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解决农民工问题

　　需要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对策研究■辜胜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持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源于我国特定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特别是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力军，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迫切需要统筹解决流动人口和城市农民工问题，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他主张：需要努力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低劳动力成本驱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民工待遇，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市流动人口的有序流动，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要统筹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基于农民工问题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六个基本特征。

　　1．我国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量大、质弱、价廉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工业化表现为一种低价工业化（low cost industrialization）模式。当前的廉价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有力地支撑了工业化的低价模式。“价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工资水平低，农民工的工资是城镇职工的一半，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或者1／20；一是非工资性的成本低，农民工通过租赁廉价房、无社会保障等为政府、企业节省了需要支付的高额成本。2004年我国因雇佣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11462亿元的工资开支，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价廉”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流动人口和农民工“量大”、“质弱”的特点。我国农民工已经达到1亿多，80％以上的农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数量大和质量差决定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谈判能力低下，只能成为低工资水平的被动接收者。这种低工资的工业化成为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2．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待遇不公平，家庭不能团聚，这种状况使我国进城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二元化特征（dual system of citizenship）。在就业方面，农民工集中于脏、累、险、重、苦、差的非正规部门，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非正规部门由于工作岗位激烈的竞争和缺乏相关法律的保护，就业往往不稳定，也难以培养正规部门所形成的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在待遇问题上，农民工承受着“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不公待遇。城市“取而不予”，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市民所有的子女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企业“用而不养”，农民工在劳保、工资、社保、福利、培训以及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等受到亏待。目前，只有不到5％的农民工自购房，90％以上住棚、租房或寄住亲属家。在家庭生活方面，由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农民工往往选择单独外出，造成夫妻分居，老者、儿童留守，农村家庭分离。这种家庭的分离造成了家庭内部市民化进程的不同步，这最终拖延整个家庭的市民化步伐。

　　3．农民工退出农业难，进入非农产业取得稳定的工作进程缓慢，融入城市状况差，这些特点决定我国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semi－urbanization）。半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虽然进了城市但并没有完全成为城市居民（市民）的现象”。我国当前的“半城镇化”突出地表现为农民工既不能完全从农村和农业中退出，也不能完全地融入城市，身份得不到确认。在农村社保体制尚待健全而城市又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工往往把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不愿割断同土地的脐带，农民工在脱离农业关系时出现“退难”的问题。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大都集中于就业不稳定的部门，进入正规部门取得稳定工作的进程十分缓慢。基于身份差别所形成的社会保障缺失以及“城中村庄”的构建往往使农民工缺乏对城市的认同，社会网络内向化，很难融入城市生活，最终游离于城市经济的体制之外。

　　4．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是一种城乡两栖型，社会身份具有世袭特征，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方式变革即城式化具有高价特征（high cost urbanism）。城镇化可以分为有形的或物化的城镇化（Urbanization）和无形的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Urbanism），后者可以称为“城式化”。当前，城式化的高价特征表现为：第一，在两栖生存状态下，农民工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改变生活方式的成本非常高。一方面，农民失地严重，据估计目前失地农民高达4000万～5000万，这些失地农民多为农民工。另一方面土地流转的收益分配失衡。来自江苏的调查表明，在全省农地转用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农民只得5％～10％。第二，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城式化”本身的成本相当高。据估算，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的社会总成本为2．5万元／人。此外，高额的房价、医疗费和子女教育费用使农民工的生活方式的城式化代价很高。

　　5．农民工和城市流动人口流向过度集中于东南沿海，过多流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流动方式具有很大的自发性，这样我国由乡城人口迁移所推动的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具有一种无序性。当前70％的农民工集中在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狭窄，进城农民工大部分由老乡亲友介绍，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网络有限。这种流动方式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往往使流向过于集中，从而产生不良的影响：首先自发性往往造成盲目流动，宏观调控难以实施，地区性劳动力短缺时有发生。其次自发性产生的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使城市超负荷运转，“大城市病”日益显著。再次，城镇化发展出现脱节现象，“点”、“面”并未能有效结合，大城市往往只能“鹤立鸡群”，造成结构失衡，城镇化具有无序性。

　　6．农民工阶层不断分化，素质退化，地位弱化，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融合进程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态势。经过20多年发展，农民工阶层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老一代农民工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素质的退化，有所谓农民工“40岁现象”。他们接受的正规化教育程度比较低，职业培训较少，人力资本的积累极其缓慢。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一代农民工“青春红利”逐渐折耗，素质不断退化。新生代农民工或称第二代农民工的产生多是“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也不再适应农村生活；他们介于“生存者”与“生活者”之间，流动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由谋求生存向更高的追求平等和追求现代生活转变；他们素质相对较高，也更贴近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一部分人或作为创业者成为私营企业主扎根城市，或返回农村创业成为“返航人”。许多农民工经过打工实践，在外开阔了眼界，学会了本领，掌握了技术，拥有了资本，具备了创业的能力。因而，面对农民工内部不同特点的亚群体，其对城市的融合必然体现出不同的方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融合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态势。

　　（作者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煴疚南蹈�据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人口学会主办的中国人口科学论坛上发表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