放弃了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另一方面，一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却违背国际承诺，在不扩散体系内秘密发展核武器，伊拉克和利比亚即属此类。

　　此外，朝鲜和伊朗也都被怀疑从事过类似行为，即朝鲜在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前，已经开始了秘密研制核武器的活动，而伊朗虽然宣称仍然恪守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但伊朗曾长期未能遵照其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的义务，及时将其核活动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汇报。这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做出决议，要求伊朗停止铀浓缩，而伊朗无意遵从。朝鲜和伊朗两个核问题的发展，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本文旨在通过回顾核历史，考察并分析历史上的几次重要的核威胁，以引起人们对当下全球核局势更深的思考。 首枚核弹：与纳粹赛跑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轴心国集团发起的侵略行动正惊扰世界。一时间，世界舞台黑云压城，受法西斯威胁的国家大都岌岌可危。

　　更为严重的是，倚仗物理学的雄厚基础，德国已经在原子物理学领域积累了相当的人才和知识能力，譬如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就在德国，并在纳粹的要求下开始了核武器的研究。同时，日本政府也做出了发展原子武器的决定。这些发展使美国的理论物理学家们深为担忧，犹太移民爱因斯坦等上书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陈述纳粹核武对美国的严重威胁，建议启动美国自己的核武计划，以避免由纳粹德国抢先制造出核武器。

　　这一战略性建议最终得到美国政府的采纳，于是代号为“曼哈顿计划”的美国原子弹计划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启航，在军人格罗斯将军的领导下，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国共同合作，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崇山峻岭中日以继夜地同纳粹核武器计划展开时间竞赛。盟国使用各种办法延缓德国核武器的研究，包括使用武装力量防止德国夺取挪威生产的重水。美国终于赶在德国之前成功地研制出首枚核武器，并于1945年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沙漠成功试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枚裂变武器。这一成就，避免了法西斯国家率先研制成功核武器，防止了人类受纳粹德国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核威胁的可能，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小男孩”与“胖子”的威慑

　　在与法西斯国家的核武器发展的竞赛中，盟国方面占了上风，同时二战也进入尾声。苏联红军进入战略反攻，不仅收复失地，而且席卷东欧，直指战争策源地德国。美国不仅成功开辟了欧洲战场，而且在太平洋战场屡屡得手，开始了对日本本岛战略轰炸以及同日本争夺外岛的艰巨战斗，双方在冲绳、硫磺岛等争夺中，都出现了惨烈伤亡，日本军方甚至表示将与列岛共存亡而绝不投降。

　　美国当局做出了政治上艰难并且备受争议的决定，就是使用来自“宇宙”的力量惩罚日本。1949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代号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弹，对这两个城市造成了严重伤害，并加速了日本宣布投降的决定。但在历史上，美国这一举动的道德与正义性一直受到质疑。

　　“小男孩”和“胖子”都是使用了武器级核裂变材料，前者使用的是浓缩铀，爆炸当量为1.25万吨TNT炸药，后者使用的是武器级钚材料，当量达到2.2万吨TNT炸药。这两次核爆炸，对人类生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以对长崎使用的

　　“胖子”的钚弹为例，它造成了当时城内12万人员的伤亡，约占全城人员的一半。（各种不同资料对数字说法有所出入，这里用的是长崎原爆纪念馆使用的数据。）

　　对日本的核轰炸，是原子武器自问世以来唯一一次对人类的使用，确立了核武器大规模毁伤性的性质。就单次使用而言，核武器无疑是最具毁灭力的武器。核武器问世之后，它对世界安全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毁灭作用，世界范围内要求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的呼声持续不断；另一方面，总体而言，世界上核武器非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出现了扩散，从只有美国一家拥有核武器，到目前已有近十个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或者虽未宣布但仍被普遍认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恰恰由于核武器的巨大毁灭作用，迄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二战结束以来还没有在实战中使用过它。人类一方面长期生活在核武器瞬间毁灭的威胁之下，另一方面核武器产生的威慑作用起到了阻止有核武器国家间大规模战争的风险，这就是核武器所带来的国际政治的悖论。

　　美苏核争霸

　　冷战期间，美、苏开展了进攻性战略武器的长期竞赛。美国起初在原子弹（裂变弹）上占有优势，接着又开始在氢弹（聚变弹）技术上领跑。美国在陆基核武器数量上领先了一阵，苏联不久就迎头赶上。然后美国开始陆基多弹头化，并且核武器部署方式又走向海洋。但无论美国如何技术领先，不久之后苏联总能在数量和质量上追赶，因此这两个国家一度分别拥有二、三万件现役部署的核武器，而且随时处于战斗警备状态。这给两国和全世界都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要发展核武器，自然免不了进行核武器试验。美、苏在冷战期间都开展了大量核试验，并从大气试验走到水下以及地下，对人类生命以及环境和生态都带来了相当恶劣的影响。据统计，美国先后做了一千多次核试验，苏联进行了八百多次核试验。据资料，美国试验核武器最频繁的时候，一个月内竟然进行了80多次核试验。美国进行的核试验中，最大当量为1500万吨TNT炸药，为广岛核试验当量的1200倍；而苏联进行的最大当量核试验达6000万吨，达到广岛核弹爆炸当量的4800倍。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认为，每一次百万吨级的地下核试验将在地下留下足够的放射物，在历史长河中杀害未来1万个人类的生命。可见，核武器的发展对人类构成了何等威胁。

　　美国曾在南太平洋的比基尼环礁地区进行大气核试验。1954年3月1日，美国又在马绍尔群岛进行有史以来最大的大气层中氢弹核试，致使160公里以外的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受到严重辐射。这艘捕金枪鱼的渔船在受到这次核试验的“蘑菇云”影响后，全体23名船员都出现了暂时性生殖机能低下的症状，久保爱吉于同年9月不治身亡，其他人终生带疾。美日政府虽然怀疑这与当时产生的放射性物质有关，但这些信息却长期被“秘密处理”，连因此患病的船员都没有告知。

　　这次事件导致了日本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反对氢弹核试验的运动，日本国民反美、反政府及反核情绪加剧，日美两国围绕船只处理、受害者治疗、赔偿等问题交涉，引发了战后以来日美关系的第一次危机。这一事件对美日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此调整了对日政策，于1955年4月9日制订了NSC5516/1号文件，改变了要求日本短期内重整军备的方针，而代之以渐整军备。

　　一触即发的古巴危机

　　在冷战岁月，美国曾五次动过使用核弹的念头。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第二次是越南抗法战争期间，第三次是五六十年代的台海危机，第四次是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第五次是六七十年代的越战。在五次核战边缘，古巴导弹危机曾达到一触即发之势，美苏双方都在核弹按钮旁徘徊。

　　1961年4月，美国中情局策划一千余名古巴流亡者登陆猪湾，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结果不出72小时，这批人员在猪湾海滩上遭古巴政府军痛惩。猪湾事件后，苏共决定军事上援助古巴，并以此试美国总统肯尼迪。

　　从1962年5月开始，苏联向古巴秘密运送防御性与攻击性核弹与常规导弹、一批伊尔轰炸机以及大批军人。赫鲁晓夫的动机在于：一、保护古巴，以防美国再度策动入侵；二、苏联从未在海外包括东欧部署核弹，而美国则在苏联周边遍设核弹基地或派核潜艇巡弋。苏联希望改变战略布局，在美国后院配置核弹，以求战略均衡，并弥补苏联在核弹数量上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三、肯尼迪是个比较软弱的总统，也许他不敢挑战古巴的苏联导弹。

　　中情局在1962年夏发现大批货轮从苏联和东欧驶抵古巴港口，苏联与古巴之间正在进行高密度的军事合作。苏联和古巴矢口否认有战略性导弹，肯尼迪政府最初也相信古巴不可能有攻击武力，但中情局的U2飞机于10月14日拍到清晰的苏联战略核弹基地照片。苏联在古巴兴建了24座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台和16座中远程弹道导弹发射台，总共有4.2万苏军驻在古巴(中情局错估为1万人)。当时，中情局估计古巴岛约有30余枚核弹，实际上有162枚。

　　肯尼迪政府得到报告后，经六天闭门辩论提出五种对策：一、侵略古巴；二、轰炸古巴；三、封锁古巴；四、要求联合国调解；五、不闻不问，任其发展。肯尼迪本人认为，最坏的对策是不闻不问，解决之道唯有谈判或开打，他决定以谈判代替动武。10月22日晚上，肯尼迪宣布苏联在古巴部署攻击性核弹，美国绝不容忍，他下令封锁古巴，200多艘美国海军船舰对所有开往古巴的轮船实施“隔离检查”。10月24日，一批苏联船队驶近封锁线，未作任何抗拒。10月28日，苏联宣布自古巴撤出攻击性武器，包括核弹、轰炸机和驻军，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这一风波才渐渐平息。

　　古巴导弹危机是历史上人类最接近核战的实例，在美苏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多有记载。危机面前，美苏双方互有退让，避免了严重的核对抗。 偶然事故的代价

　　美、苏庞大的核武库对其管理自己的核武器提出了挑战。尽管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力图提高各自核武库的安全、可靠与保安性，但核事故还是接连不断，对世界造成了严重威胁。其中原因，既同它们非理性的核武器军备竞赛有关，也同它们的核武器部署和维护方式有关。

　　譬如在冷战期间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是携带核武器升空值班的，而且美国军方规定在任何时候必须有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在空中值勤，以免出现全部核武器都在地面而被对方一次进攻所全面摧毁。这样一种“箭在弦上”的核武部署模式，显然大大增加了由于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坠机事故而发生核事故的风险，而这样的事故果然发生了。

　　美国把核武器事故分门别类，分别取代号为：“断箭”、“折矛”、“钝刃”和“空箭筒”，其中以“断箭”级核事故最为严重，它包括核武器丢失、着火和误射。美国桑迪亚国家研究所在一份秘密报告中显示：在1950－1968年间，美国共发生了272次特大核武器事故，其中107枚核导弹或原子弹在储存、组装过程中突然落地，弹体受损；48枚核弹头在发射台或发射井中突然脱落；24件核武器被飞机、舰艇误射；22件核武器在地面运输过程中运输工具发生交通事故。

　　人们记住的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核弹遗失事故发生在1966年1月。当时，美国一架B52战略轰炸机在西班牙上空加油时，同一架KC135加油机相撞，两机上的11名机组人员在爆炸中丧生。轰炸机上有4枚氢弹，其中两枚被引爆，放射线波及西班牙广大地区。第三枚落地后基本完好无损，被找回。第四枚坠入地中海。美国军方寻找了3个月，最终找到了这枚氢弹。据统计，这次行动及随后的核污染处理、赔偿等共耗资1.82亿美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伊拉克违约并秘密发展核武器，这引起以色列对伊拉克核反应堆的打击。这两种行为其实都是非法的，因此由核问题还引出了双重威胁。诸如此类的事件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无法在此全部回顾。

　　综上所述，核武器诞生以来给世界带来了巨大恐惧。尽管核武器没有在有核武器国家之间相互使用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其威慑作用稳定了国际关系。但人类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沉重，那就是全世界在过去六十多年中处于核威胁的阴影之下，不仅在冷战期间核武器构成了国际关系的主线，而且在冷战后核扩散等核威胁继续形成对当代国际安全的重要挑战。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