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屠宰业陷入双输困局

　　本报记者　刘树铎　乔国栋

　　监管者的苦恼

　　在陕西采访时，很多业内人士都说了这样的一句话：现在的状况对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是双输的局面！一方面生产企业无钱可赚甚至“逼良为娼”；另一方面百姓根本就吃不到放心肉。

　　陕西省猪肉市场的这种状况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又该如何来解决？这是记者最想探究的问题。

　　陕西省肉类协会的专家说，到目前为止，陕西省各地的国有肉联厂几乎都不生产了，私宰乱屠已经把国营企业逼得无法生存，要说没人管是不可能的，但是管不住，政府部门是很难管理的。咸阳市不久前一下子取缔了几家屠宰企业，但母猪肉、注水肉至今还没有禁绝，虽然打击和取缔的事情每年都有，但是打击了这个窝点，其它的窝点很快就冒了出来，也实在是没法管，你砸了他的锅，收了他的刀，对他来讲是没用的，再买就是了。政府投入其实是很大的，投资建立了市场，试图把交易环节规范起来，但这就如同检查卫生一样，检查的来了，他就赶紧擦窗户，检查的走了，一切照旧。2006年，陕西省曾经开展了生猪屠宰加工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私宰乱屠、制售病害肉、注水肉、劣质肉的行动，应该说有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先进的国家已经没有散养猪了，就是上海，也实行了规范化的管理，电脑记录，编号管理，每一头猪进入上海都清清楚楚的，一头猪一个户口，何时开始饲养，吃了什么药，何时出栏，流向何处，都有记录，但在我们这里根本就谈不到这些，甚至连收猪人都不知道猪是从哪里来的。

　　而且，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多头管理也是导致市场无序的重要原因，问题实际上早就看到了，但问题是谁来管，商业部门管流通、工商部门管市场、质检部门管检疫、公安部门管安全、农业部门管养殖、卫生部门管卫生、环境部门管环保，所以从表面上看，政府各部门好像都在管，但实际上是都管不了。

　　这位专家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培植大的定点屠宰企业，本地大企业是有这个能力的，主要是面临贷款的难题，但政府可以帮助协调解决。江苏、河南、山东等地的大企业也都想来陕西，政府也很想让他们进来，互相之间也谈了很多次，他们也都表示投入十亿元、八亿元的没问题，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政府必须把其它小企业关掉，哪怕关掉一半也行，就是这么一个条件，政府也没办法答应，为什么？取缔这些小企业太难了。

　　西安肉联厂负责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兴平的晁庄、解庄，一共有800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养猪、杀猪，这把很多正规的定点屠宰业逼得都关门了，后来，副省长带着公安去了，结果被困了一夜出不来。肉联厂的段厂长曾经和监察大队的人进别的企业取样，头都被打烂了，后来也不了了之。就拿西安这百十家小屠宰厂来说，原来说是压下去一半，结果却越压越多，小屠宰厂基本上是取消不掉的，他甚至感叹说，北京前几年注水肉、劣质肉也很猖獗，但这两年政府下了狠心进行整顿，现在规范多了，西安啥时候也办一个奥运会就好了，你看能不能管好。

　　针对陕西猪肉市场存在的问题，记者也采访了陕西省商务厅相关行业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承认了记者所采访到的都是事实，他说，陕西省440多家定点屠宰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很多企业都达不到机械化程度，这无疑给监管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加之私宰乱屠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的城乡结合部，而且主要集中在夜里，所以监管的难度是很大的，市场上确实有注水肉，比例多高，那就不好说了。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打击一放松，注水肉就多一点。关键是发现了注水肉以后，只能强迫下架，别无他法，这让让执法者左右为难。

　　第一、法规落后。执法依据主要执行的是国务院1998年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但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市场形势了，亟需一部符合现有市场环境和各地特点的新的监管、规划、实施等方面的条例，今年陕西省正在做工作，力争在年底之前出台新的地方性的法规。比如说注水肉，发现后该怎么办？法律无明确的规定，执法中就存在很大的难题。再比如对母猪肉的规定，只是说不能当鲜肉卖，但做饺子馅不行吗？这里面就有漏洞。

　　第二、认识问题。本来陕西省屠宰行业的基础就差了一些，而对定点屠宰的意义认识得也不够，主要是从方便群众生活的角度考虑，先满足群众的吃肉问题，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就显得不够了，也就是说，一开始着手解决的是数量问题，现在就开始面对着质量问题了，短缺经济时候没有这样的问题，但商品比较丰富了以后，也就随之出现了恶性竞争。

　　第三、执法队伍满足不了执法的需要，基层的监督跟不上。队伍多是聘用人员，没有正式编制。加之城乡结合部那些小的屠宰点既多又很分散，监管起来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因此，从现阶段来说，要想完全杜绝注水肉和劣质的猪肉还不太现实。

　　这位负责人说，从行业管理的角度，下一步的思路是这样的：1，首先加强执法环节，让执法队伍有保证；2，监管方式要改变，借鉴其他地方的监管经验，譬如北京，就是驻厂监督；3，对屠宰厂进行等级管理，划定销售区域，鼓励先进企业，限制落后企业，保证安全；4，机构人员、经费、编制、法律漏洞要弥补起来。注水肉显然赚取的是超额的利润，而正规的大的屠宰场为什么不注水？是因为违法的成本比较大，小屠宰场为了高额的利润是宁可铤而走险的，所以，进一步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也是可以考虑的办法。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市场好了，收益肯定是多方面的，消费者、中间环节、生产环节、加工环节都从中受益。

　　从企业家的角度，李进军分析认为，陕西省母猪肉、注水肉充斥市场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区域内缺少大型现代化屠宰加工企业，品牌肉引导消费观念改变的能力不足；第二，流通渠道相关部门监管不力。动物检验和工商部门都可以依法查收并销毁问题肉，但目前的现状是只收费，不管理；第三，餐饮行业的经营者只关注成本，不关注质量，管理者也只关注卫生不关注安全，但实际上食品卫生不等于食品安全。总之，政府对国内肉类市场的发展状况缺乏了解，对区域内的生产基地缺乏规划，没有目标，没有标准。

　　他认为，要解决目前的问题，一是政府推动；二是企业拉动。政府对区域内的生产企业制定标准，做出规划，培育一到两家规模化、现代化的龙头企业；关闭不达标的作坊式企业，让龙头企业来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让消费者认识到肉食品安全的概念和意义，同时认真落实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对流通环节的监管。

　　陕南农民的养猪梦

　　当记者赶到商州永丰镇街西村王振山家里的时候，60岁的王老汉正在家里犯愁：二十多头猪只剩下了一头，赔钱是铁定的了，关键是，本钱也没了，再想养猪也很困难，因为银行不会给贷款了，借钱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万一再赔进去怎么办？

　　记者看到，偌大猪圈里，一头猪在漫无目的地徘徊着。落日的余辉投进猪圈，本来很美的色彩，映照在王老汉脸上却是无法化解的愁云。

　　他的邻居，同样是60岁的余虎山老汉也在家里犯愁：养猪三年了，赔了几万元钱之后，现在家里只剩下了两头猪。余老汉咬着牙说，全家人盘算着把这两头猪先卖了，然后买几个猪仔，再慢慢一点点发展。

　　余老汉家里七口人，老伴，儿子，媳妇，孙子，两个孙女，可谓是儿孙满堂，但一共才三亩地却怎么也难以让全家人过上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无奈只能想到养猪这个维持生活的打算。

　　　2005年，养猪的农户都多少挣了钱，余家也动了养猪的念头，正好当年政府给养殖户提供了一万多元钱的贷款扶持，余家立马养了二十多头猪，没想到当年粮食价格上涨，猪价却落了下来，结果一下子赔进去一万多元钱。2006年的春天，他下狠心又养了五十多头，可是刚到七月份，一场瘟疫，这些猪全染上了链球菌病毒，一下子死了三十多头，年底一盘点又赔进去了一万多元钱。

　　余老汉领着记者到他家的猪圈看了一下，偌大的猪圈里果然只剩下了两头猪，“光修猪圈就花了几万元钱。”余老汉叹息着说。

　　余老汉说，现在村里养猪的都不是很景气，原来有十多家都养猪，但现在都不干了，只剩下一家，即使是这一家也由原来的一百多头剩下了不到三十多头，赔得更多。

　　相比之下，永丰镇冀挖村的养殖户白宏伟要幸运得多，养猪越来越多，挣钱也越来越多，已经被洛南县政府授予了“2005年度畜牧业养殖标兵”。

　　32岁的白宏伟看上去略微有点腼腆，但腼腆的白宏伟却做了村里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因此，村里人都很羡慕他，他也成了全村的“能人”。

　　　白宏伟只有老婆孩子三口人，一共也是三亩地，孩子在小学读书，尽管不是很穷，但日子过得紧绷绷的，白宏伟跟老婆商量了以后，一咬牙：养猪。

　　2000年，白宏伟养了三十头猪，当年就赚了3000元钱；第二年，养了六十头，年底又赚了一笔；转眼就到了2006年，已经积累了资金和技术的白宏伟一下子发展到了六百多头，年底竟然卖了40多万元，净挣了7万多元，开始大踏步地进入了富裕农民的行列。

　　白宏伟盘算着，如果政府支持一下，自己今年计划发展到一千头，这在商州甚至陕南都已经是养猪大户了。积累了资金和技术的白宏伟无疑已经成了全村、全县乃至全商州的农民致富明星。

　　白宏伟告诉记者，他的猪主要是销售给来家里收购的外地人，几年来已经有了一定的信誉，因此，销路基本上不成问题，但是，如果本地有较大的生猪屠宰企业可能会更好一些，一方面，销路和价钱上能有一定的保证，另一方面，必要的时候，凭着信誉，屠宰厂也能给一点资金或者技术上的支持，这样，养猪会更有发展空间。