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硬派环保局长力解五道难题

　　■本报记者　 张帆

　　 刘向东的办公室就在太原市最漂亮的汾河公园西畔。但从小在太原长大的他知道，几十年前这里并没有公园，可汾河水是透亮清澈的活水，不像现在要定期从上游水库引水才能保证其不致干涸发臭。

　　 这样尴尬的生态环境，总是沉甸甸地压在这个污染大省环保局长的心头，让他时时牵挂着那些被污染了的黑水黑土和生活在上面的人们。

　　 学中文出身，当过记者，又在流通领域徜徉多年的刘向东，之前纯粹就是个环保的门外汉。但其上任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却让业内人士也大跌眼镜。谁也弄不清此时还在谈笑风生的他，下一招会打出怎样的牌来。

　　 确实，这一年，这个环保局长的工作可谓是风生水起，连出奇招儿：全国首个给污染地市负责人写公开信，打破官场官官相护的潜规则；全国首推区域限批制裁措施，一改环保法规软弱无力的积弊；全国首家污染源在线监控，用高科技取代过去“小米加步枪”式的执法手段；全国第一个建立省级环境咨询委员会，用智囊团代替过去“拍脑袋”的决策方式。断电、断贷、断运，联动惩戒机制断了污染企业的命路；环保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则打掉了污染企业头上的保护伞。他从山西最大的国有企业开刀，把山西最大的合资企业、最大的民营企业都治在了严查重处的铁腕之下。

　　 有人评价，刘向东是山西官场罕见的强硬派。而他强硬的背后却是彻底的柔情。他说：我是山西人，怎么能不给山西老百姓争取一个干净生活的权利？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今年全国环保厅局长会议上感慨地说，中国的环保局长应该有一种刘向东精神。

　　 这个一上任就以“激情与责任”赠言下属的环保局局长究竟有着怎样的奇思妙想，刘向东给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理出了他这一年来着力解决的五大难题。

　　 其一，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之难题。刘向东认为，关键在于完善并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实施环境管理向容量总量控制转变，真正发挥环评对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新上建设项目绝不允许突破总量控制指标。区域限批的制裁措施正源于此。同时，抬高新建项目环保准入门槛，重污染项目一律收归省级环保部门审批。此外，推动出台有利于污染减排的政策法规，加大经济杠杆的激励作用，积极推进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从明年起，凡不搞规划环评和区域环评的项目，一律不予审批。

　　 其二，解经济快速增长污染物增长之难题。刘向东算了一道加减题，即通过控制污染增量，削减污染存量，使污染总量保持在环境容量允许的范围内，以实现利用环境容量优化产业布局，为经济建设腾挪出发展空间。在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减排方面，去年全山西省新建脱硫设施超过建国５０年的两倍，新建脱硫设施首次超过发电机组的建设速度，在化学需氧量减排方面，去年是山西省污水处理厂建成投产最多的一年，也是全省重点工业企业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最多的一年。其削减率处于全国中上游。

　　 其三，解环保执法手段软弱之难题。去年初步形成了环保执法统一战线，一改过去环保执法手段软弱、孤军奋战环保执行力差的局面。今年第一季度，省环保局已经列出了第一批１１７家“三停”企业的名单，作为环保攻坚战的第一个战役已经打响。

　　 其四，解处理事易处理人难之难题。这正是环境违法案件屡禁不止、积重难返的一个主要原因。山西省环保局会同省监委下发的《山西省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从制度上建立和完善了处理环境与违法责任人的监督机制。刘向东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现在看好像是和官员们过不去，但事实上是对他们的政治生命负责。

　　 其五，解环境监控手段滞后之难题。多年来，对企业排污大多实行人工监测，监测装备差，技术手段落后，大量企业排污缺乏约束。一项调查结果让人心疼不已，３０多年来山西先后投资７００亿元，建设了１５万多台治污设施，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管手段，治污设施闲置，偷排暗排现象普遍。全省治污设施运行率仅５０－６０％，而据估算，如果现有治污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排放总量即可减少２０－３０％。目前，山西省环保局已经提请省政府下达在全省重点污染企业推广建设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通知，其建成后，可基本实现对全省主要污染源的实时监控，强制污染治理设施全天候运行。

　　 尽管刘向东招招都打在环保工作的“七寸”上，但他仍对记者说自己是一个环保的“外行”，可是他话锋一转：如果连我这个外行都能在环保方面做出一点事情，那些“内行”们又怎会有理由来为自己的不作为“推脱”？

　　 刘向东的视野不仅局限于山西，他说，目前山西正在突破污染重围，由战略僵持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他和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吉宁（山西环保智囊团的副会长）有一个约定，那就是将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环境治理工作闯出一条路子来，然后去申请诺贝尔地球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