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扒联盟”能走多远

　　如果“扒手”被吸引到正当的“自食其力”的各种职业的空间更大的话，“扒手”生存的比较效益被大大降低，“扒手”现象一定会自然减少。于是，产生一个民间的“反扒联盟”组织，也就没有必要了。

　　                ——赵 杰（中央党校研究室）

　　“反扒联盟”是一些专门针对公共场所扒手盛行，通过网络联络和筛选，独立于公安机关之外，现场抓获扒手的松散的民间组织。

　　据报道，目前，厦门“反扒联盟”招募到了252名反扒志愿者，为厦门市民挽回近百万元的损失，抓了600多个犯罪嫌疑人，抓贼成功率60%以上。同时，也有关于宁波“反扒联盟”因为执法资格、失主不愿到公安局指认和作证等原因，最终解散的报道。这个新生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面临的诸多难题，正在影响着这个群众性的反扒组织的生存和发展。

　　看到这组报道，感慨良多。一群人，出于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秩序的治理。而且，他们撇开政府部门的指导，成为对治安状况“政府失灵”的一种“市场补充”。与扶贫济困、慷慨解囊，直接向生活中的底层群众提供无私的物质资助和精神鼓励不同，这个名叫“反扒联盟”的社会组织，向城市百姓提供的是一种叫做“安全感”的、理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

　　我认为，解决“反扒联盟”难题的思路，就孕育在“反扒联盟”产生的机理之中：既然“反扒联盟”只是社会志愿组织对政府公安机关行动缝隙的补充，就不能强调该组织是对公共行政机关活动的替代；既然群众的志愿行为可极大降低政府行为制止小偷小摸的成本，使得公安机关能专注于那些社会影响和危害更大的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就应该加强对“反扒联盟”的法律指导，以“反扒联盟”的志愿组织为平台，在保护好志愿者人身和财产安全前提下，织起一张群众组织与行政机关合作管理、和谐运作、成本低廉、群防群治的“反扒大网”，从而为老百姓创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4月10日，海口反扒志愿者大队成立，隶属于海口市青年志愿者协会，业务上接受海口市公安局交巡勤支队指导和管理。这可看作是反扒组织与政府机构合作管理社会秩序的开始。

　　消灭扒手虽是不可能的。但是，关注“扒手”生存状态，并通过积极改善社会管理，逐步铲除产生“扒手”的社会土壤，可能才是“反扒”的根本大计。扒手盛行本身说明的不仅仅是社会治安状况不佳，更说明流浪无业人群的数量众多和社会管理给处于社会底线的人群空间限制之严。试想，倘若有提着几把香蕉沿街叫卖就能有谋生糊口机会，或通过就业换来在城市生活的基本费用，扒手这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职业”就不会受到“垂青”。

　　就城市和谐发展而言，我们面临一个新的课题：在城市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的浪潮中，如何在让城市聚集高端人力资本和财富的作用发挥更好的同时，放松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或者过严管制，使得各类人员在城市中就业有门，创业有望，富业有成，正考量着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社会治理艺术。

　　放松管制，主要是清理政府权力对投资创业的不合理、过严的进入“门槛”，撤除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过时”的收费项目，更好地为各类人员提供“轻徭薄赋”、务实清廉的政府管制环境。比如，追究政府各项针对微型创业活动的收费的合法性和实际效益，一个城市的就业状况必然得到改善。如此，城市的发展活力必将与其宽容精神一道成长。如果“扒手”被吸引到正当的“自食其力”的各种职业的空间更大的话，“扒手”生存的比较效益被大大降低，“扒手”现象一定会自然减少。于是，产生一个民间的“反扒联盟”组织，也就没有必要了。

　　所以说，“扒手之虞”不在于直接打击那些“梁上君子”，而在于城市发展速度与城市管理水平的同步推进，在于城市聚集资本功能与现代文明宽容精神的同步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