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为何能保持“高增长低通胀”？

　　中国经济为何能保持“高增长低通胀”？

　　樊纲(樊纲新闻,樊纲说吧)、林毅夫(林毅夫新闻,林毅夫说吧)博鳌亚洲论坛上各抒己见

　　FN记者 袁蓉君

　　上周末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前后，因担心央行很快加息和公布的数据好于预期，沪深股市出现了先暴跌、后收复失地的走势。

不过根据目前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2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07年年会”上对记者表示，中国政府很可能一改过去较多采用行政手段调控的做法，转而更多地利用利率政策来调整投资和消费。而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认为，这两年政府采取的调控措施已见成效，今年一季度投资的增速与去年同期相比已进一步放缓，说明国内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缩。

　　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速一直维持着快速增长，2003年达27.7％，2004年26.6％，2005年25.8%，2006年也高达24%，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0%。林毅夫认为，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的。按照经济学理论，如此高速的投资增长自然会推动物价的大幅上涨。不过，中国却并未出现这种情况，一直维持着“高增长、低通胀”局面。林毅夫称出现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从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就出现了通货紧缩。他形象地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消费物价指数比喻为放在煎锅里的一条冻鱼，一面都煎得快焦了，另一面却是冰的。

　　而樊纲却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如果是投资很多，过剩生产能力很多，产品卖不出高价钱，那么企业一定会有亏损，银行也会有更多的坏账。但与此相反，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企业的利润在增长，而且利润很多。他认为，这首先是与最近这些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企业效率提高有关系。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企业效率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美国布鲁金斯基金会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过去20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6.4%。樊纲告诉记者，他所在的研究所刚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不仅是在制造业领域，中国整个经济在过去18年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幅在3.8％至4.2％。“这个数据在全球来说是比较高的。发达国家通常为3%至4%，发展中国家能达到1%至2%就很不错了。因此，效率的提高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又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这一现象”，他如是说。

　　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经济形势对很多学者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但为何中国政府却一直在讲要进行宏观调控呢？在解释个中缘由时，林毅夫表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投资高增长常常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域，2003年和2004年是在汽车、房地产领域，2005年、2006年集中在化工产业。“我们知道，高的投资增长，等到项目建成以后就会变成供给，很可能会使产能过剩的情况更为恶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推出了宏观调控政策，希望使投资增速慢一点、投资结构合理一点”，他说。

　　理论上讲，要让投资速度降下来，直接提高投资的成本——利率就可以了。但是，从最近两三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在动用利率政策时一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林毅夫认为，这与中国上述特殊的宏观经济状况有关。他说，提高利率也许会降低投资，因为投资成本增加了，但提高利率也很可能会降低消费。如果只提高银行的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存款利率，则很可能会增大存贷款利差，使银行具有更强烈的放款冲动。“由于中国很多企业80%的投资来自银行，基本上对利率不太敏感，所以，提高利率不见得真的能够增加其投资成本。正因如此，中国政府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才会考虑市场、法律以及行政手段的综合利用”。

　　不过，从今年的宏观经济情况来看，产能过剩的状况已大大减轻，这为动用利率作为调控手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林毅夫如是说。同时，今后企业对利率政策不敏感的情况会有所改变，因为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中已经有三家上市，其信贷文化、公司治理已有所改善，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无限制地给企业放贷，未来企业投资中自有资金的比重会增加更多，这也给加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他据此认为，今年中国政府很可能一改过去较多采用行政调控手段的做法，转而更多地利用利率政策来调整投资和消费。

　　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高达11.1％，通货膨胀不高，消费物价指数只有2.7％，零售物价指数仅2.1％。

　　从上述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的确不错。但樊纲称，有一些问题从长期来讲需要加以解决。他说，中国经济一季度如此高的增长速度主要体现在大量的外贸顺差上。“按照一季度的数字，到今年年底，中国全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将接近10%左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数字”，他说。

　　在经济学上，贸易顺差是一个国家的剩余储蓄。国内外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即中国高额的贸易顺差源于消费太低、储蓄太高。这两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居民消费占比降到40%多，加上政府消费一共占50%左右，而储蓄占比则上升到50%。樊纲认为，这首先还是因为中国人收入低，到去年年底人均GDP只有两千美元。而储蓄太高并非居民更多地储蓄导致的，“至少最近10年来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大概在25%至28%之间，并没有提高”，他说。同时，储蓄太高也不是政府储蓄提高引起的，虽然目前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了。这是因为政府现在用于社会支出的资金更多了，而不是更多的投资。储蓄提高的真正原因是中国企业的净收入特别是未分配利润大幅增加。除企业效益提高外，国企不向大股东——政府分红、中国企业不用缴纳资源收益税甚至特许权金直接导致了企业存款、未分配利润的大幅增加，增大了他们的投资冲动。

　　樊纲表示，中国巨大的、仍继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在制度上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政策上的问题，单靠人民币升值是不行的。他预计，鉴于外资流入增加、储蓄高、需求大，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已经从过去的约8%升至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